《银英》阅读笔记丨杨威利:充满矛盾和胜利的丰富人生 二(一 )

二 杨威利的人格特质与思想言行

(一)杨威利的主要性格特征及形成原因

《银英传》中人物众多,各个人物的性格也多姿多彩,而杨威利恐怕是田中芳树在《银英传》里所塑造的所有人物中,性格特征最为矛盾、复杂,也最具魅力的一个。田中芳树在接受德间书店采访时曾表示,杨威利是“建设性的别扭的人物”,足见其性格的丰富与广博。

性格是人格的延伸,是指人类心理特征的整合,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组织。并在不同时间、区域下影响着人的内隐和外显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1]。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既受到先天因素的作用,又受到后天环境和个体努力的影响。一个人性格中的先天因素,笔者无从去探寻它产生的机理,因此,本文仅探讨形成杨威利性格特征的后天原因,以供各位朋友参考和交流。

1.矛盾

“矛盾”应是杨威利性格中最为突出的特质之一,在《银英传》中,田中芳树这样写道:

杨威利这个人是由无数矛盾所构成的有机体。他轻蔑军队,却又爬升至元帅军衔;他忌避战争,却又不断获得胜利;他对国家的存在意义感到怀疑,却又对国家贡献良多;他忽视勤勉的美德,却又缔造了无人可比的实绩。[2]

这种深度的矛盾及自我怀疑,杨终其一生都未能从中解脱。[3]

这段文字,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于杨威利矛盾性格的总结。后来用自己的一生追随了杨威利的先寇布也经常揶揄杨威利,因为他“虽然讨厌战争,但对战略战术这种知性游戏却又显得兴致勃勃”[4]。作为一个身居高位的军事指挥官,杨威利确实体现出许多与自己的职业和地位所不符的特征。那么,可以将这样一种矛盾看作是杨威利的虚伪吗?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探寻杨威利矛盾性格的本质。

从上文中可以看到,杨威利的矛盾主要在于他自身对于地位和实绩的淡泊态度与实际收获的地位和实绩之间的巨大反差,也就是说,杨威利所得到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并非杨威利内心所愿。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因为杨威利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才选择走上军人这条路的——这条路与他做学者的志愿大相径庭——而迫于时势,杨威利一直难以找到退役的合适时机,只好以军事将领的身份结束自己的一生。杨威利的职业志愿与实际职业的偏差,和他对于军人杀人的深深自责,使他永远没有办法真正认同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这让他在自己的职业发展上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之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杨威利性格中的责任感所致。杨威利虽然是不情不愿当上的军人,也不时产生干脆就做着无关紧要的工作直到退休的想法,然而当他被形势推到台前,此时如果继续敷衍了事,极有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的伤亡。出于保护他人的责任心,杨威利便只能尽自己的全力去完成属于自己的工作。对于杨威利来说,个人的功业无关紧要,但一旦人民的安危成为自己的职责所在,他就只能义不容辞。而杨威利强大的智慧又帮助他一次又一次超出人们预期地完成了他的职责。这样,便使得他在军人这条路上,到处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实绩。

既然杨威利的矛盾是因为他从事了本不愿从事的职业,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杨威利如果如自己所愿成功成为一个历史学者,他的这样一种矛盾便消失了呢?恐怕也不然。田中芳树假设过杨威利的另一种人生:

如果这两个人提早半世纪就降临人世,列贝罗可能会是一个廉洁能干、对自由行星同盟极有贡献的从政者,而杨可能是个算不上是二流的历史学者,也许会在学校举行家长会的时候,遭到家长“那个老师一天到晚叫学生自习,都不认真上课”的批评。[5]

无论是从这段描述,还是从杨威利在全书中表现出的淡泊性格,都可以看到,杨威利对于获得社会认可并没有太多热情,而只是希望过着随性自在的生活。而杨威利的矛盾在这个情境之下的表现则变成了“从事着自己热爱的事业,却依然缺乏积极上进的精神”。总体来说,杨威利并不是积极进取的人格类型,因此,即使他从事自身志愿所在的职业,恐怕也不会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进取者,而是会将性格特质中的矛盾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

如果仅是如此,杨威利的人物形象大概就要打一些折扣了。不过,在同盟第十三舰队中对杨威利性格最为好奇的先寇布,却在一次对话中有意无意透露了杨威利矛盾性格的本质。他评价杨威利“是个即使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也不完全相信自己是站在正义一方的怪人”,“没有任何信念却每战必胜”[6]

先寇布对于杨威利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杨威利的矛盾中蕴含着一种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正如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所言:“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因此,应该把杨威利的矛盾看作一种思维上的审慎态度。正是这一种审慎的思辨使杨威利避免了成为为守护信念而守护信念的卫道者,让他的思想更加灵活和包容。田中芳树在《银英传》第九本第四章中写道:“杨的人生、思考方式和价值观,总是像双重矛盾的螺旋一样旋转着,表面上看起来奇特,事实上却一直由安定的人格和宽广的包容力,在制衡着这种特质。”由此看来,在杨威利矛盾的外在表现之下,却有着十分稳定的精神内核——永远怀疑自己的信念,随时准备好打破固有思维,这使得杨威利的思想成为了源源不绝的泉。

最后,从哲学本身来讲,宇宙万物本身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所谓只有纯粹一面的人和事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杨威利作为一个内在世界极其丰富的人则更是如此。杨威利以极具包容性的性格,将各种的人格特质融汇在同一个个体中——如同包罗万象的宇宙一般——这样的矛盾与统一,让他的人格无时不散发着多彩的光芒。

2.包容

包容是杨威利的另一个重要性格特征,甚至是杨威利最为突出的一个性格特征。田中芳树在杨威利初次出场时便写道:“对于命运,他比莱因哈特更被动,更富有包容性。”[7]由杨威利直接指挥的同盟第十三舰队,其人员构成也体现出杨威利的包容——在他麾下,集合了性格各异,甚至在传统军人眼中看起来怪异的各类军人,其中包括被保守派军人认为有反叛可能的蔷薇骑士联队,和从银河帝国逃亡而来却坚持身着帝国军服的梅尔卡兹上将与副官舒奈德。杨威利自身的言行也处处体现着他性格中强大的包容力,从在外传《尤里安的伊谢尔伦日记》中,当和尤里安谈到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的厨艺时,杨威利说:“女性不必每一个都是烹饪高手。住在宇宙中的四〇〇亿人,有四〇〇亿种个性、四〇〇亿个善或恶、四〇〇亿的憎恶以及爱情、四〇〇亿人的四〇〇亿个人生。”这段话中,足见杨威利对人类多样性所抱持的宽容态度。当然,杨威利最为读者所熟知的,则是与尤里安的另一段对话:

“尤里安,希望你不要对敌国民众的生死抱着漠然的态度。”

“对不起。”

“不,不用道歉。不过,如果你带着‘国家’这副太阳眼镜来看事情的话,视野就会变窄,眼光就变得短浅。我希望你尽可能地不要只拘泥于敌我双方来思考问题。”[8]

在这里,杨威利的包容从性格层面提升到了思想层面,成为了一种自觉的宽容。在整部银英中,再没有一个人物能在包容力上与杨威利比肩。杨威利之所以能形成如此包容的性格,固然有他天生性格温和的原因,同时也可能跟他早年随父亲经商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杨威利的父亲杨泰隆是一个星际贸易商人,出于经商的缘故,需要时常在行星间来回奔波。在妻子去世之后,杨泰隆顺势把还是幼儿的杨威利带上了太空船。商船在宇宙空间航行,但商贸活动应该是要在行星之上完成。因此,当杨泰隆的商船在不同的行星停驻进行商业活动时,就成为了少年杨威利了解生活在不同行星上不同族群的风土人情的绝佳机会。《银英传》中的人类世界几乎布满整个银河系,因此完全有理由推测——即使同属一个政权,在如此广袤宇宙之中,各个行星之间的文化必然会产生差异,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因此,杨泰隆的贸易范围越广,杨威利所见到的文化类型就越多,对宇宙中的人类社会多样性的认识就越直观和深刻。而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就是一个人包容性格的前提。当一个人在性格形成的早期了解到如此多样的族群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宇宙空间、同一个国家之中时,势必会促进其“异族”的认可和理解,也能更直观地认识到,不同的族群之间并无绝对的对错之分,只是在遵循不同文化下的不同生活方式。天生机敏的杨威利,应该也很容易在早年长期接触不同族群的过程中,养成接纳和理解“不同”的包容思想。来自同盟的杨威利能够和来自费沙的波利斯·高尼夫成为童年的好朋友,也证明了杨威利对于不同文化之中的个人的包容。

早年随父亲在不同行星间经商经历,增加了杨威利了解不同族群的机会,养成了杨威利广阔的视野。同时,在进行商业活动的过程中,由利益和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冲突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父亲及其团队如何去协调冲突、解决纠纷,以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也应当是善于观察和思考的少年杨威利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内容。商人思维的平等与灵活,给了日后的杨威利在思考和处事方面的灵感,使他能够从容又平等地与不同类型的人相处,也更容易跳出政权、国家、文化的桎梏进行思考。

3.悲悯

杨威利极具包容力的性格,使他看待世界的目光中常带着悲悯。作为一个军人,他不同意将敌军的性命看作是可随意剥夺的:

因为无论是名将还是愚将,其杀人无数的记录都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愚将杀害了自己一百万人时,名将则杀了敌人一百万人。而在宁可被杀也绝不杀人的绝对和平主义者眼中,两者时没有什么不同的。[9]

杨威利悲悯帝国军士兵的生命,也悲悯帝国社会中的人民。他曾和尤里安有过这样的对话:

独裁者消失,从长期看,这对人类不是具有正面价值吗?尤里安想道,但是杨是不会只寻求这么单纯的见解的。杨拢拢他那头杂乱的黑发。

“对帝国的民众来说,那无疑不是好事。失去强有力的改革领导者之后,政治上就会分裂,更严重的话,应该说一定会有内乱产生。民众就成了牺牲品。那样就太残酷了!就这样,为了寻求同盟眼前的安泰,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可是,我们不能连这一点都管到吧?帝国的事只能由帝国来解决。”

杨怃然说道。

“尤里安,希望你不要对敌国民众的生死抱着漠然的态度。”[10]

杨威利的见识与思维十分开阔,性格又相当温和,非常善于与人类世界中性格、文化各异的个体相处。同时,热爱历史学的他也应该能认识到,主权国家只是人类社会某一阶段的产物,是一种“必要的恶”,不应把国家和政权的存在看作是人类的最高价值。综上所述,相比大部分长期处在单一文化类型之中,又懒于突破固有思维方式的人,他更容易跳出所在社会、文化、身份的限制,用更加冷静、客观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人类社会,这使得他的性格中带有非常强烈的人文主义者的悲悯。因此,即使杨威利在军事生涯中屡创胜绩,但他并没有一次为同盟军队的胜利感到欣喜若狂,读者反而屡屡见到诸如“杨注视着屏幕,仍然保持着坐在桌上的姿势,他摘下了军用贝雷帽,对着遭到败亡命运的敌人,不禁俯首黯然。他非常地疲倦,胜利总是使他非常地疲倦。”[11]“一想起这次胜利的果实将波及帝国民众,心灵的一双翅膀就显得益发沉重”[12]一类的心理描写。

杨威利是一个军人,战争时期,军人的工作内容就是制造死亡——自己的和他人的。杨威利作为一个制造死亡的军人,这样的悲悯是不是一种伪善?笔者认为不然。首先,伪善是指在言论中满口仁义道德,却在私底下行恶的人。也就是说,伪善的人所做的,是用语言上的“善意”为自己的恶行掩护甚至辩护。而杨威利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作为作过任何的辩护,也就是说,就他个人而言,他从内到外都认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一种恶。对此,杨威利甚至表示过自己应该下地狱[13]。他既没有为自己的作为辩护,也从不认为自己代表正义。因此,笔者不认为杨威利的悲悯是一种伪善。实际上,杨威利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做到了把伤害降低到最小,比如他最擅长的战法——集中火力打击,是一种以最高效率和最小伤害范围结束战斗的方式,又比如在《银英传》第一本第五章中,面对表示愿以全舰队“玉碎”以报皇恩的帝国军将领杰克特,杨威利选择只攻击他的旗舰,而任由其他帝国军舰逃亡。杨威利受身份所限,不得不制造死亡,他性格中的悲悯却使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深深的厌恶和自责,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尽可能让自己手上的鲜血少一些,以此来赎他认为自己永远也赎不清的罪。

4.机敏

在日常生活中的杨威利,是一个看上去十分普通、温和,甚至有一些迟钝的青年,但是一到了战场上,他的另一大性格特征——机敏——便充分展现出来。杨威利在同盟军中最响亮的名号是“奇迹的杨”“魔术师杨”,在《银英传》本传中,他亲自指挥的大小战役有十次,未有一场败绩。即使是面对政治和军事资源远超自己之上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杨威利也能通过自己强大的军事智谋,屡屡阻截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统一银河的宏愿。对此,田中芳树写道:“只要是解决和战术相关的问题,杨就算不上是个老实人,也不是个理想主义者。在获得胜利之前,杨可说是无比毒辣,毫不留情。”[14]就连费沙自治领的领主鲁宾斯基在见识了杨威利在战场上的表现之后,也称赞他“用兵如神”“才干恐怕还在罗严克拉姆伯爵之上”[15]。曾在早年和杨威利是好朋友的波利斯·高尼夫评价杨威利“领悟力强、心思又缜密。”[16]杨威利的旗舰休伯利安上的舰载机王牌飞行员奥利比·波布兰也认为杨威利“在谈恋爱方面拿零分,不过,若论起战略来,比他优秀的人倒是没有。”[17]

以上对杨威利的评价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他的智谋。杨威利之所以能够在军事上屡建战功,成为同盟军队乃至政府都不愿意轻易放手的重要人物,也是因为他在战略和战术上所展现出的强大智谋和高度应变。究其根源,一方面是因为杨威利广博的知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杨威利机敏的性格。

杨威利性格中的机敏,很难说没有受到父亲杨泰隆的影响。在上一章中,笔者提到,杨泰隆自己就以灵活和机智而享有盛名。因此,笔者推测,也许杨威利的机敏也有一部分继承于此,加上杨威利自己的善思好问,使得他的性格更加灵活与敏锐。这样机敏的性格呈现在军事上,为杨威利带来了极其辉煌的实绩。从21岁带领艾尔·法西尔市民撤退,到33岁与新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堪称“以一挡百”的回廊之战,杨威利在兵法上相继完成了声东击西(艾尔·法西尔事件)、兵不血刃(第七次伊谢尔伦攻略战)、反间计(德奥里亚会战中任用巴格达胥)、暗渡陈仓(巴米利恩会战)、无中生有(第十次伊谢尔伦攻略战)等古代经典军事战法的精妙再现,杨威利“同盟军第一智将”的美誉可谓实至名归。甚至连杨威利自己也对自己的谋略抱有自信,产生过能战胜自己的帝国将领应只有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想法。[18]新银河帝国的“艺术家元帅”梅克林格这样评价杨威利的机敏:

“杨威利真正伟大的地方,不在于他预测的准确度,而在于他使帝国军的行动或选择完全掌握在他预测的范围内。也就是说,银河帝国身经百战的名将们,总是在他预先设计好的舞台上舞蹈。”[19]

梅克林格的这段话准确地指出,杨威利的智谋不仅只是在“应对情况”,而是在“创造情况”。能够引诱如此多战绩辉煌的军事将领全数进入“杨威利的预设轨道”,仅靠思路上灵机应变这样的小聪明是远远不够的,要把“机敏”上升到“智慧”的层面,还需要对时局的清醒认识、对战场信息的解读与分析,以及对人性的准确把握。而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上天将以上所有特质都赋予了杨威利——早年随父亲行商的经历给了杨威利务实又灵活的精神,使他能够对于时局和战场形势做出客观的判断;来往于各个行星与族群之间的见闻,与失去双亲后体验到的人生起伏,使杨威利早早便通晓人性;对历史的热情则给了他扎实的知识和广博的视野。综合以上因素,在性格、心理、知识三大系统的支持下,魔术师杨威利才得以在战场上打出一张又一张使同时代的同僚和对手都惊叹不已的皇牌。

5.责任心

杨威利是一个对生命充满悲悯的人,他深知无止尽的争夺给人类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因此希望尽可能地过与世无争的生活。同时他也是一个通晓人性的智慧之人,他明白过于接近权势必然会身不由己甚至人格扭曲,因此他始终对掌握“高位”“权力”一类的人与事敬而远之。当处理完艾尔·法西尔事件后,他曾在心里期望能在一个边境地区的基地里等退休;当他先后在亚斯提会战和第七次伊谢尔伦攻略战中创下为人惊叹的战绩时,他对未来的规划是从军队退役;直到巴米利恩会战结束,同盟政府与新银河帝国签订停战协议,面对莱因哈特对其日后打算的询问,杨威利仍然回答想要退役。同盟是一个具有民主构架的社会,军人退出机制也并未被取消,杨威利屡次谈及退役却又没有退役,是因为他恋栈和故作姿态吗?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承认上文中杨威利的性格特征存在,那么,便可以排除杨威利是借威胁退役为自己谋利这一可能,在他的内心,确实有着退出军队,过平凡的历史研究者生活的强烈渴望,而杨威利始终不能遂愿,却是因为他内心深处的责任心。

人是社会中的人,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其与社会其他人的关系,以及自己身上所担负的职责。虽然杨威利确实和“勤勉”沾不上边,但并不意味着他的心中没有对“责任”的自觉——笔者认为,杨威利一直坚持远离权力,也可能是他认为接受越高的职位,必然会带来对社会、对人民越大的责任。如此大的责任,杨威利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个体承受得起,因此,他始终拒绝掌握权力。然而,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人便具有了社会性,更何况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社会中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个人要脱离社会而独自生存,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自然,杨威利和所在社会的所有其他人一样,也拥有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职责。虽然他所处的位置并非自己所愿,但对于他人生命的责任心使得他无法敷衍自己的工作。因此:

杨威利大概并不属于猛将那一类型,可是每次战斗,他总会站在最前线,尤其当战败之时,他一定会在舰阵的最末端掩护友军进行撤退。

杨认为这只是指挥官最起码的义务而已。[20]

从这一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杨威利的的确确厌恶战争和流血,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直到他的辞呈被批准之前,他都是一支军队的指挥官,如果自己因为对所在职位的厌恶而敷衍了事、玩忽职守,将造成更大的更无谓的牺牲和流血——而指挥官的第一义务,就是尽可能地保证自己的部下生还。杨威利不会为自己的晋升而争取,但他会尽全力为他人的生命而争取。

同时,杨威利在停战后无法顺利辞去职务,也是因为对部下的责任心。杨威利首次提交辞呈是第七次伊谢尔伦攻略战后,辞职失败的原因是席特列询问“新成立的第十三舰队该怎么办”。第二次准备提交辞呈是在审查会,面对政客们对自己无中生有的非难,杨威利大可拂袖而去,然而他仍然接受了政府的要求回到伊谢尔要塞指挥作战。最后,当同盟政府已然崩溃之时,杨威利在隐退和承担之间终于还是选择了后者。杨威利固然是在无奈之下选择了从军之路,但他至少在二十九岁之后的人生中还留在军队之中,并不是没有选择的结果,更是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于身边的部下、对于同盟军队,以及对于民主社会的责任,而做出的选择。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提到杨威利时说:“他从未怠忽过只有他才负得起的责任,一次也没有。”[21]并不是身为杨威利遗孀的溢美之词,而是对他生前事迹的客观陈述。出于义务而行道义之事,亦是人类道德之所在。

6.尖锐

在一般人眼中,杨威利只是一个非常温和的青年[22]。的确,和《银英传》中许多个性刚直的军人比起来,杨威利的整体形象要柔和许多。这样“柔且文”的常胜军人形象颇受东方文化下读者的喜爱,使杨威利“温和”的一面在读者群体中不断被强化。但如果过度关注杨威利的温和,便容易让粗心的读者忽略他的另一个重要的性格特征——尖锐。席特列就曾对杨威利说道:“你啊,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点都没变。从军官学校开始,你就是这样,脸上的表情很温和,嘴巴说的话却锋利无比。”[23]笔者在梳理《银英传》全书的过程中,发现杨威利表现出尖锐的场景并不少见。比如,在亚斯提会战的慰灵祭上,当特留尼西特正在同盟军人面前演讲:

“各位啊!我在此问一声,为什么这一百五十万的官兵会战死呢?”

“因为首脑部的作战指挥太差了!”

杨威利自言自语。当时众皆默然,这一声显得格外响亮。周围的人都愕然看向这位黑发的年轻军官。杨迎着其中一个人的目光直视过去,对方吓得惊慌失措,立刻将视线转回讲台上去。[24]

这虽然是杨威利的自言自语,但从效果上看,杨威利应该没有刻意地压低自己的声音。当然,如果仅是这样,杨威利也只是一个爱在私底下发牢骚的人而已。但被人发现自己在说什么之后杨威利的反应,便可称得上光明磊落。眼睛通常有心灵的外显之意,因而直视对方目光即是心灵与心灵的交流,杨威利在这一刻坦荡的回应,竟让对方吓得惊慌失措,立刻转回视线,退出这一场短暂却激烈的心灵交锋。仅此一片段,足见杨威利精神中十足的刚性。紧接着,杨威利用行动再一次印证了他的锋利。

这些人当中,只有杨威利仍默默地坐着,一双黑眼睛冷冷地盯着台上的演讲者。特留尼西特高举双手接受满场狂热的回应,忽然他的视线落在听众的第一排位置上。

    一刹那间,他的眼光一冷,嘴角不快地牵动了一下。因为他看到前排座位上有一个年轻军官竟然坐在原位没有起立欢呼。如果此人坐在后面,他可能就看不见了,但他却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在一片热烈的爱国情绪之下,眼前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叛徒!

    “军官,为什么不起立?”

    一位满脸横肉的中年军官怒道。他和杨威利一样佩戴着准将的徽章。杨转眼一看,平静地回答:

    “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想起立时当然就有不起立的自由。我不过是在行使这种自由罢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想起立?”

“我有不回答的自由。”[25]

不久后,当杨威利的养子尤里安·敏兹从他口中听说这件事,这个品性正直的十四岁少年都表示“就算您心里反对,起立拍手也没什么损失啊。在别人面前装装样子也就罢了!”[26]可见杨威利拒绝起立的行为并不是时下同盟社会的常态。也许正如尤里安所言,在场起立的许多人只是“在别人面前装装样子”,杨威利却连这个样子也不愿装,当面对由自己行为引发的后果——被忧国骑士团在夜里围攻私宅——也没有表现出一丝胆怯,杨威利锋利的一面可见一斑。在杨威利的日常言行中,这样锋利的时刻也不少。

当席特列通知杨威利晋升的消息时: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上面已经决定要升你为少将了,明天就正式递交给你任职令! 你知道为什么升官吗?”

    “大概是因为打了败仗吧?”[27]

当姜·列贝罗与同僚荷旺·路易提到杨威利时:

“上次那场审查会中,他是个勇猛果敢的抨击者,还是个不屈不挠的辩论家——这可都是你告诉我的。”[28]

当巴米利恩会战前,杨威利面对要求自己与市民约定“让正义获胜”的记者时:

杨原已在感情的门扉上了忍耐之锁,但是这时候那把锁仍然差点要迸散开来。当他正想朝着对方吐出如熔岩般灼热而毒辣的话时,一个比他冷静的声音插进来拯救了他。[29]

这样的锋利和勇猛,在杨威利的最后一战——回廊战役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帝国军的诸将战栗了。杨此时的用兵法,让人觉得用“猛将”来形容他比用“智将”更为贴切。杨的炮火极为猛烈,击碎了帝国军的抵抗,朝莱因哈特永远的乘舰伯伦希尔逼近过去。[30]

综上所述,杨威利绝不是一个仅有温柔和谦和的单纯文人形象,实际上,他的形象应该是文与武,智与勇的统一,缺少了任何一面,都将是不完整的。不过,也应注意到的是,杨威利的锋利从来没有用来针对过个人,他的锋利只用来针对事——即使是他最讨厌的政客特留尼西特,杨威利对他的抨击也是停留在他扭曲民主主义原则的言行,以及其言行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并没有对其进行过人身攻击。因此,笔者认为,在杨威利尖锐的言辞背后,是他高度道德感和责任心的体现。

关于责任心的部分,笔者在上文中已经做过阐述。此外,田中芳树也没有吝惜对杨威利道德感的描写,尤里安·敏兹认为杨威利“是个最正直的人”[31];第一次见到杨威利的先寇布,就对杨威利说道:“如果您不是个过于正直的人,那么您就可说是鲁道夫大帝以来最大的诡辩家了。”[32]杨威利对人始终是非常谦和的,在待人接物上,他始终保持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同时,他性格中的正直又让他无法忍受社会道德的堕落和政客玩弄政治的行为,他对于民主体制的认同,使他拥有高度的公民自觉——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每一个公民都应担负起建设社会的责任。因此,杨威利内心的道德感和公民的责任感,令其在面对制度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时必须显出尖锐的一面,去行使揭露、监督与问责的权利,为社会倒退增加成本。可以说,田中芳树用尖锐补全了杨威利作为一个公民和日后的民主体制守护者的形象。

7.叛逆

杨威利性格中尖锐的一面衍生出了叛逆这一性格特征。与模范学生尤里安·敏兹不同,田中芳树从来没有在杨威利身上使用过“乖巧”一类的形容。虽然先寇布曾用“一直遵从命令”[33]来形容杨威利,但实际上,杨威利做过不少“违反规则”的事——军校时代发起呼吁当局撤回取消战史研究系的运动;在值班时放过了触犯宵禁的亚典波罗,后来还与其成为朋友共同成立了“有害书籍阅读会”;在慰灵祭上拒绝起立,甚至引来了忧国骑士团的报复;巴米利恩会战后,藏匿了相当数量的军舰和军事人员在塔杨汗基地……以上种种无论是性质抑或影响都绝非寻常小事的事例,都证明了杨威利的反叛精神。

田中芳树这样形容杨威利的叛逆:

总之,如果有人居高临下地逼迫他“你要向右”的话,他就会明知不利而偏偏向左,这似乎就是他的性格。[34]

如果说真心话,杨的意思是,任何事情如果以规定来强制执行,就算是正确的,也令他难以接受。正是因为没有露骨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且知道应当在何种时机与场所下大喊“国王长着驴耳朵”,他才能够平安无事地领退休金过日子。不过在一个权力者或是其忠实猎犬看来,他无论如何都不像一只驯服的小羊。[35]

从上文中,笔者发现,杨威利的“叛逆”并不是“童年式的自我中心”的后遗症,他的“叛逆”蕴含了两种价值倾向——一是个人主义,二是反权威主义(这两种价值倾向都会在下一节中进行说明,在此不赘述),以上两种价值倾向的共同点都在于反对权力机构(掌权者)对个人自由的剥夺和控制——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杨威利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总是不遗余力地维护自己的自由权利,随着时势的衰落,他也义不容辞地去维护能够保障个人行使自由的社会机制。这样一种叛逆非但不是一种破坏,反而是杨威利人格具有建设性的明证——每一个民主社会下的合格公民,都应该为个人的自由权利抗争,时刻警惕政府的腐败和权力对个人权利的操控与侵夺。与他的锋利一样,杨威利的叛逆是一种有价值的叛逆。

8.幽默

上文列举的杨威利的种种性格特征,向我们展现了杨威利人格中伟大和庄严的一面。不过,杨威利的人格形象绝非只有伟大和庄严,他也有一些普通的、可爱的性格特征——幽默便是其中之一。

黑色幽默几乎是第十三舰队的军官们的集体技能,在波布兰、先寇布、亚典波罗等人精彩绝伦的伶牙俐齿面前,杨威利的幽默感并不突出。但将杨威利单独与同盟和帝国的大部分军官比较,他的幽默感至少应在其平均水平以上。

杨威利发挥自己的幽默感,大部分都在和养子尤里安·敏兹与知己卡介伦的对话中。比如在被忧国骑士团破坏了客厅后,给杨威利打来电话的卡介伦看到他正盘腿坐在桌子上,卡介伦说:

“原来阁下在家里习惯坐在桌子上。”

“这要看是星期几!”

杨坐在桌子上回答,卡介伦苦笑了一下。[36]

又比如,当谈及杨威利的年龄时:

军官学校的学长亚列克斯·卡介伦曾对他说:“你没有家庭之累,所以看起来比较年轻。”

“有这种丈夫的卡介伦夫人才辛苦呢!也只有圣女才有这种耐性。碰到这种蛮横粗暴的丈夫,一般的女性只怕一年也忍受不了吧!”杨这样反驳道。[37]

以及:

手里抱着五岁次女的卡介伦看到杨慢吞吞地还礼,故意露出促狭的笑容。

“怎么?好像满脸不情愿哦!”

“我的心灵受伤了,我还是单身汉,应该叫我哥哥就好了呀。”

在私下的场合里,杨总是用学弟的口吻对卡介伦说话。

“太奢求了吧!三十几岁还是单身汉,你不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反社会行为吗?”

“很多终生独身者对社会也很有贡献啊。要不要我列一张四五百人的名单来看看?”[38]

因为卡介伦是自己的同辈与至交,因此杨威利在卡介伦面前的幽默显得较为尖利。在面对养子和学徒尤里安·敏兹时,他的幽默则带上了少年般的顽皮:

“说正经的,卡介伦的女儿,还有先寇布的女儿,你喜欢哪一个,看你的决定怎么样,我也好有个心理准备哪。”

“提督!”

尤里安感觉自己的脸颊热了起来,热得令他自己都觉得意外。看到他的表情,杨反而有趣地吹起了笨拙的口哨。像现在这种时候,他倒挺适合做先寇布和波布兰的上司。[39]

“太麻烦了,不过如果是你要写来称赞我,那我会很高兴的。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将我写成一个充满了知性与魅力,而且冷静的男子!”

只要说到和自己有关的话题,他一定都会把结论归到玩笑的方面,杨就是这样一个人。[40]

在尤里安看来,他总是带着淡然的表情啜着红茶。

“怎么老想睡觉哪!看来我是苦夏啊,尤里安。”

“提督是‘苦四季’哟!不要把责任推给夏天。”[41]

当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成为自己的妻子后,杨威利也会和她开玩笑。比如,当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从同盟政府手中救下杨威利时,他对她说:

“哎呀,哎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泡汤了。”[42]

在杨威利即将去和莱因哈特会面时,他说:

“菲列特利加,我去会会宇宙第一的美男子,大概两个星期就回来了。”[43]

素来对杨威利的人格十分好奇的先寇布也敏锐地发现了杨威利言行中的诙谐:

在先寇布眼中,杨的表情不像是大敌当前、策划谋略的智将,反而更像是想对一个风评不佳的教师恶作剧的学生。[44]

甚至当遭遇生命危险之际,杨威利依然在发挥着他的幽默感。比如,当奉命秘密处决杨威利的军人问他最后的愿望时,得到的回答是“我希望能喝到宇宙历八七〇年份的白酒,之后才死去”[45]。最后,当大腿动脉被洞穿,即将因为失血过多而失去意识之际,他还在心里想“哎呀,‘奇迹的杨’变成‘浴血的杨’了。”[46]——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杨威利的这个想法更像是对自己未能完成和谈的遗憾的自嘲。

从心理学上讲,幽默是一种心理机制,是一个人的大脑面对冲突的应对。与不谙世事的少年的“无忧无虑”不同,幽默的内核通常是困惑的、矛盾的和悲伤的。但是,一个坚强的、健全的人格,为了不使这些困惑、矛盾和悲伤带来的负面情绪伤害到自己的心灵,便会将这些冲突以玩笑的、讽刺的、诙谐的方式表达出来。事实上,杨威利的人生绝谈不上一帆风顺,从他幼年时期起,他便不时经历着许多个人力量难以改变的挫折。无论是早早失去双亲的悲痛,还是缺少同伴的孤单,这些都是一个人人格形成过程中的不利因素。然而也许命运始终没有放弃杨威利,又给了他一个坚强豁达的性格,让杨威利即使在遭遇这样沉重的挫折后,依然能用一种健康的方式释放他的情绪,在这个过程中,杨威利的幽默感便逐渐形成了。奥利比·波布兰在与卡特萝捷·克罗歇尔谈话时提到,杨威利舰队中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把不幸当成一种商品来看待[47],而显然杨威利也是其中一员。与舰队中大多数人一样,杨威利的幽默,也是对无常人生的一种积极而坚强的回应。

9.消极

到这里,我们应该不难看出,杨威利的确是一个具有相当的人格高度的人。然而杨威利毕竟是人,既然是人,就一定不是完美无瑕的——和他性格中的积极因素一样,他的性格中消极和退守的倾向也十分突出。

在《银英传》中,有这样一段对杨威利的评价:

即使一些对杨威利不抱好感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没什么欲望的人,这是事实。而另一方面,对他怀有好意的历史学家们也不得不提及,他有一种不爱多交朋友和不懂争取机会的消极性格。[48]

为此,杨威利的理由是“嫌麻烦”:

他觉得最麻烦的,就是让那些持不同想法及价值观的人来了解自己。……

“对于不喜欢的人,我没有必要去讨好他。对于不想了解我的人,我也没有让他了解我的必要。”[49]

只要杨有意去做,他完全能够言语犀利,对政府高官极尽揶揄之能事。以前他之所以不这样做,一来因为没有机会,但更重要的是他嫌麻烦。[50]

既然和不感兴趣的个人交往都没有兴趣,杨威利自然也不乐于参加形式大于实质的社交场合:

典礼、宴会、演讲……海尼森充斥着这些令杨反感的仪式。[51]

由此可见,杨威利对于社交——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组织的——都兴趣寥寥。由于缺少证据,笔者不能对杨威利妄下“社交焦虑”的判断,但至少可以确定一点——杨威利是一个在性格上内向性非常强的人。

在维基百科上,对于性格“内向性”的解释如下:

内向者一般是安静的低调的、深思熟虑的,而且很少参加相关的社交活动。……典型内向的人大都愿意独处而不是与他人共处,虽然他们也愿意与亲密的朋友交往。他们习惯在一个时间只专注于一件事情。内向者倾向于说话前会先思考,内向者更愿意独自思考而不是与别人交谈。……尽管他们肯愿意同人交谈,同建立人际关系,但仍然着重个人的私人空间,但多数时间都处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52]

从这一段叙述来看,杨威利的性格无疑符合心理学对内向性的界定。“内向”与“外向”性格的形成,固然与一个人的先天性格有关,同时也受到其生长环境的深刻影响。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杨威利的早年是在一个缺乏与同龄伙伴互动的环境中长大的。即使是和最亲近的父亲,两人最长时间的交流也是坐在一起安静地擦古董,唯一提到的童年伙伴是只相处了两三个月的波利斯·高尼夫。少年杨威利热爱历史,愿意一个人沉浸在过去的人类社会中,正是他在精神上转向内在世界的明证。即使后来有了约翰·罗伯特·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两位好友,也是在杨威利志趣已经形成后的青春期晚期。在军校毕业后,杨威利仍是长期单身独居。无论是现实环境,还是精神世界,杨威利早已经习惯独来独往。在人格独立之后,杨威利便更没有必要,也没有需求要进行多余的社交活动。

对于一个平凡的人来说,内向也好,外向也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并无优劣可言。但是,当一个人面对其社会角色赋予自己的要求时,一些性格特征便会在某些情境中显得不利。对于杨威利来说,即是他作为被众人寄予厚望的军事指挥官,却由于性格上的内向没有表现出充分发挥自己才干的意愿。

一直到同盟军瓦解为止,杨只是担任最前线的指挥官而已,并没有处于制定战略计划的核心地位,这是导致上述情形产生的主要外因,但部分原因也在于他本人无意去克服这个外在因素。因此也有人批评杨消极而优柔寡断,他对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干有几分犹豫,这种价值观使他偏向了否定自身才干的方向。[53]

田中芳树还写道:

也有历史学家指出,杨有不想做第一人而宁愿屈居第二的心理倾向。譬如,杨对老前辈亚历山大·比克古提督倍加尊崇,并不单单是出于敬爱而产生的感情,也是他自己想居于第二位的深层心理所致。[54]

这里提到了杨威利内向性格的另一种表现——退让。杨威利不愿意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干,也许是出于对军人制造死亡的厌恶和自责,基于尽量减少流血的心理,他不愿意在军事上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态度。田中芳树在书中还列举了一些持不同观点的后世[55]历史学家对杨威利的评价,这些评价作为银英世界中历史学家的观点,不能将其作为事实来看待,但至少能从中了解到,有一部分人将杨威利的行为看作是不愿居首的表现。在外传《螺旋迷宫》中,杨威利有过在边境行星度过平凡一生的心愿,也从未表现出对于名利地位的追求,更遑论对“第一人物”的渴望,他的谦虚和自省又让他不允许对自己的才干沾沾自喜,综上种种,在他人眼中便就会显得过于退让。如果杨威利不是生活在同盟社会的危急存亡之际,时势又没有把他推到前线举足轻重的指挥官的地位上的话,也许杨威利的退让算不上太大的缺点,但当他的身上背负了太多同盟军队和社会的期望时,这便会成为一部分人批评杨威利的重要理由。然而也应该看到,即使杨威利未必是心甘情愿,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在一些关键的时刻,他也尝试着克服自己的退让去争取过一些机会。比如在亚姆利扎会战的军事筹备会上:

霍克的乐观论调令杨感到疲惫。杨压抑了想说“随你去吧!”的心情,再次反驳道:“帝国军的指挥官可能就是那位罗严克拉姆伯爵。他的军事才能是超乎想象的。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一点,研商更慎重的计划,不是吗?”[56]

杨威利的性格中个人主义[57]的色彩十分浓厚,面对霍克的观点,他的第一反应是随他去,因为霍克作为一个个体,即使他的观点在道德上被认为十恶不赦,但在受到法律审判有罪之前,他依然拥有公民的言论自由。杨威利作为个人,既没有权力剥夺霍克的言论自由权利,他退让的本性也不愿意对别人的言论多做议论。但考虑到霍克的地位和他的观点可能对同盟社会造成的影响,杨威利必须压抑自己退让的性格,拿出进取的态度和霍克争辩。同盟社会一步一步走向瓦解,杨威利对于同盟社会和民主体制的作用却越来越重要,此时杨威利的生命已不再只属于自己,也属于所有交付出生命和未来以换取民主体制存活的前人和同伴。基于自己的责任心、良知,以及对民主的认同,杨威利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几乎是用最大的努力压抑了性格中的退让,用生命为宇宙留下了一颗民主的种子。

10.*孤独[58]

内向、退守的性格,失落的少年乐园,过早被推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种种因素共同衍生出杨威利的一种心理状态——孤独。

杨威利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经历持续的失落——失去给其以生命的母亲、失去养育自己的父亲、失去做历史学者的理想、失去青少年时代的挚友,失去生于斯长于斯的民主社会……人生无常的悲哀,总体说来分为三大类——亲朋远去的悲哀、由幸福到不幸的悲哀,和走向死亡的悲哀。在杨威利三十三年的生命之中,他经历了亲人和友人的离去、国家和时代的衰亡,以及最终的自己的死亡,杨威利不是神,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接连经历如此密集的失落,很难不让人在心态上发生一些变化。因此,田中芳树也写道:

在孤独中,要保持心壁上没有任何裂痕,并非易事。[59]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到,杨威利的内心应该有着许多无法言说的苦痛——斯人已逝,他无从向理解自己的亲友倾诉。尤里安·敏兹虽说是自己的养子,也十分崇拜和亲近自己,然而出于年龄和阅历的差距,杨威利无法与他获得心智上真正的共鸣。即使之后第十三舰队组建,杨威利拥有了在志向上最为合拍的同僚们,但工作中的合作并不能代替情感和心灵的交流。也许是杨威利的性格过于内敛,也许是他的心灵十分坚强,大部分时候,人们只看到杨威利神奇的战略魔法和常胜不败的光环,兴致勃勃地向他请求下一次精彩的作战,却听不见“不败的杨”光环之下的一声叹息。人生如此,杨威利只得早早接受“谁肯相为言”的现实,将孤独掩藏在盖住脸的黑色扁帽,或不透光的太阳眼镜之下。

笔者认为,唯一有可能感知到杨威利孤独的两个人,应该是亚列克斯·卡介伦和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有着敏锐的感知力,加上对杨威利的感情,因此,她会看到杨威利的脸上会闪过一瞬间的痛苦失望的阴影[60]。卡介伦则作为杨威利青年时代一路走来仅存的一位知己至交,他与杨威利的关系应该是十分亲密的。在《银英传》本传包含的四年时间里,杨威利唯一上门拜访过的朋友只有卡介伦一家,卡介伦也乐于接受杨威利和尤里安·敏兹加入自己的家庭聚会。甚至在杨威利被刺杀后,他悲痛的更多原因都是失去了一位挚友,而非仅仅是失去了复兴民主体制的希望。鉴于卡介伦的心思缜密,与他和杨威利熟识的程度,他应该也体会到了杨威利内心若隐若现的孤独。笔者心里甚至有一个猜想:卡介伦坚持要远离朋友独居的杨威利收养尤里安·敏兹,除了一番明面上关于建立家庭的社会义务论调之外,也许也是希望尤里安·敏兹的到来能转移杨威利的视线,使他不要过于陷入孤独之中的善意之举。

综上所述,杨威利的性格矛盾、多元、丰富而富有魅力。他既有充满热情的一面,也有消极退守的一面;既有伟大高贵的时刻,也有幽默顽皮的时刻。他的人格形象鲜明而饱满,即使是不同年龄、不同认知、不同审美倾向的读者,也总是能在杨威利的身上找到共鸣。杨威利有时只像是你我身边一个普通的同伴,有时却又像是你我心中理想的样子——他因具有人性而亲切,又因超越了人性而伟大。


[1] 摘自维基百科“人格”词条。

[2] 引自《银英传》第七本第二章。

[3] 引自《银英传》第七本第八章。

[4]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七章。

[5]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七章。

[6] 与前一句,均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七章。

[7]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8]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五章。

[9]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10]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五章。

[11]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八章。

[12]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五章。

[13] 原文为:“杨心里想着,就算只有这么一次,阎罗王也肯定会为自己保留一个特别席位吧。”(《银英传》第六本第七章)

[14]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四章。

[15]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三章。

[16]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七章。

[17] 引自《银英传》第四本第八章。

[18] 原文为:“‘若是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自己倒也罢了,我可不想输给他的部下……’察觉到自己竟有此种想法,杨不禁一阵苦笑。他想这不是自信,而是骄傲吧?”(《银英传》第三本第六章)

[19]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三章。

[20]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五章。

[21]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六章。

[22] 原文为:“因为在一般人看来,他只是个非常温和的青年而已。”(《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23]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24]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25]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26]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27]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28] 引自《银英传》第四本第五章。

[29]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五章。

[30]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四章。

[31]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32]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五章。

[33] 原文为:“‘像你这样一直遵从命令、受法律束缚的人……’”(《银英传》第六本第七章)

[34] 引自《银英传》第四本第四章。

[35]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二章。

[36]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37]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三章。

[38]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三章。

[39]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五章。

[40]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九章。

[41] 引自《银英传》第十本第五章。

[42]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七章。

[43]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五章。

[44]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二章。

[45]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七章。杨威利说这番话时,是宇宙历799年。

[46]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五章。

[47] 原文为:“‘把不幸当成一种商品来看待,并不符合我们舰队的风气。’”(《银英传》第七本第八章)

[48]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六章。

[49]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六章。

[50]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六章。

[51]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一章。

[52] 引自维基百科“外向性与内向性”词条。

[53] 引自《银英传》第十本第六章。

[54] 引自《银英传》第七本第二章。

[55] 指银英世界里的“后世”。

[56]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七章。

[57] 这里的个人主义是构成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概念,并不等同于“利己主义”。

[58] 孤独并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情绪反应。但出于章节内容的考虑,只好一并放在这一节做简要说明。

[59]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六章。

[60] 原文为:“菲列特利加看到杨的脸上掠过了痛苦失望的阴影。这阴影在一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声叹息。”(《银英传》第一本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