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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英 随笔

《银英》阅读笔记丨杨威利:充满矛盾和胜利的丰富人生 二(二 )

(二)杨威利的主要思想

杨威利的精神世界丰富而深远,堪称他的人物形象中最具魅力、最受人瞩目的一部分。亚列克斯·卡介伦曾经评价杨威利为“那家伙自脖子以下全部都是多余的”[1],田中芳树也在《银英传》第二本第一章中这样形容杨威利——“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并不是头盖骨的外面,而是其中的大脑。”在本节内容中,笔者将尝试阐述杨威利的主要思想,以期窥其广袤深远的精神世界之一斑。

1.人文主义

在杨威利的思想中,具有十分明显的人文主义倾向。人文主义有两大特征——一是理性,二是博爱。在这一节中,笔者分别对其进行阐释。

1.1理性

哲学上的理性是一种运用理智的能力,是一种经过审慎思考,以推理的方式,推导出合理的结论的思考方式。[2]根据这一定义,杨威利无疑拥有典型的理性思维。又因为杨威利的内敛,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他内心感性的表露,使得杨威利的理性显得更加突出。

杨威利习惯用理性去解决问题,田中芳树写道,当他在面对任何一件看上去难以解释的事情时,都会“在人类理性和思维的范围内找出解答”[3]。他很少用非理性的态度看待事件,这点也可以从他对待鬼神的态度上体现出来——他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波利斯·高尼夫曾转述过杨威利对于神和宗教的看法:

“幻想出‘神’这种东西的人,是历史上最大的骗子。他值得钦佩的地方唯有其想像力和商业才干。从古到今,不论哪个国家,有钱人不都是贵族、地主和寺院吗?”[4]

杨威利曾在开玩笑时说“如果从明天开始,退休金突然增加十倍的话,那么就算叫我去信神也可以”[5],这可以作为杨威利是一个无神论者的间接证明。可以说,杨威利的理性思维具有非常强的人间性,是一种重现世的思想。

杨威利对历史的巨大热情也可以看作是其理性的佐证。历史是一门强调思维的学科,要对历史事件做出客观合理的分析,就需要运用高度的理性和严密的逻辑去甄别、解读、分析史料。虽然在事实上,杨威利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历史爱好者,并没有进入专业研究的领域,但考虑到杨威利为从事历史研究多次表达退役意愿,应该可以合理推测,杨威利始终在为进入历史专业领域作准备,据此,可推测他在研读历史的过程中,也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理性思维。

笔者认为,杨威利之所以能够得到“魔术师”的赞誉,并非因为杨威利真有点石成金的魔法,恰恰相反,却是因为他有着强大的理性。战争是人类付出成本最高的活动,因其是以无数人的生命和对政府财力巨大的消耗作为代价的,对于一个舰队司令官而言,对战术和形势的误判会造成大量生命——甚至包括自己生命——的消失,因此,理性是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最应该具备的素质。要实现理性思考,就需要借助缜密的逻辑。关于这一点,读者不难从杨威利每一次对战局和时局的运筹帷幄中体会到他极其严密和清晰的逻辑。笔者认为,杨威利之所以能够在多次作战中诱使对手一步步走进他设计的情境中,固然因为他的机敏和通晓人性,更重要的是他强大的逻辑使他能够对局势进行全面和客观的推理,从而思考出相应的对策。杨威利并不相信战场上真的会有非理性的奇迹,也不相信军事将领可以靠直觉获胜,所以,他对尤里安坦言:

“什么魔术、奇迹的,都是不知道别人的辛苦才会说出那种话。我是应用了古代的用兵术,把敌人的主力和根据地分隔开来加以各个攻击。只不过是稍微起了些效果,才不是使了什么魔术呢!”[6]

要使逻辑得以发挥真正的作用,就需要掌握第一手的准确信息,因此,杨威利对于情报的获取非常重视。在尤里安的记忆中,有一回杨威利甚至因为得到了期待已久的关键情报而手舞足蹈起来。在得到情报以后,杨威利对信息的处理和分析也显示了他思维的强大——在德奥里亚星域会战中,掌握情报仅三十分钟,他就制定出了作战计划,实在令人惊叹。[7]在战场上,杨威利强大的理性是其统率军队的重要资本,也是他保持常胜不败的关键。田中芳树写道,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局,他能够“马上恢复理智,下达命令。这是杨和莱因哈特所共通的优点。”[8]只是,杨威利本希望用理性和逻辑为自己在历史学界谋求一席之地,却没想到命运安排他将理性和智慧抛洒在战场上,这也许是同盟军之幸,但站在杨威利个人的角度,不能不说是一种吊诡的遗憾。

1.2.博爱

作为一个本应有着鲜明立场,敌我分明的同盟军事领袖,杨威利却是全书中最具有博爱精神的人。他曾在与尤里安·敏兹的对话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杨怃然说道。

“尤里安,希望你不要对敌国民众的生死抱着漠然的态度。”

“对不起。”

“不,不用道歉。不过,如果你带着‘国家’这副太阳眼镜来看事情的话,视野就会变窄,眼光就变得短浅。我希望你尽可能地不要只拘泥于敌我双方来思考问题。”[9]

在这段话中,可以看到,杨威利虽然身为同盟军队中的一员,却没有将“同类”的概念局限在同盟社会内部,而是跳出了主权国家的范围,将全体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对其施以广泛的同情心与仁慈——这是非常典型的博爱思想。《银英传》中的国家战争可以认为是宇宙规模的意识形态战争——同盟与帝国都以各自的意识形态为武器,对内进行社会动员,对外进行长期战争。虽然有费沙这样一股第三方的政治势力,但费沙社会规模本身不大,其管理者们比起政治优势更关心经济利益,此外,其领主鲁宾斯基又受到地球教的资助,很难称其为一股真正独立的政治力量。在这样的一种政治格局之下,身处不同社会的人们早已习惯用意识形态将世界分为“敌”与“我”,要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实际上非常困难。杨威利在说这一段话时的表情是“怃然”,可推测在他的人生经历中,应该对人类之间用“彼我”划分以制造对立和仇恨深有体会,同时也感到十分痛心,因此他不希望尤里安——这个他寄予厚望的学生和孩子也跟其他人一样,被意识形态限制自己的视野和仁慈。在上一节中,笔者阐述了杨威利包容的性格特征,这一特征加上他开放的思维和强大的智慧,最终形成了他的博爱精神。有关杨威利展现出博爱的时刻,笔者在此做出不完全的列举:

多多杀敌也意味着使银河帝国的许多女子陷入和她相同的境遇之中。那时候,帝国的女子们又向谁表达她们的悲哀和愤怒呢?[10]

实际上杨的确是感到愤怒。以死来弥补败战之罪倒也可以,但为何不自己独自去死呢?为何要强制部下陪着自己一起走上绝路呢?[11]

有战争就必须要获胜。那么胜利的意义又在哪里?让敌人产生许多伤亡,给敌人的社会带来损伤,使敌人的家庭离散。方向虽然不同,结果却一样。[12]

“在我的指挥下,死了几百万将兵。他们谁都不想死,谁都想过着和平富裕的人生,就连我也是这样。如果每个珍贵的生命都不用死就解决问题的话,那么战争本身或许就不见得那么可恶了……”[13]

从这些心理描写中,可以看出杨威利对于个体生命一视同仁的珍视,对藐视生命者的愤怒,以及目睹生命消逝的痛惜。此外,笔者发现,在整部《银英传》中,除了伊旺·高尼夫在和波布兰就同盟政府是否应该接纳银河帝国幼帝流亡而发生的辩论中表达过人道主义原则应高于意识形态之外[14],很少再有其他人明确表达过类似观点。虽然银河帝国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同样也以仁心著称,但受社会环境所限,他在国家观念上恐怕仍然认同贵族社会的身份等差,也承认军人与军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敌我立场,并没有展现出如杨威利一般的博爱思想。此外,即使受时势和身份所限,杨威利也在力所能及之处践行他的博爱:

即使如此,如今也到了极限了。由于不断供给占领地居民,第十三舰队的粮食几乎见底了。担任补给工作的乌诺上校爆发了不安和不满。

“民众所追求的不是理想也不是正义,只是粮食。如果帝国军运来粮食的话,他们大概又会跪倒在地,高喊皇帝陛下万岁吧!这帮家伙好像只是为了满足本能才生活的,为了让他们吃饱就非得要我们饿着肚子才行吗?”

“这是为了不使我们变成鲁道夫。”(杨威利语——笔者注)[15]

在这一部分的情节中,读者通常将视线集中到同盟政府不切实际的军事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亚姆利扎会战的惨败上,却忽略了《死线》这一章在分别塑造杨威利和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人格形象上的重要作用——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下令在同盟军占领的帝国边境地区实施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意在消耗远征的同盟军物资,更是向同盟军队抛出了“人道还是生存”的尖锐难题。如果我们承认莱因哈特·罗严克拉姆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就应该承认他在实施政策时能够充分考虑其产生的后果,并认为自己能够承受相应的代价。笔者认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对这项政策的走向大致应有如下三种预测:第一种,如果同盟军队坚守人道主义原则向边境人民发放物资,那就让同盟军队因为饥饿而陷入崩溃。第二种,如果同盟军队因缺乏物资而退兵,只要帝国再次接管边境并分配物资,被同盟军队放弃的原帝国人民便会因为同盟社会组织能力不足而更加依赖帝国政府。第三种,如果同盟军队选择为生存强行在当地征收物资,则可以挑起边境人民与同盟军队的矛盾,无论是仇视还是暴乱,都会削弱同盟军队的力量以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如此看来,无论最后的结果是以上的哪一种,对于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招揽人心、壮大自身实力来说都是极为有利的。因此,就连杨威利也忍不住说“实在做得太漂亮了,罗严克拉姆伯爵”[16]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该政策确实在当时发挥出了最大的效果——大量消耗同盟的物资,挫伤了同盟军队的士气,使其成为同盟军队在亚姆利扎会战中溃败的引子。然而,在莱因哈特·罗严克拉姆的焦土政策背后,却是一条只有在专制或独裁社会才能适用的逻辑——人民是政府治理的工具而非目的。如《韩非子·六反》中论述君主对于人民应“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因此,人民作为统治者建设强大国家的手段,理应被利用、被驱使。因为在人治主义——西方政治学中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逻辑中,强大的国家与君主才是最高价值。因此,当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使用奥贝斯坦建议的这项策略时,幕僚们并没有表现出反对,即使是最仁慈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态度也是迟疑而非明确反对,当莱因哈特向他解释“这是为了胜利”后,便没有再多言。然而,在以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自由为基本理念,认为人才是构建社会的最终目的的社会中,这一条逻辑是不能被接受的。正是基于此,杨威利才会想,“自己绝做不到这么彻底。即使明知这么做会胜利也绝做不到吧!这就是罗严克拉姆伯爵和自己之间的差别,也是自己对他感到害怕的原因”[17]。这一句如果不仔细看,很容易被理解为杨威利自忖和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组织能力的差别,然而笔者认为,这句话的更重要的一层内涵是在点明民主原则与专制原则的根本不同,即民主社会是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文主义基本理念而建构的人类社会形态。诚然,宇宙历796年的同盟民主已经式微,但在经过了两个多世纪的民主建设和改造的社会中,最基本的博爱精神依然存在。而一旦接受了“人民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的逻辑,民主就将彻底崩溃。博爱的理念要求无差别地平等地爱一切人——即无论其是同盟人,还是帝国人,都应被看作是平等的人类。所以,杨威利顶着全舰队饥饿坚持向边境地区人民发放物资,从动机上看,是不希望自己成为亲手破坏民主原则的鲁道夫大帝;从结果上看,则是以自身的博爱和莱因哈特的威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批判性思维

理性让杨威利用冷静与理智看待人事,也使他更能够审辨地分析事实,因而,在杨威利的思想构成中,批判性思维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中文语境的缘故,常有将“批判思维”误解为“批评思维”的情况,认为其仅是对事物的批评和质疑,而忽略了批判性思维的真正含义。批判性思维具有多个不同的定义,一般包括理性的,保持怀疑的,和无偏见的分析,或者是对于事实证据的评估。[18] 因此,批判性思维并非是批评事物,质疑也只是批判性思维的多种表现之一。关于杨威利的理性和重事实证据,笔者已在上一部分阐述。从杨威利的言行来看,保持怀疑与无偏见的分析,也确是他思想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在《银英传》的故事里,杨威利的后世形象是“民主旗帜的守护者”。在同盟政府瓦解后,原同盟人民的反帝国运动中,就有人喊出“自由、民主共和政治和杨威利万岁!”[19]的口号,把杨威利与自由、民主、共和并列,将他的形象上升到与政治信念并列的地位。然而,杨威利自己对于信仰的态度,却不如其拥护者们这样坚决。

在《银英传》第五本第七章,巴米利恩会战前,杨威利和先寇布有一段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关于信念的谈话,先寇布说杨威利“是个即使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也不完全相信自己是站在正义一方的怪人”,继而又说他“没有任何信念却每战必胜。以唯心主义者的观点来看,这实在是难以允许存在的事实”,杨威利的反应也十分耐人寻味:

“我一向认为,最坏的民主政治也胜过最好的专制政治。所以我才会为了优布·特留尼西特而同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作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念。”

嘴上虽这么说,杨的心中却不得不承认先寇布的指责是对的。他并不完全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同时,田中芳树也这样写道:

如果坚信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所有反对自己的人都是邪恶的,才能成就大事的话,那么杨似乎是没有办法成就什么大事业的。[20]

从上文可以看出,杨威利是一个不认同二元对立思维的人,也不愿轻易对人或事做出单一的价值判断。在他的认知中,并不存在一个绝对不变的唯一真理——更遑论认为自己是掌握绝对不变的唯一真理的人,同时,他也并不相信宇宙中存在着某一种绝对正确的信念。对此,他自己的解释是:

“其实所谓的信念,不过是人们为使自己的过失或愚蠢行为正当化,所使用的一种化妆而已。妆化得愈厚,其下面的容貌就愈丑陋。”

“为了信念而杀人,其实比为金钱而杀人更恶劣。为什么?因为金钱在大众间具有共同的价值,但是信念则在仅限于本人使用时才有价值。”[21]

当读到这里时,笔者再一次想起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话:“我绝不会为了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罗素说这句话时自有其语境,但其表达的主旨和杨威利在上文中的解释类似。信念是个人判断和选择的思想意识,因此,信念是因人而异的,任何一种特定的信念都不具有普世性,因为它是“化了妆的”,也是“仅限于本人使用的”。既然个人信念不具有普世性,就不应该过于执着地视其为恒久不变的唯一最高价值。对于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来说,更是应该时刻反思自己,基于事实和证据,不断辩论,不断调整和修正自己的观点——保持怀疑和无偏见的分析,正是批判性思维的另一大特征。

杨威利不愿过于坚持信念,也不认同将人类的道德、信念、价值完全对立的二元对立思维,一方面是因为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并不等于普世的人类价值,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极容易造成思想的固化和停滞。在杨威利和尤里安·敏兹关于战争、国家和人类社会的数次讨论中,他多次提醒尤里安,要跳出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框架去观察事物,因为思想一旦成型,便有僵化的可能。梁启超说“文明成为结晶体之后,流弊必滋”,也有类似的意思。既然如此,为防止思维的停滞,就必须保持开放,随时准备好打破自己。杨威利有思想,却从不认为独有自己有思想;他有信念,却不执着于信念的唯一正确,这样一种审慎的批判性思维,使他即使最终成为同盟社会末期众望所归的民主守护者,也避免了走上一条卫道者的道路。

3.和平主义

先寇布曾评价杨威利“是个即使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也不完全相信自己是站在正义一方的怪人”[22],杨威利之所以会表现出这样矛盾的一面,固然因为其审辨的思维,也因为他虽然身为军人,却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杨威利向往和平,这一点在《银英传》故事伊始便有明确的描写:

他(指杨威利——笔者注。)心中真正想要的不是飞黄腾达而是从军界引退,不是军人的荣誉而是平民的和平。[23]

在杨威利的回忆录里,也留下了一句话:

 “唯有能够忍耐和平之无为的人,才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24]

军队的本质是一种暴力武装,军人的任务是制造死亡。即使在和平时代,军人也难以避免使用致命武力及武器,战争时期更是如此。因此,在军队中常使用正邪二分的办法,将交战的对手看作邪恶的一方,强调自身行动的正当性,以排解军人心中对于制造死亡的不安和负罪感。但是,由于杨威利强大的理性和批判性思维,使他对于自己正在“杀人”这件事有着高度的自觉。

在杨威利的心理活动中,屡见其对自己正在杀人的反省。由于数量较多,笔者在此仅列举部分文段:

杨知道这是自己自私的一面,因为他正在让别人家的孩子去杀人。但是,杀人毕竟不是杨的本意。[25]

杨反省自己:杀了多少敌人?抢夺了多少东西?欺骗了敌人多少次?[26]

对杨来说,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杀人如麻者,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27]

对他来说,他所希望过的生活模式似乎已经建立,但是为了获得这小小的幸福,却牺牲了多少生命啊,这种想法永远不会从他的脑子里消失。[28]

“一想到自己杀害的人之多,真是感到害怕。只死这么一次的话,恐怕也没有办法补偿了。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不均衡哪!”[29]

“在我的指挥下,死了几百万将兵。他们谁都不想死,谁都想过着和平富裕的人生,就连我也是这样。”[30]

在这些字句中,充满了杨威利对由自己所制造的死亡的深深愧疚——不仅为己方,也为敌方。在杨威利的心中,始终认为自己应为这些流血和死亡负责。

“哦,不,人类全体会如何也无所谓。我只是想,我到底怎么做才能对得起那么多的流血呢?”[31]

但当他看到第十三舰队战死士兵的母亲所送来的一封信——“你和杀人凶手是同伙”——时,他的情绪又变得阴郁了。[32]

姑且不论雷内肯普本人,当一想到雷内肯普的遗族,杨就忍不住替他们难过。或许把他作为复仇对象的人,又要增加几个了。[33]

杨心里想着,就算只有这么一次,阎罗王也肯定会为自己保留一个特别席位吧。[34]

从以上文段中可看出,即使在战时状态,杨威利仍没有试图将己方和敌方军士的死亡合理化,也不曾产生为自己的作为脱罪的想法。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杨威利脑海里仍存在着类似“赎罪”的想法:

这个伤口已经变成血的喷泉了,杨的两只手全被染得鲜红。不过和过去因他而流的血比起来,这还是微乎其微……[35]

一个具有博爱精神的人文主义者,极大概率也会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这样的人基于自由意志,应该是不会进入军队的。然而,由于命运的玩笑,抱持着和平主义思想的杨威利却成为了一名同盟军队的军事将领,又因为时势推动和才能过人始终无法顺利离开军队。和平主义的底色让杨威利无法接受战争存在的合理性,这就成为了杨威利长期以来自我厌恶的深层原因——战败会造成己方的大量伤亡,战胜则会造就敌方的大量伤亡,无论如何,杨威利都无法逃脱自身高度道德感对自己“杀人”的指控。在杨威利的价值判断中,战争始终是一种无意义的恶:

尽管杨已俨然成为无人能出其右的战争名人,但战争在他眼里却一文不值。[36]

“百分之九十的战争,确实源于一些让后世人呆若木鸡的愚蠢理由,其余的百分之十,则是源于一些连当时之人都会震惊的理由……”[37]

为什么而战——这个问题是杨经常思索的,可是,越是在理论上探求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就愈来愈确定——战争是无意义的。[38]

“战争和恐怖主义只会使一些无辜的好人白白丧命,所以必须要否定它们。”这也是他(指杨威利——笔者注。)曾经说过的话。[39]

今天看到海尼森的主战派集会的实况出现在银幕上,感到不高兴的杨提督说道:

“尤里安,复习一下基本的问题吧。为什么战争是不好的事,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比它更能大量地生产无意义的死、无益的死和无谓的死了。不是吗?”[40]

由此可见,无论同盟社会如何塑造“不败的杨”“奇迹的杨”“魔术师杨”的军神形象,杨威利始终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一种价值,自然也不会认可自己军功的价值,为此,他干脆把军队授予自己的勋章全收起来放进地下室和橱柜的角落里[41]。杨威利曾对尤里安·敏兹说“我好像在做一堆蠢事”[42],也可作为其认为战争无意义的证据。因此,作为个人的杨威利在面对战争时,态度是非常消极和沉重的:

杨啪地丢开手中的资料,仰面倒在了沙发上。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他不得不扪心自问,自己所做的事情意义何在?当想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毫无意义时,杨的心情就轻松不起来了。[43]

杨注视着屏幕,仍然保持着坐在桌上的姿势,他摘下了军用贝雷帽,对着遭到败亡命运的敌人,不禁俯首黯然。他非常地疲倦,胜利总是使他非常地疲倦。[44]

“每次战争一结束,他就会想起自己对战争的厌恶,就会有些不开心。”(尤里安评论杨威利语。)[45]

基于此,在杨威利事与愿违的军旅生涯中,才多次提及和平,并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促成和平。在宇宙港面对主战派老妇人的言论时,杨威利的回答是“威尔长大时,世界也应该和平了。您也不需要强迫他去当军人”[46]。在第七次伊谢尔伦攻略战前,对杨威利尚未放下戒心的先寇布问他想要的和平是否可以永久保持,他的回答可作为对其和平主义思想的总结:

“在人类的历史上原本就没有永久的和平。所以我也不会有如此期望。但历史上确实存在过长达数十年的和平而丰裕的阶段。如果说我们必须为下一代留下某些遗产的话,我想最好还是和平吧。而把前一代遗留下来的和平维持下去,就是下一代的责任了。如果每一代都不忘记自己对下一代的责任,那么大概就能保持长时间的和平吧?如果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而把先人的遗产坐吃山空,那人类就得再从头开始了。也好,那也不算是坏事。”[47]

笔者认为,只有理解杨威利的和平主义思想,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杨威利始终未对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进行致命攻击的原因——作为无法摆脱军人身份的和平主义者,杨威利当下所能做的,即是尽自己的努力,用战胜皇帝逼其和谈的方法来停止战争。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战略层面,杨威利并不想真正杀死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48],从而引发银河帝国的社会混乱,造成更多的混乱和流血。比起皇帝的首级,他更想要和平协议。正因为如此,在回廊之战后,杨威利才冒着种种不确定的风险坚持前去与莱因哈特皇帝和谈——最终为其所渴望的和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里,田中芳树用希腊悲剧式的笔法,充实了杨威利的史诗英雄形象。

4.民主主义

杨威利的民主主义无疑是其思想中最为鲜明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说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被看作是专制政体的伟大领袖,杨威利则可以被视为是现代民主社会的理想公民。笔者曾于2018年写过一篇随笔《再谈杨威利的民主主义》,时隔两年后再读,不免发现文中有颇多错误,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在本节和下一节中,笔者将尝试从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对杨威利的政治理念进行阐述。

《银英传》的时空设定是距今一千五百年后的人类星际移民时代,由于田中芳树并未在文中对民主的概念作出超出现代民主政治范畴的创设,因此,笔者仍以现代政治学的界定来解读《银英传》中的民主概念。民主(希腊语原词为:δημοκρατία)一词的原意为“人民的权力”,是一种政体形式。何为政体?政体(form of government)是国家政治形态,正如其英文原意,这是一种政府组织结构,其核心内容为:国家权力归于人民,国家权力由人民直接或间接行使。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政府首脑和议会议员均由选举产生,代表全体公民行使国家权力。同时,民主也是一种政治理念,是一种要求社会建设保护和有效实现人权的环境。因此,现代民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政府;其二,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和公民生活;其三,保护所有公民的人权;其四,法律和程序适用于所有公民。[49]以上四个方面都同时包含了制度和文化两个层面,须知只有制度与文化互相支持,一种政治哲学才能在社会中扎根。从田中芳树的描写中,读者可以看到,同盟的政府结构并未严格遵守现代政府理论的分权原则,通过洁西卡·爱德华参加选举的情节,可以推测议会的存在,同时也有职权类似责任内阁的最高评议会。然而,同盟社会又存在与国防部长(内阁成员)联系密切的极端的国家主义团体忧国骑士团,以及丧失了民主精神只谋求一己私利的政府高级官员,霍克违反程序的升迁也可以看作是军队系统的腐败。综合以上情节,同盟应该是一个民主运行机制存在缺陷,民主精神也正趋向衰微的社会。但是,从人民选举议会成员这条民主体制的底线来看,同盟又确实是一个承认人民主权,并且拥有相应运行机制的社会。虽然同盟民主制度存在十分严重的结构漏洞和政治腐败,但仍应将其归于民主政体的范畴。综上所述,自由行星同盟是一个已经建立起相应民主政体,却因民主法制理念丧失正逐渐走向衰弱的社会,称其为“民主的末世”亦不为过。

虽然同盟社会已经出现忧国骑士团这一类与政府官员联系紧密的秘密政治组织,也有罔顾人民生命鼓吹战争的政客,但从田中芳树的描写来看,同盟社会中依然有相当数量认可民主原则的公民。比如积极参与议会选举以期推动社会改良的洁西卡·爱德华,主张人人平等的比克古及其参谋长邱吾权,在同盟沦陷后拒绝为皇帝莱因哈特破坏民主程序的前同盟政府公务员,更遑论在杨威利第十三舰队的主要成员中,除了帝国贵族后裔先寇布和流亡而来的梅尔卡兹,其他人都表现出了对民主制度和理念的高度认可——波布兰在同盟接受幼帝流亡时勃然大怒,认为自己应只为民主而战,高尼夫则强调人道主义,亚典波罗更是以民主主义的革命者为自豪,至于卡介伦、派特里契夫、姆莱、费雪等人,虽然没有明确表达过对民主的看法,从其言行中也能看出人人平等和自由意志等基本民主原则。有理由相信,虽然同盟的民主正在走向衰弱,但经过两百多年的建设,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理念此时仍是同盟社会的共同价值。

由此可见,杨威利从出生以来便成长在民主的制度和文化之下,这无疑是他民主思想的来源。巴米利恩会战后,杨威利与莱因哈特皇帝有过一次会面,当莱因哈特邀请杨威利加入自己麾下时,杨威利答道:

“如果我生在帝国,就算阁下不来邀请,我也一定会投效阁下麾下。但是,我是喝着和帝国人不同的水长大的。”[50]

从杨威利的回答中,无疑印证了上文的观点。杨威利是一个理性的人,他指出,如果不是因为他生在民主社会中,他也许就会抱持与民主不同的意识形态。一些读者将这段话的前半段理解为杨威利向莱因哈特表示投诚的意愿,我认为是对语境的曲解——结合后半段内容,杨威利分明是在理智地指出意识形态是建构的产物,以表达一个生长在民主社会中的人无法接受另一种对立的社会形态。杨威利思辨的头脑和柔和的性格使他极具包容力,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政治观念和文化在他心中都具有同等价值,田中芳树写道:“即使就杨本身而言,他对民主政治的忠诚,从另一面来看的话,也就是对专制政治的憎恶。”[51]这句话很清楚地指出——杨威利认为民主的政治观念是一种值得自己付出忠诚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目睹同盟种种破坏民主制度和文化的作为时屡次发出尖锐的批评,甚至因此遭到忧国骑士团的报复,以及在审查会上被指控藐视国家。如果不能理解杨威利批判同盟社会的建设意味,便会对杨威利的立场产生误解。

诚然,如果杨威利的民主思想仅是社会建构的结果,那么他就将只是一个被动接受民主意识形态的普通人。但笔者认为,民主是杨威利做出的价值选择,当莱因哈特指出同盟给予杨威利的待遇和他的功绩不符时,杨威利回答道:

“我本身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回报,而且我喜欢这种水的味道。”[52]

此外,巴米利恩会战前,杨威利面对先寇布的质疑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我一向认为,最坏的民主政治也胜过最好的专制政治。所以我才会为了优布·特留尼西特而同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作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念。”[53]

虽然紧接着杨威利便意识到自己并不完全相信刚才所说的话,但笔者认为,这是杨威利的理性和思辨所致——他不愿意执着于信念的唯一正确,但这并不等于杨威利认为自己的信念是错误的或毫无价值的。结合杨威利在全书中的种种言行,可以确认在杨威利心中,民主制度和观念具有相当高的价值。田中芳树也在后文中写道:“民主共和政治是最好的体制,这个想法从未在他(指杨威利——笔者注)心里动摇过,不过他却一直以直接与间接的方式,体验着这个体制以最差的形态被运营时的状况。”[54]因此,杨威利的民主思想固然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更是其经过理性思考后做出的价值选择——并非是民主主义选择了杨威利,而是杨威利选择了民主主义。所以,杨威利才会在自由行星同盟这个“最差的民主体制”中,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求一线转机。他的所有行动并非为同盟政权的延续,而是为保存民主的制度与文化。莱因哈特·罗严克拉姆看出了这一点,向他直言道:“你的忠心只是针对民主主义”[55]。杨威利在当下并没有做出明确答复,但当同盟终将面对它不可避免的末日之际,田中芳树这样描写他的心情:

他不能接受这一事实——自冒险进行一万光年远征的国父亚雷·海尼森以来的历史,以及无数人所蓄积的希望、热情、理想、野心、喜怒哀乐,这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历史竟然只能叠在一具叫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死尸头上。[56]

不久后,他又向童年伙伴波利斯·高尼夫坦陈:

“从旧银河联邦被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篡夺而灭亡,到出现亚雷·海尼森为止,整整经过两世纪。民主共和政治一旦被连根拔起,要复活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反正是要花费几代人的心血,最好能多少减轻下一代人的负担。”[57]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杨威利对于自身行为的自白——他以前所未有的勤勉和积极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在民主式微的时代中,能保留一丝民主的可能,以待其复萌之日。须知革命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亦非一代人所能完成,杨威利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极有可能无法看到那一天的来临,但如果贪图一时怠惰,将所有问题都抛到下一代人手中,这样的“非公民”行为恐怕这才是杨威利最不能容忍之处。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提到,理想的民主政体应包含“民有”“民治”“民享”三层含义。[58]民主的内涵不仅在于主权在民的权力归属,更在于公民自治的公共精神,惟有做到这二者,社会才能共享民主成果。逃避建设社会的艰辛而妄谈享受文明果实,这绝非以民主社会公民自处的杨威利所认同的行为。为了理想的社会形态,为了履行公民的责任,杨威利接受了自己作为“前人”的命运,甘愿竭尽所能换取一株民主的嫩芽。因此,杨威利的民主主义并不消极,相反,他的言行昭示他正是一个民主社会中的理想公民形象。

5.个人主义

经由上文,可以得见,杨威利在个人层面固然退守和消极,但却从未否认和逃避作为一个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责任,并且,其在对个人权利的理解上也十分具有现代性。对于杨威利最经典的形象片段之一,当数德奥里亚星域会战前夕他对军士的发言:

“战争快要开始了。虽不是愉快的战斗,但正因如此,不打胜则更无意义。我们已经胜券在握,请各位轻松作战,别太勉强。这场战争最多不过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和个人的自由及权利相比,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59]

杨威利这段最为人所熟知的发言,深刻地震荡了众多《银英传》读者们,笔者至今难以忘记在幼稚懵懂的少年时代读到这段话时,在思想上激起的巨大波澜。这段话之所以常作为杨威利最具代表性的名言出现,即是在这段话中蕴含了杨威利最具代表性和最为身处现代社会的读者们认可的思想构成——个人主义。

由于在中文语境中容易对“个人主义”产生字面上的误解,在进行阐述前,需要对个人主义的概念做简单的说明。笔者在此引用维基百科对“个人主义”词条的定义:个人主义是一种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哲学,认为个人利益应是决定行为的最主要因素,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以及“自我独立的美德”、“个人独立”、个人价值。个人主义反抗威权以及所有试图束缚个人的行动,尤其是那些由国家或社会施加的强迫力量。因此个人主义反抗将个人地位置于社会或共同体之下的集体主义。简言之,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权利高于集体利益,社会与国家的目的是促进人的自由。美如此看来,个人主义的内涵与利己主义相去甚远,它并不强调个人私欲的满足,而是一种以认可人的理性为前提的个人自决,是经典自由主义理论的重要构成。美国历史学家苏珊·邓恩(Susan Unn)在解释美国的自由主义时说,自由意味着这样一种权利,即个人自治,按自己的愿望形式,以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追求他们所设想的私人利益和幸福。[60]杨威利曾对尤里安说过,民主主义就是“复数的政党、复数的报纸、复数的宗教、复数的价值观……”[61] 而“复数”即是理性与自由的产物,美国第4任总统詹姆士·麦迪逊认为,理性的人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问题,那是因为理智在本质上是有缺陷的。他坚称:“只要人的理智会继续犯错误,并且他是在自由的状态下使用它,那么不同的观点就会形成。”[62]在麦迪逊的眼中,不同的观点不仅不会伤害个人自由,实际上,多元性就是一个社会保障个人自由的证明。对此,杨威利也有相似的看法:“让多样性的政治价值观共存才是民主主义的精髓,不是吗?”[63]在杨威利管理第十三舰队时,即使身处强调国家和纪律的军队中,杨威利也有别于其他军事将领,“一向对部属的言论极为宽容,有时候甚至达到被当时的上司及后世的历史学家批评为‘放纵得太过火’的程度。”[64]这并不是在说杨威利缺乏管理能力导致军纪涣散,而是作者想表达杨威利在行为上对个人主义的坚守。

同时,也应说明,个人的自由权利不仅包括“选择去做什么”的自由(积极自由),也包括“选择不做什么”的自由(消极自由),或者说,一种免于被干涉的自由。由于这样的一种自由权利是被动的,它通常被认为是“这样的自由状态已经拥有并将维持现状”,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不需要人们去主动争取就能够获得的“默认的”自由。在亚斯提会战后,杨威利出席同盟政府组织的集体慰灵会,他对这样以告慰亡灵之名行国家主义之实的政治集会及其反感,不仅在台下公开发言与国防部长唱反调,在被要求全员起立时,他更是拒绝起立,与在场质疑他爱国心的军人发生了语言冲突。

“军官,为什么不起立?”

一位满脸横肉的中年军官怒道。他和杨威利一样佩戴着准将的徽章。杨转眼一看,平静地回答:

“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想起立时当然就有不起立的自由。我不过是在行使这种自由罢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想起立?”

“我有不回答的自由。”[65]

在这一幕中,杨威利申明了自己的观点——一个自由的国家应该保障公民在不侵犯他人同等自由的情况下免于被干扰的权利。之后不久,他在同盟首都海尼森市经过国父亚雷·海尼森的塑像时,又有一段内心独白:

杨想:“这就是统治者为了掩饰执政失败的惯用伎俩。如果国父海尼森地下有知,定会为之叹息吧?他的愿望并不是要人们为他筑起那高达五十米的白色纪念像,而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当权者恣意侵犯公民的权利及自由之危险的社会体制吧!”[66]

从这段心理活动中可以看出,杨威利将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看作最高价值,不容任何强权以任何理由侵害之。诚然,杨威利的性格温和、包容,但并不意味着他在对社会、国家和个人的问题上态度暧昧,相反,他确信“民主共和政治是最好的体制,这个想法从未在他心理动摇过”[67],这个信念贯穿了他的一生,他也用自己的一生实践、维护和保留了这个信念。


[1]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三章。

[2] 关于“理性”的概念,摘录自维基百科“理性”词条。

[3]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五章。

[4]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七章。

[5]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五章。

[6]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五章。

[7] 原文为:“三十分钟后,杨向全体人员宣布了作战计划。在他得到了自己所要的情报之后,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制定出作战计划,真是令人不可思议。”(《银英传》第二本第五章)

[8]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九章。

[9]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五章。

[10]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11]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五章。

[12]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九章。

[13] 引自《银英传》第九本第九章。

[14] 见《银英传》第四本第四章,伊旺·高尼夫与波布兰关于银河帝国幼帝流亡的争论。

[15]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八章。

[16]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八章。

[17]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八章。

[18] 节选自维基百科“批判性思维”词条。

[19] 引自《银英传》第十本第三章。

[20]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二章。

[21]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二章。

[22] 与前一句,均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七章。

[23]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十章。

[24] 引自《银英传》第九本第三章。

[25]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五章。

[26]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九章。

[27]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八章。

[28]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十章。

[29] 引自《银英传》第九本第一章。

[30] 引自《银英传》第九本第九章。

[31]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九章。

[32]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十章。

[33]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七章。

[34] 同上。

[35]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五章。

[36]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一章。

[37]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五章。

[38]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四章。

[39]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六章。

[40] 引自外传《尤里安的伊谢尔伦日记》。

[41] 原文为:“杨得到的是自由战士一等勋章、共和国荣誉章、海尼森纪念特别功勋大章等几个具有夸张名号的勋章。杨回到家后,把原来装着勋章、大小刚好合适的小盒子拿来当肥皂盒,勋章则丢在橱柜的一角。”(《银英传》第二本第九章) “他们对杨如此地厚待,说来杨应该极为谦卑地搓着手、低着头,卑躬屈膝地请求加入他们的行列才是,哪知道这小子竟然将神圣的勋章搁在木箱的箱底,还把木箱放在地下室里。”(《银英传》第六本第五章)

[42]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六章。

[43]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一章。

[44]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八章。

[45]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四章。

[46]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47]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五章。

[48] 原文为:“‘在巴米利恩会战时,我并不想杀死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尤里安,这是我的真心话。’”(《银英传》第七本第八章)

[49] 以上摘自维基百科“民主”词条。

[50]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十章。

[51]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四章。

[52] 同上。

[53]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七章。

[54] 引自《银英传》第九本第四章。

[55]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十章。

[56] 引自《银英传》第七本第四章。

[57] 引自《银英传》第七本第四章。

[58] 原文为:“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59]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五章。

[60] 《姊妹革命——法国的闪电与美国的阳光》,[美]苏珊·邓恩 著,杨小刚 译。

[61] 引自银英传外传《尤里安的伊谢尔伦日记》。

[62] 《姊妹革命——法国的闪电与美国的阳光》,[美]苏珊·邓恩 著,杨小刚 译。

[63] 引自《银英传》第七本第八章。

[64]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二章。

[65]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66]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七章。

[67] 引自《银英传》第九本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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