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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英 随笔

《银英》阅读笔记丨杨威利:充满矛盾和胜利的丰富人生 二(二 )

(二)杨威利的主要思想

杨威利的精神世界丰富而深远,堪称他的人物形象中最具魅力、最受人瞩目的一部分。亚列克斯·卡介伦曾经评价杨威利为“那家伙自脖子以下全部都是多余的”[1],田中芳树也在《银英传》第二本第一章中这样形容杨威利——“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并不是头盖骨的外面,而是其中的大脑。”在本节内容中,笔者将尝试阐述杨威利的主要思想,以期窥其广袤深远的精神世界之一斑。

1.人文主义

在杨威利的思想中,具有十分明显的人文主义倾向。人文主义有两大特征——一是理性,二是博爱。在这一节中,笔者分别对其进行阐释。

1.1理性

哲学上的理性是一种运用理智的能力,是一种经过审慎思考,以推理的方式,推导出合理的结论的思考方式。[2]根据这一定义,杨威利无疑拥有典型的理性思维。又因为杨威利的内敛,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他内心感性的表露,使得杨威利的理性显得更加突出。

杨威利习惯用理性去解决问题,田中芳树写道,当他在面对任何一件看上去难以解释的事情时,都会“在人类理性和思维的范围内找出解答”[3]。他很少用非理性的态度看待事件,这点也可以从他对待鬼神的态度上体现出来——他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波利斯·高尼夫曾转述过杨威利对于神和宗教的看法:

“幻想出‘神’这种东西的人,是历史上最大的骗子。他值得钦佩的地方唯有其想像力和商业才干。从古到今,不论哪个国家,有钱人不都是贵族、地主和寺院吗?”[4]

杨威利曾在开玩笑时说“如果从明天开始,退休金突然增加十倍的话,那么就算叫我去信神也可以”[5],这可以作为杨威利是一个无神论者的间接证明。可以说,杨威利的理性思维具有非常强的人间性,是一种重现世的思想。

杨威利对历史的巨大热情也可以看作是其理性的佐证。历史是一门强调思维的学科,要对历史事件做出客观合理的分析,就需要运用高度的理性和严密的逻辑去甄别、解读、分析史料。虽然在事实上,杨威利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历史爱好者,并没有进入专业研究的领域,但考虑到杨威利为从事历史研究多次表达退役意愿,应该可以合理推测,杨威利始终在为进入历史专业领域作准备,据此,可推测他在研读历史的过程中,也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理性思维。

笔者认为,杨威利之所以能够得到“魔术师”的赞誉,并非因为杨威利真有点石成金的魔法,恰恰相反,却是因为他有着强大的理性。战争是人类付出成本最高的活动,因其是以无数人的生命和对政府财力巨大的消耗作为代价的,对于一个舰队司令官而言,对战术和形势的误判会造成大量生命——甚至包括自己生命——的消失,因此,理性是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最应该具备的素质。要实现理性思考,就需要借助缜密的逻辑。关于这一点,读者不难从杨威利每一次对战局和时局的运筹帷幄中体会到他极其严密和清晰的逻辑。笔者认为,杨威利之所以能够在多次作战中诱使对手一步步走进他设计的情境中,固然因为他的机敏和通晓人性,更重要的是他强大的逻辑使他能够对局势进行全面和客观的推理,从而思考出相应的对策。杨威利并不相信战场上真的会有非理性的奇迹,也不相信军事将领可以靠直觉获胜,所以,他对尤里安坦言:

“什么魔术、奇迹的,都是不知道别人的辛苦才会说出那种话。我是应用了古代的用兵术,把敌人的主力和根据地分隔开来加以各个攻击。只不过是稍微起了些效果,才不是使了什么魔术呢!”[6]

要使逻辑得以发挥真正的作用,就需要掌握第一手的准确信息,因此,杨威利对于情报的获取非常重视。在尤里安的记忆中,有一回杨威利甚至因为得到了期待已久的关键情报而手舞足蹈起来。在得到情报以后,杨威利对信息的处理和分析也显示了他思维的强大——在德奥里亚星域会战中,掌握情报仅三十分钟,他就制定出了作战计划,实在令人惊叹。[7]在战场上,杨威利强大的理性是其统率军队的重要资本,也是他保持常胜不败的关键。田中芳树写道,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局,他能够“马上恢复理智,下达命令。这是杨和莱因哈特所共通的优点。”[8]只是,杨威利本希望用理性和逻辑为自己在历史学界谋求一席之地,却没想到命运安排他将理性和智慧抛洒在战场上,这也许是同盟军之幸,但站在杨威利个人的角度,不能不说是一种吊诡的遗憾。

1.2.博爱

作为一个本应有着鲜明立场,敌我分明的同盟军事领袖,杨威利却是全书中最具有博爱精神的人。他曾在与尤里安·敏兹的对话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杨怃然说道。

“尤里安,希望你不要对敌国民众的生死抱着漠然的态度。”

“对不起。”

“不,不用道歉。不过,如果你带着‘国家’这副太阳眼镜来看事情的话,视野就会变窄,眼光就变得短浅。我希望你尽可能地不要只拘泥于敌我双方来思考问题。”[9]

在这段话中,可以看到,杨威利虽然身为同盟军队中的一员,却没有将“同类”的概念局限在同盟社会内部,而是跳出了主权国家的范围,将全体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对其施以广泛的同情心与仁慈——这是非常典型的博爱思想。《银英传》中的国家战争可以认为是宇宙规模的意识形态战争——同盟与帝国都以各自的意识形态为武器,对内进行社会动员,对外进行长期战争。虽然有费沙这样一股第三方的政治势力,但费沙社会规模本身不大,其管理者们比起政治优势更关心经济利益,此外,其领主鲁宾斯基又受到地球教的资助,很难称其为一股真正独立的政治力量。在这样的一种政治格局之下,身处不同社会的人们早已习惯用意识形态将世界分为“敌”与“我”,要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实际上非常困难。杨威利在说这一段话时的表情是“怃然”,可推测在他的人生经历中,应该对人类之间用“彼我”划分以制造对立和仇恨深有体会,同时也感到十分痛心,因此他不希望尤里安——这个他寄予厚望的学生和孩子也跟其他人一样,被意识形态限制自己的视野和仁慈。在上一节中,笔者阐述了杨威利包容的性格特征,这一特征加上他开放的思维和强大的智慧,最终形成了他的博爱精神。有关杨威利展现出博爱的时刻,笔者在此做出不完全的列举:

多多杀敌也意味着使银河帝国的许多女子陷入和她相同的境遇之中。那时候,帝国的女子们又向谁表达她们的悲哀和愤怒呢?[10]

实际上杨的确是感到愤怒。以死来弥补败战之罪倒也可以,但为何不自己独自去死呢?为何要强制部下陪着自己一起走上绝路呢?[11]

有战争就必须要获胜。那么胜利的意义又在哪里?让敌人产生许多伤亡,给敌人的社会带来损伤,使敌人的家庭离散。方向虽然不同,结果却一样。[12]

“在我的指挥下,死了几百万将兵。他们谁都不想死,谁都想过着和平富裕的人生,就连我也是这样。如果每个珍贵的生命都不用死就解决问题的话,那么战争本身或许就不见得那么可恶了……”[13]

从这些心理描写中,可以看出杨威利对于个体生命一视同仁的珍视,对藐视生命者的愤怒,以及目睹生命消逝的痛惜。此外,笔者发现,在整部《银英传》中,除了伊旺·高尼夫在和波布兰就同盟政府是否应该接纳银河帝国幼帝流亡而发生的辩论中表达过人道主义原则应高于意识形态之外[14],很少再有其他人明确表达过类似观点。虽然银河帝国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同样也以仁心著称,但受社会环境所限,他在国家观念上恐怕仍然认同贵族社会的身份等差,也承认军人与军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敌我立场,并没有展现出如杨威利一般的博爱思想。此外,即使受时势和身份所限,杨威利也在力所能及之处践行他的博爱:

即使如此,如今也到了极限了。由于不断供给占领地居民,第十三舰队的粮食几乎见底了。担任补给工作的乌诺上校爆发了不安和不满。

“民众所追求的不是理想也不是正义,只是粮食。如果帝国军运来粮食的话,他们大概又会跪倒在地,高喊皇帝陛下万岁吧!这帮家伙好像只是为了满足本能才生活的,为了让他们吃饱就非得要我们饿着肚子才行吗?”

“这是为了不使我们变成鲁道夫。”(杨威利语——笔者注)[15]

在这一部分的情节中,读者通常将视线集中到同盟政府不切实际的军事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亚姆利扎会战的惨败上,却忽略了《死线》这一章在分别塑造杨威利和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人格形象上的重要作用——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下令在同盟军占领的帝国边境地区实施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意在消耗远征的同盟军物资,更是向同盟军队抛出了“人道还是生存”的尖锐难题。如果我们承认莱因哈特·罗严克拉姆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就应该承认他在实施政策时能够充分考虑其产生的后果,并认为自己能够承受相应的代价。笔者认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对这项政策的走向大致应有如下三种预测:第一种,如果同盟军队坚守人道主义原则向边境人民发放物资,那就让同盟军队因为饥饿而陷入崩溃。第二种,如果同盟军队因缺乏物资而退兵,只要帝国再次接管边境并分配物资,被同盟军队放弃的原帝国人民便会因为同盟社会组织能力不足而更加依赖帝国政府。第三种,如果同盟军队选择为生存强行在当地征收物资,则可以挑起边境人民与同盟军队的矛盾,无论是仇视还是暴乱,都会削弱同盟军队的力量以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如此看来,无论最后的结果是以上的哪一种,对于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招揽人心、壮大自身实力来说都是极为有利的。因此,就连杨威利也忍不住说“实在做得太漂亮了,罗严克拉姆伯爵”[16]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该政策确实在当时发挥出了最大的效果——大量消耗同盟的物资,挫伤了同盟军队的士气,使其成为同盟军队在亚姆利扎会战中溃败的引子。然而,在莱因哈特·罗严克拉姆的焦土政策背后,却是一条只有在专制或独裁社会才能适用的逻辑——人民是政府治理的工具而非目的。如《韩非子·六反》中论述君主对于人民应“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因此,人民作为统治者建设强大国家的手段,理应被利用、被驱使。因为在人治主义——西方政治学中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逻辑中,强大的国家与君主才是最高价值。因此,当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使用奥贝斯坦建议的这项策略时,幕僚们并没有表现出反对,即使是最仁慈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态度也是迟疑而非明确反对,当莱因哈特向他解释“这是为了胜利”后,便没有再多言。然而,在以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自由为基本理念,认为人才是构建社会的最终目的的社会中,这一条逻辑是不能被接受的。正是基于此,杨威利才会想,“自己绝做不到这么彻底。即使明知这么做会胜利也绝做不到吧!这就是罗严克拉姆伯爵和自己之间的差别,也是自己对他感到害怕的原因”[17]。这一句如果不仔细看,很容易被理解为杨威利自忖和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组织能力的差别,然而笔者认为,这句话的更重要的一层内涵是在点明民主原则与专制原则的根本不同,即民主社会是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文主义基本理念而建构的人类社会形态。诚然,宇宙历796年的同盟民主已经式微,但在经过了两个多世纪的民主建设和改造的社会中,最基本的博爱精神依然存在。而一旦接受了“人民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的逻辑,民主就将彻底崩溃。博爱的理念要求无差别地平等地爱一切人——即无论其是同盟人,还是帝国人,都应被看作是平等的人类。所以,杨威利顶着全舰队饥饿坚持向边境地区人民发放物资,从动机上看,是不希望自己成为亲手破坏民主原则的鲁道夫大帝;从结果上看,则是以自身的博爱和莱因哈特的威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批判性思维

理性让杨威利用冷静与理智看待人事,也使他更能够审辨地分析事实,因而,在杨威利的思想构成中,批判性思维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中文语境的缘故,常有将“批判思维”误解为“批评思维”的情况,认为其仅是对事物的批评和质疑,而忽略了批判性思维的真正含义。批判性思维具有多个不同的定义,一般包括理性的,保持怀疑的,和无偏见的分析,或者是对于事实证据的评估。[18] 因此,批判性思维并非是批评事物,质疑也只是批判性思维的多种表现之一。关于杨威利的理性和重事实证据,笔者已在上一部分阐述。从杨威利的言行来看,保持怀疑与无偏见的分析,也确是他思想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在《银英传》的故事里,杨威利的后世形象是“民主旗帜的守护者”。在同盟政府瓦解后,原同盟人民的反帝国运动中,就有人喊出“自由、民主共和政治和杨威利万岁!”[19]的口号,把杨威利与自由、民主、共和并列,将他的形象上升到与政治信念并列的地位。然而,杨威利自己对于信仰的态度,却不如其拥护者们这样坚决。

在《银英传》第五本第七章,巴米利恩会战前,杨威利和先寇布有一段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关于信念的谈话,先寇布说杨威利“是个即使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也不完全相信自己是站在正义一方的怪人”,继而又说他“没有任何信念却每战必胜。以唯心主义者的观点来看,这实在是难以允许存在的事实”,杨威利的反应也十分耐人寻味:

“我一向认为,最坏的民主政治也胜过最好的专制政治。所以我才会为了优布·特留尼西特而同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作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念。”

嘴上虽这么说,杨的心中却不得不承认先寇布的指责是对的。他并不完全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同时,田中芳树也这样写道:

如果坚信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所有反对自己的人都是邪恶的,才能成就大事的话,那么杨似乎是没有办法成就什么大事业的。[20]

从上文可以看出,杨威利是一个不认同二元对立思维的人,也不愿轻易对人或事做出单一的价值判断。在他的认知中,并不存在一个绝对不变的唯一真理——更遑论认为自己是掌握绝对不变的唯一真理的人,同时,他也并不相信宇宙中存在着某一种绝对正确的信念。对此,他自己的解释是:

“其实所谓的信念,不过是人们为使自己的过失或愚蠢行为正当化,所使用的一种化妆而已。妆化得愈厚,其下面的容貌就愈丑陋。”

“为了信念而杀人,其实比为金钱而杀人更恶劣。为什么?因为金钱在大众间具有共同的价值,但是信念则在仅限于本人使用时才有价值。”[21]

当读到这里时,笔者再一次想起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话:“我绝不会为了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罗素说这句话时自有其语境,但其表达的主旨和杨威利在上文中的解释类似。信念是个人判断和选择的思想意识,因此,信念是因人而异的,任何一种特定的信念都不具有普世性,因为它是“化了妆的”,也是“仅限于本人使用的”。既然个人信念不具有普世性,就不应该过于执着地视其为恒久不变的唯一最高价值。对于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来说,更是应该时刻反思自己,基于事实和证据,不断辩论,不断调整和修正自己的观点——保持怀疑和无偏见的分析,正是批判性思维的另一大特征。

杨威利不愿过于坚持信念,也不认同将人类的道德、信念、价值完全对立的二元对立思维,一方面是因为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并不等于普世的人类价值,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极容易造成思想的固化和停滞。在杨威利和尤里安·敏兹关于战争、国家和人类社会的数次讨论中,他多次提醒尤里安,要跳出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框架去观察事物,因为思想一旦成型,便有僵化的可能。梁启超说“文明成为结晶体之后,流弊必滋”,也有类似的意思。既然如此,为防止思维的停滞,就必须保持开放,随时准备好打破自己。杨威利有思想,却从不认为独有自己有思想;他有信念,却不执着于信念的唯一正确,这样一种审慎的批判性思维,使他即使最终成为同盟社会末期众望所归的民主守护者,也避免了走上一条卫道者的道路。

3.和平主义

先寇布曾评价杨威利“是个即使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也不完全相信自己是站在正义一方的怪人”[22],杨威利之所以会表现出这样矛盾的一面,固然因为其审辨的思维,也因为他虽然身为军人,却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杨威利向往和平,这一点在《银英传》故事伊始便有明确的描写:

他(指杨威利——笔者注。)心中真正想要的不是飞黄腾达而是从军界引退,不是军人的荣誉而是平民的和平。[23]

在杨威利的回忆录里,也留下了一句话:

 “唯有能够忍耐和平之无为的人,才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24]

军队的本质是一种暴力武装,军人的任务是制造死亡。即使在和平时代,军人也难以避免使用致命武力及武器,战争时期更是如此。因此,在军队中常使用正邪二分的办法,将交战的对手看作邪恶的一方,强调自身行动的正当性,以排解军人心中对于制造死亡的不安和负罪感。但是,由于杨威利强大的理性和批判性思维,使他对于自己正在“杀人”这件事有着高度的自觉。

在杨威利的心理活动中,屡见其对自己正在杀人的反省。由于数量较多,笔者在此仅列举部分文段:

杨知道这是自己自私的一面,因为他正在让别人家的孩子去杀人。但是,杀人毕竟不是杨的本意。[25]

杨反省自己:杀了多少敌人?抢夺了多少东西?欺骗了敌人多少次?[26]

对杨来说,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杀人如麻者,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27]

对他来说,他所希望过的生活模式似乎已经建立,但是为了获得这小小的幸福,却牺牲了多少生命啊,这种想法永远不会从他的脑子里消失。[28]

“一想到自己杀害的人之多,真是感到害怕。只死这么一次的话,恐怕也没有办法补偿了。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不均衡哪!”[29]

“在我的指挥下,死了几百万将兵。他们谁都不想死,谁都想过着和平富裕的人生,就连我也是这样。”[30]

在这些字句中,充满了杨威利对由自己所制造的死亡的深深愧疚——不仅为己方,也为敌方。在杨威利的心中,始终认为自己应为这些流血和死亡负责。

“哦,不,人类全体会如何也无所谓。我只是想,我到底怎么做才能对得起那么多的流血呢?”[31]

但当他看到第十三舰队战死士兵的母亲所送来的一封信——“你和杀人凶手是同伙”——时,他的情绪又变得阴郁了。[32]

姑且不论雷内肯普本人,当一想到雷内肯普的遗族,杨就忍不住替他们难过。或许把他作为复仇对象的人,又要增加几个了。[33]

杨心里想着,就算只有这么一次,阎罗王也肯定会为自己保留一个特别席位吧。[34]

从以上文段中可看出,即使在战时状态,杨威利仍没有试图将己方和敌方军士的死亡合理化,也不曾产生为自己的作为脱罪的想法。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杨威利脑海里仍存在着类似“赎罪”的想法:

这个伤口已经变成血的喷泉了,杨的两只手全被染得鲜红。不过和过去因他而流的血比起来,这还是微乎其微……[35]

一个具有博爱精神的人文主义者,极大概率也会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这样的人基于自由意志,应该是不会进入军队的。然而,由于命运的玩笑,抱持着和平主义思想的杨威利却成为了一名同盟军队的军事将领,又因为时势推动和才能过人始终无法顺利离开军队。和平主义的底色让杨威利无法接受战争存在的合理性,这就成为了杨威利长期以来自我厌恶的深层原因——战败会造成己方的大量伤亡,战胜则会造就敌方的大量伤亡,无论如何,杨威利都无法逃脱自身高度道德感对自己“杀人”的指控。在杨威利的价值判断中,战争始终是一种无意义的恶:

尽管杨已俨然成为无人能出其右的战争名人,但战争在他眼里却一文不值。[36]

“百分之九十的战争,确实源于一些让后世人呆若木鸡的愚蠢理由,其余的百分之十,则是源于一些连当时之人都会震惊的理由……”[37]

为什么而战——这个问题是杨经常思索的,可是,越是在理论上探求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就愈来愈确定——战争是无意义的。[38]

“战争和恐怖主义只会使一些无辜的好人白白丧命,所以必须要否定它们。”这也是他(指杨威利——笔者注。)曾经说过的话。[39]

今天看到海尼森的主战派集会的实况出现在银幕上,感到不高兴的杨提督说道:

“尤里安,复习一下基本的问题吧。为什么战争是不好的事,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比它更能大量地生产无意义的死、无益的死和无谓的死了。不是吗?”[40]

由此可见,无论同盟社会如何塑造“不败的杨”“奇迹的杨”“魔术师杨”的军神形象,杨威利始终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一种价值,自然也不会认可自己军功的价值,为此,他干脆把军队授予自己的勋章全收起来放进地下室和橱柜的角落里[41]。杨威利曾对尤里安·敏兹说“我好像在做一堆蠢事”[42],也可作为其认为战争无意义的证据。因此,作为个人的杨威利在面对战争时,态度是非常消极和沉重的:

杨啪地丢开手中的资料,仰面倒在了沙发上。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他不得不扪心自问,自己所做的事情意义何在?当想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毫无意义时,杨的心情就轻松不起来了。[43]

杨注视着屏幕,仍然保持着坐在桌上的姿势,他摘下了军用贝雷帽,对着遭到败亡命运的敌人,不禁俯首黯然。他非常地疲倦,胜利总是使他非常地疲倦。[44]

“每次战争一结束,他就会想起自己对战争的厌恶,就会有些不开心。”(尤里安评论杨威利语。)[45]

基于此,在杨威利事与愿违的军旅生涯中,才多次提及和平,并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促成和平。在宇宙港面对主战派老妇人的言论时,杨威利的回答是“威尔长大时,世界也应该和平了。您也不需要强迫他去当军人”[46]。在第七次伊谢尔伦攻略战前,对杨威利尚未放下戒心的先寇布问他想要的和平是否可以永久保持,他的回答可作为对其和平主义思想的总结:

“在人类的历史上原本就没有永久的和平。所以我也不会有如此期望。但历史上确实存在过长达数十年的和平而丰裕的阶段。如果说我们必须为下一代留下某些遗产的话,我想最好还是和平吧。而把前一代遗留下来的和平维持下去,就是下一代的责任了。如果每一代都不忘记自己对下一代的责任,那么大概就能保持长时间的和平吧?如果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而把先人的遗产坐吃山空,那人类就得再从头开始了。也好,那也不算是坏事。”[47]

笔者认为,只有理解杨威利的和平主义思想,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杨威利始终未对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进行致命攻击的原因——作为无法摆脱军人身份的和平主义者,杨威利当下所能做的,即是尽自己的努力,用战胜皇帝逼其和谈的方法来停止战争。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战略层面,杨威利并不想真正杀死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48],从而引发银河帝国的社会混乱,造成更多的混乱和流血。比起皇帝的首级,他更想要和平协议。正因为如此,在回廊之战后,杨威利才冒着种种不确定的风险坚持前去与莱因哈特皇帝和谈——最终为其所渴望的和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里,田中芳树用希腊悲剧式的笔法,充实了杨威利的史诗英雄形象。

4.民主主义

杨威利的民主主义无疑是其思想中最为鲜明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说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被看作是专制政体的伟大领袖,杨威利则可以被视为是现代民主社会的理想公民。笔者曾于2018年写过一篇随笔《再谈杨威利的民主主义》,时隔两年后再读,不免发现文中有颇多错误,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在本节和下一节中,笔者将尝试从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对杨威利的政治理念进行阐述。

《银英传》的时空设定是距今一千五百年后的人类星际移民时代,由于田中芳树并未在文中对民主的概念作出超出现代民主政治范畴的创设,因此,笔者仍以现代政治学的界定来解读《银英传》中的民主概念。民主(希腊语原词为:δημοκρατία)一词的原意为“人民的权力”,是一种政体形式。何为政体?政体(form of government)是国家政治形态,正如其英文原意,这是一种政府组织结构,其核心内容为:国家权力归于人民,国家权力由人民直接或间接行使。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政府首脑和议会议员均由选举产生,代表全体公民行使国家权力。同时,民主也是一种政治理念,是一种要求社会建设保护和有效实现人权的环境。因此,现代民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政府;其二,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和公民生活;其三,保护所有公民的人权;其四,法律和程序适用于所有公民。[49]以上四个方面都同时包含了制度和文化两个层面,须知只有制度与文化互相支持,一种政治哲学才能在社会中扎根。从田中芳树的描写中,读者可以看到,同盟的政府结构并未严格遵守现代政府理论的分权原则,通过洁西卡·爱德华参加选举的情节,可以推测议会的存在,同时也有职权类似责任内阁的最高评议会。然而,同盟社会又存在与国防部长(内阁成员)联系密切的极端的国家主义团体忧国骑士团,以及丧失了民主精神只谋求一己私利的政府高级官员,霍克违反程序的升迁也可以看作是军队系统的腐败。综合以上情节,同盟应该是一个民主运行机制存在缺陷,民主精神也正趋向衰微的社会。但是,从人民选举议会成员这条民主体制的底线来看,同盟又确实是一个承认人民主权,并且拥有相应运行机制的社会。虽然同盟民主制度存在十分严重的结构漏洞和政治腐败,但仍应将其归于民主政体的范畴。综上所述,自由行星同盟是一个已经建立起相应民主政体,却因民主法制理念丧失正逐渐走向衰弱的社会,称其为“民主的末世”亦不为过。

虽然同盟社会已经出现忧国骑士团这一类与政府官员联系紧密的秘密政治组织,也有罔顾人民生命鼓吹战争的政客,但从田中芳树的描写来看,同盟社会中依然有相当数量认可民主原则的公民。比如积极参与议会选举以期推动社会改良的洁西卡·爱德华,主张人人平等的比克古及其参谋长邱吾权,在同盟沦陷后拒绝为皇帝莱因哈特破坏民主程序的前同盟政府公务员,更遑论在杨威利第十三舰队的主要成员中,除了帝国贵族后裔先寇布和流亡而来的梅尔卡兹,其他人都表现出了对民主制度和理念的高度认可——波布兰在同盟接受幼帝流亡时勃然大怒,认为自己应只为民主而战,高尼夫则强调人道主义,亚典波罗更是以民主主义的革命者为自豪,至于卡介伦、派特里契夫、姆莱、费雪等人,虽然没有明确表达过对民主的看法,从其言行中也能看出人人平等和自由意志等基本民主原则。有理由相信,虽然同盟的民主正在走向衰弱,但经过两百多年的建设,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理念此时仍是同盟社会的共同价值。

由此可见,杨威利从出生以来便成长在民主的制度和文化之下,这无疑是他民主思想的来源。巴米利恩会战后,杨威利与莱因哈特皇帝有过一次会面,当莱因哈特邀请杨威利加入自己麾下时,杨威利答道:

“如果我生在帝国,就算阁下不来邀请,我也一定会投效阁下麾下。但是,我是喝着和帝国人不同的水长大的。”[50]

从杨威利的回答中,无疑印证了上文的观点。杨威利是一个理性的人,他指出,如果不是因为他生在民主社会中,他也许就会抱持与民主不同的意识形态。一些读者将这段话的前半段理解为杨威利向莱因哈特表示投诚的意愿,我认为是对语境的曲解——结合后半段内容,杨威利分明是在理智地指出意识形态是建构的产物,以表达一个生长在民主社会中的人无法接受另一种对立的社会形态。杨威利思辨的头脑和柔和的性格使他极具包容力,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政治观念和文化在他心中都具有同等价值,田中芳树写道:“即使就杨本身而言,他对民主政治的忠诚,从另一面来看的话,也就是对专制政治的憎恶。”[51]这句话很清楚地指出——杨威利认为民主的政治观念是一种值得自己付出忠诚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目睹同盟种种破坏民主制度和文化的作为时屡次发出尖锐的批评,甚至因此遭到忧国骑士团的报复,以及在审查会上被指控藐视国家。如果不能理解杨威利批判同盟社会的建设意味,便会对杨威利的立场产生误解。

诚然,如果杨威利的民主思想仅是社会建构的结果,那么他就将只是一个被动接受民主意识形态的普通人。但笔者认为,民主是杨威利做出的价值选择,当莱因哈特指出同盟给予杨威利的待遇和他的功绩不符时,杨威利回答道:

“我本身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回报,而且我喜欢这种水的味道。”[52]

此外,巴米利恩会战前,杨威利面对先寇布的质疑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我一向认为,最坏的民主政治也胜过最好的专制政治。所以我才会为了优布·特留尼西特而同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作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念。”[53]

虽然紧接着杨威利便意识到自己并不完全相信刚才所说的话,但笔者认为,这是杨威利的理性和思辨所致——他不愿意执着于信念的唯一正确,但这并不等于杨威利认为自己的信念是错误的或毫无价值的。结合杨威利在全书中的种种言行,可以确认在杨威利心中,民主制度和观念具有相当高的价值。田中芳树也在后文中写道:“民主共和政治是最好的体制,这个想法从未在他(指杨威利——笔者注)心里动摇过,不过他却一直以直接与间接的方式,体验着这个体制以最差的形态被运营时的状况。”[54]因此,杨威利的民主思想固然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更是其经过理性思考后做出的价值选择——并非是民主主义选择了杨威利,而是杨威利选择了民主主义。所以,杨威利才会在自由行星同盟这个“最差的民主体制”中,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求一线转机。他的所有行动并非为同盟政权的延续,而是为保存民主的制度与文化。莱因哈特·罗严克拉姆看出了这一点,向他直言道:“你的忠心只是针对民主主义”[55]。杨威利在当下并没有做出明确答复,但当同盟终将面对它不可避免的末日之际,田中芳树这样描写他的心情:

他不能接受这一事实——自冒险进行一万光年远征的国父亚雷·海尼森以来的历史,以及无数人所蓄积的希望、热情、理想、野心、喜怒哀乐,这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历史竟然只能叠在一具叫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死尸头上。[56]

不久后,他又向童年伙伴波利斯·高尼夫坦陈:

“从旧银河联邦被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篡夺而灭亡,到出现亚雷·海尼森为止,整整经过两世纪。民主共和政治一旦被连根拔起,要复活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反正是要花费几代人的心血,最好能多少减轻下一代人的负担。”[57]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杨威利对于自身行为的自白——他以前所未有的勤勉和积极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在民主式微的时代中,能保留一丝民主的可能,以待其复萌之日。须知革命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亦非一代人所能完成,杨威利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极有可能无法看到那一天的来临,但如果贪图一时怠惰,将所有问题都抛到下一代人手中,这样的“非公民”行为恐怕这才是杨威利最不能容忍之处。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提到,理想的民主政体应包含“民有”“民治”“民享”三层含义。[58]民主的内涵不仅在于主权在民的权力归属,更在于公民自治的公共精神,惟有做到这二者,社会才能共享民主成果。逃避建设社会的艰辛而妄谈享受文明果实,这绝非以民主社会公民自处的杨威利所认同的行为。为了理想的社会形态,为了履行公民的责任,杨威利接受了自己作为“前人”的命运,甘愿竭尽所能换取一株民主的嫩芽。因此,杨威利的民主主义并不消极,相反,他的言行昭示他正是一个民主社会中的理想公民形象。

5.个人主义

经由上文,可以得见,杨威利在个人层面固然退守和消极,但却从未否认和逃避作为一个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责任,并且,其在对个人权利的理解上也十分具有现代性。对于杨威利最经典的形象片段之一,当数德奥里亚星域会战前夕他对军士的发言:

“战争快要开始了。虽不是愉快的战斗,但正因如此,不打胜则更无意义。我们已经胜券在握,请各位轻松作战,别太勉强。这场战争最多不过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和个人的自由及权利相比,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59]

杨威利这段最为人所熟知的发言,深刻地震荡了众多《银英传》读者们,笔者至今难以忘记在幼稚懵懂的少年时代读到这段话时,在思想上激起的巨大波澜。这段话之所以常作为杨威利最具代表性的名言出现,即是在这段话中蕴含了杨威利最具代表性和最为身处现代社会的读者们认可的思想构成——个人主义。

由于在中文语境中容易对“个人主义”产生字面上的误解,在进行阐述前,需要对个人主义的概念做简单的说明。笔者在此引用维基百科对“个人主义”词条的定义:个人主义是一种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哲学,认为个人利益应是决定行为的最主要因素,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以及“自我独立的美德”、“个人独立”、个人价值。个人主义反抗威权以及所有试图束缚个人的行动,尤其是那些由国家或社会施加的强迫力量。因此个人主义反抗将个人地位置于社会或共同体之下的集体主义。简言之,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权利高于集体利益,社会与国家的目的是促进人的自由。美如此看来,个人主义的内涵与利己主义相去甚远,它并不强调个人私欲的满足,而是一种以认可人的理性为前提的个人自决,是经典自由主义理论的重要构成。美国历史学家苏珊·邓恩(Susan Unn)在解释美国的自由主义时说,自由意味着这样一种权利,即个人自治,按自己的愿望形式,以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追求他们所设想的私人利益和幸福。[60]杨威利曾对尤里安说过,民主主义就是“复数的政党、复数的报纸、复数的宗教、复数的价值观……”[61] 而“复数”即是理性与自由的产物,美国第4任总统詹姆士·麦迪逊认为,理性的人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问题,那是因为理智在本质上是有缺陷的。他坚称:“只要人的理智会继续犯错误,并且他是在自由的状态下使用它,那么不同的观点就会形成。”[62]在麦迪逊的眼中,不同的观点不仅不会伤害个人自由,实际上,多元性就是一个社会保障个人自由的证明。对此,杨威利也有相似的看法:“让多样性的政治价值观共存才是民主主义的精髓,不是吗?”[63]在杨威利管理第十三舰队时,即使身处强调国家和纪律的军队中,杨威利也有别于其他军事将领,“一向对部属的言论极为宽容,有时候甚至达到被当时的上司及后世的历史学家批评为‘放纵得太过火’的程度。”[64]这并不是在说杨威利缺乏管理能力导致军纪涣散,而是作者想表达杨威利在行为上对个人主义的坚守。

同时,也应说明,个人的自由权利不仅包括“选择去做什么”的自由(积极自由),也包括“选择不做什么”的自由(消极自由),或者说,一种免于被干涉的自由。由于这样的一种自由权利是被动的,它通常被认为是“这样的自由状态已经拥有并将维持现状”,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不需要人们去主动争取就能够获得的“默认的”自由。在亚斯提会战后,杨威利出席同盟政府组织的集体慰灵会,他对这样以告慰亡灵之名行国家主义之实的政治集会及其反感,不仅在台下公开发言与国防部长唱反调,在被要求全员起立时,他更是拒绝起立,与在场质疑他爱国心的军人发生了语言冲突。

“军官,为什么不起立?”

一位满脸横肉的中年军官怒道。他和杨威利一样佩戴着准将的徽章。杨转眼一看,平静地回答:

“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想起立时当然就有不起立的自由。我不过是在行使这种自由罢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想起立?”

“我有不回答的自由。”[65]

在这一幕中,杨威利申明了自己的观点——一个自由的国家应该保障公民在不侵犯他人同等自由的情况下免于被干扰的权利。之后不久,他在同盟首都海尼森市经过国父亚雷·海尼森的塑像时,又有一段内心独白:

杨想:“这就是统治者为了掩饰执政失败的惯用伎俩。如果国父海尼森地下有知,定会为之叹息吧?他的愿望并不是要人们为他筑起那高达五十米的白色纪念像,而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当权者恣意侵犯公民的权利及自由之危险的社会体制吧!”[66]

从这段心理活动中可以看出,杨威利将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看作最高价值,不容任何强权以任何理由侵害之。诚然,杨威利的性格温和、包容,但并不意味着他在对社会、国家和个人的问题上态度暧昧,相反,他确信“民主共和政治是最好的体制,这个想法从未在他心理动摇过”[67],这个信念贯穿了他的一生,他也用自己的一生实践、维护和保留了这个信念。


[1]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三章。

[2] 关于“理性”的概念,摘录自维基百科“理性”词条。

[3]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五章。

[4]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七章。

[5]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五章。

[6]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五章。

[7] 原文为:“三十分钟后,杨向全体人员宣布了作战计划。在他得到了自己所要的情报之后,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制定出作战计划,真是令人不可思议。”(《银英传》第二本第五章)

[8]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九章。

[9]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五章。

[10]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11]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五章。

[12]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九章。

[13] 引自《银英传》第九本第九章。

[14] 见《银英传》第四本第四章,伊旺·高尼夫与波布兰关于银河帝国幼帝流亡的争论。

[15]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八章。

[16]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八章。

[17]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八章。

[18] 节选自维基百科“批判性思维”词条。

[19] 引自《银英传》第十本第三章。

[20]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二章。

[21]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二章。

[22] 与前一句,均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七章。

[23]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十章。

[24] 引自《银英传》第九本第三章。

[25]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五章。

[26]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九章。

[27]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八章。

[28]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十章。

[29] 引自《银英传》第九本第一章。

[30] 引自《银英传》第九本第九章。

[31]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九章。

[32]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十章。

[33]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七章。

[34] 同上。

[35]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五章。

[36]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一章。

[37]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五章。

[38]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四章。

[39]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六章。

[40] 引自外传《尤里安的伊谢尔伦日记》。

[41] 原文为:“杨得到的是自由战士一等勋章、共和国荣誉章、海尼森纪念特别功勋大章等几个具有夸张名号的勋章。杨回到家后,把原来装着勋章、大小刚好合适的小盒子拿来当肥皂盒,勋章则丢在橱柜的一角。”(《银英传》第二本第九章) “他们对杨如此地厚待,说来杨应该极为谦卑地搓着手、低着头,卑躬屈膝地请求加入他们的行列才是,哪知道这小子竟然将神圣的勋章搁在木箱的箱底,还把木箱放在地下室里。”(《银英传》第六本第五章)

[42]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六章。

[43]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一章。

[44]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八章。

[45]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四章。

[46]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47]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五章。

[48] 原文为:“‘在巴米利恩会战时,我并不想杀死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尤里安,这是我的真心话。’”(《银英传》第七本第八章)

[49] 以上摘自维基百科“民主”词条。

[50]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十章。

[51]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四章。

[52] 同上。

[53]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七章。

[54] 引自《银英传》第九本第四章。

[55]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十章。

[56] 引自《银英传》第七本第四章。

[57] 引自《银英传》第七本第四章。

[58] 原文为:“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59]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五章。

[60] 《姊妹革命——法国的闪电与美国的阳光》,[美]苏珊·邓恩 著,杨小刚 译。

[61] 引自银英传外传《尤里安的伊谢尔伦日记》。

[62] 《姊妹革命——法国的闪电与美国的阳光》,[美]苏珊·邓恩 著,杨小刚 译。

[63] 引自《银英传》第七本第八章。

[64]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二章。

[65]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66]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七章。

[67] 引自《银英传》第九本第四章

分類
银英 随笔

《银英》阅读笔记丨杨威利:充满矛盾和胜利的丰富人生 二(一 )

二 杨威利的人格特质与思想言行

(一)杨威利的主要性格特征及形成原因

《银英传》中人物众多,各个人物的性格也多姿多彩,而杨威利恐怕是田中芳树在《银英传》里所塑造的所有人物中,性格特征最为矛盾、复杂,也最具魅力的一个。田中芳树在接受德间书店采访时曾表示,杨威利是“建设性的别扭的人物”,足见其性格的丰富与广博。

性格是人格的延伸,是指人类心理特征的整合,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组织。并在不同时间、区域下影响着人的内隐和外显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1]。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既受到先天因素的作用,又受到后天环境和个体努力的影响。一个人性格中的先天因素,笔者无从去探寻它产生的机理,因此,本文仅探讨形成杨威利性格特征的后天原因,以供各位朋友参考和交流。

1.矛盾

“矛盾”应是杨威利性格中最为突出的特质之一,在《银英传》中,田中芳树这样写道:

杨威利这个人是由无数矛盾所构成的有机体。他轻蔑军队,却又爬升至元帅军衔;他忌避战争,却又不断获得胜利;他对国家的存在意义感到怀疑,却又对国家贡献良多;他忽视勤勉的美德,却又缔造了无人可比的实绩。[2]

这种深度的矛盾及自我怀疑,杨终其一生都未能从中解脱。[3]

这段文字,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于杨威利矛盾性格的总结。后来用自己的一生追随了杨威利的先寇布也经常揶揄杨威利,因为他“虽然讨厌战争,但对战略战术这种知性游戏却又显得兴致勃勃”[4]。作为一个身居高位的军事指挥官,杨威利确实体现出许多与自己的职业和地位所不符的特征。那么,可以将这样一种矛盾看作是杨威利的虚伪吗?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探寻杨威利矛盾性格的本质。

从上文中可以看到,杨威利的矛盾主要在于他自身对于地位和实绩的淡泊态度与实际收获的地位和实绩之间的巨大反差,也就是说,杨威利所得到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并非杨威利内心所愿。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因为杨威利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才选择走上军人这条路的——这条路与他做学者的志愿大相径庭——而迫于时势,杨威利一直难以找到退役的合适时机,只好以军事将领的身份结束自己的一生。杨威利的职业志愿与实际职业的偏差,和他对于军人杀人的深深自责,使他永远没有办法真正认同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这让他在自己的职业发展上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之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杨威利性格中的责任感所致。杨威利虽然是不情不愿当上的军人,也不时产生干脆就做着无关紧要的工作直到退休的想法,然而当他被形势推到台前,此时如果继续敷衍了事,极有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的伤亡。出于保护他人的责任心,杨威利便只能尽自己的全力去完成属于自己的工作。对于杨威利来说,个人的功业无关紧要,但一旦人民的安危成为自己的职责所在,他就只能义不容辞。而杨威利强大的智慧又帮助他一次又一次超出人们预期地完成了他的职责。这样,便使得他在军人这条路上,到处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实绩。

既然杨威利的矛盾是因为他从事了本不愿从事的职业,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杨威利如果如自己所愿成功成为一个历史学者,他的这样一种矛盾便消失了呢?恐怕也不然。田中芳树假设过杨威利的另一种人生:

如果这两个人提早半世纪就降临人世,列贝罗可能会是一个廉洁能干、对自由行星同盟极有贡献的从政者,而杨可能是个算不上是二流的历史学者,也许会在学校举行家长会的时候,遭到家长“那个老师一天到晚叫学生自习,都不认真上课”的批评。[5]

无论是从这段描述,还是从杨威利在全书中表现出的淡泊性格,都可以看到,杨威利对于获得社会认可并没有太多热情,而只是希望过着随性自在的生活。而杨威利的矛盾在这个情境之下的表现则变成了“从事着自己热爱的事业,却依然缺乏积极上进的精神”。总体来说,杨威利并不是积极进取的人格类型,因此,即使他从事自身志愿所在的职业,恐怕也不会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进取者,而是会将性格特质中的矛盾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

如果仅是如此,杨威利的人物形象大概就要打一些折扣了。不过,在同盟第十三舰队中对杨威利性格最为好奇的先寇布,却在一次对话中有意无意透露了杨威利矛盾性格的本质。他评价杨威利“是个即使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也不完全相信自己是站在正义一方的怪人”,“没有任何信念却每战必胜”[6]

先寇布对于杨威利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杨威利的矛盾中蕴含着一种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正如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所言:“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因此,应该把杨威利的矛盾看作一种思维上的审慎态度。正是这一种审慎的思辨使杨威利避免了成为为守护信念而守护信念的卫道者,让他的思想更加灵活和包容。田中芳树在《银英传》第九本第四章中写道:“杨的人生、思考方式和价值观,总是像双重矛盾的螺旋一样旋转着,表面上看起来奇特,事实上却一直由安定的人格和宽广的包容力,在制衡着这种特质。”由此看来,在杨威利矛盾的外在表现之下,却有着十分稳定的精神内核——永远怀疑自己的信念,随时准备好打破固有思维,这使得杨威利的思想成为了源源不绝的泉。

最后,从哲学本身来讲,宇宙万物本身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所谓只有纯粹一面的人和事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杨威利作为一个内在世界极其丰富的人则更是如此。杨威利以极具包容性的性格,将各种的人格特质融汇在同一个个体中——如同包罗万象的宇宙一般——这样的矛盾与统一,让他的人格无时不散发着多彩的光芒。

2.包容

包容是杨威利的另一个重要性格特征,甚至是杨威利最为突出的一个性格特征。田中芳树在杨威利初次出场时便写道:“对于命运,他比莱因哈特更被动,更富有包容性。”[7]由杨威利直接指挥的同盟第十三舰队,其人员构成也体现出杨威利的包容——在他麾下,集合了性格各异,甚至在传统军人眼中看起来怪异的各类军人,其中包括被保守派军人认为有反叛可能的蔷薇骑士联队,和从银河帝国逃亡而来却坚持身着帝国军服的梅尔卡兹上将与副官舒奈德。杨威利自身的言行也处处体现着他性格中强大的包容力,从在外传《尤里安的伊谢尔伦日记》中,当和尤里安谈到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的厨艺时,杨威利说:“女性不必每一个都是烹饪高手。住在宇宙中的四〇〇亿人,有四〇〇亿种个性、四〇〇亿个善或恶、四〇〇亿的憎恶以及爱情、四〇〇亿人的四〇〇亿个人生。”这段话中,足见杨威利对人类多样性所抱持的宽容态度。当然,杨威利最为读者所熟知的,则是与尤里安的另一段对话:

“尤里安,希望你不要对敌国民众的生死抱着漠然的态度。”

“对不起。”

“不,不用道歉。不过,如果你带着‘国家’这副太阳眼镜来看事情的话,视野就会变窄,眼光就变得短浅。我希望你尽可能地不要只拘泥于敌我双方来思考问题。”[8]

在这里,杨威利的包容从性格层面提升到了思想层面,成为了一种自觉的宽容。在整部银英中,再没有一个人物能在包容力上与杨威利比肩。杨威利之所以能形成如此包容的性格,固然有他天生性格温和的原因,同时也可能跟他早年随父亲经商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杨威利的父亲杨泰隆是一个星际贸易商人,出于经商的缘故,需要时常在行星间来回奔波。在妻子去世之后,杨泰隆顺势把还是幼儿的杨威利带上了太空船。商船在宇宙空间航行,但商贸活动应该是要在行星之上完成。因此,当杨泰隆的商船在不同的行星停驻进行商业活动时,就成为了少年杨威利了解生活在不同行星上不同族群的风土人情的绝佳机会。《银英传》中的人类世界几乎布满整个银河系,因此完全有理由推测——即使同属一个政权,在如此广袤宇宙之中,各个行星之间的文化必然会产生差异,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因此,杨泰隆的贸易范围越广,杨威利所见到的文化类型就越多,对宇宙中的人类社会多样性的认识就越直观和深刻。而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就是一个人包容性格的前提。当一个人在性格形成的早期了解到如此多样的族群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宇宙空间、同一个国家之中时,势必会促进其“异族”的认可和理解,也能更直观地认识到,不同的族群之间并无绝对的对错之分,只是在遵循不同文化下的不同生活方式。天生机敏的杨威利,应该也很容易在早年长期接触不同族群的过程中,养成接纳和理解“不同”的包容思想。来自同盟的杨威利能够和来自费沙的波利斯·高尼夫成为童年的好朋友,也证明了杨威利对于不同文化之中的个人的包容。

早年随父亲在不同行星间经商经历,增加了杨威利了解不同族群的机会,养成了杨威利广阔的视野。同时,在进行商业活动的过程中,由利益和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冲突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父亲及其团队如何去协调冲突、解决纠纷,以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也应当是善于观察和思考的少年杨威利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内容。商人思维的平等与灵活,给了日后的杨威利在思考和处事方面的灵感,使他能够从容又平等地与不同类型的人相处,也更容易跳出政权、国家、文化的桎梏进行思考。

3.悲悯

杨威利极具包容力的性格,使他看待世界的目光中常带着悲悯。作为一个军人,他不同意将敌军的性命看作是可随意剥夺的:

因为无论是名将还是愚将,其杀人无数的记录都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愚将杀害了自己一百万人时,名将则杀了敌人一百万人。而在宁可被杀也绝不杀人的绝对和平主义者眼中,两者时没有什么不同的。[9]

杨威利悲悯帝国军士兵的生命,也悲悯帝国社会中的人民。他曾和尤里安有过这样的对话:

独裁者消失,从长期看,这对人类不是具有正面价值吗?尤里安想道,但是杨是不会只寻求这么单纯的见解的。杨拢拢他那头杂乱的黑发。

“对帝国的民众来说,那无疑不是好事。失去强有力的改革领导者之后,政治上就会分裂,更严重的话,应该说一定会有内乱产生。民众就成了牺牲品。那样就太残酷了!就这样,为了寻求同盟眼前的安泰,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可是,我们不能连这一点都管到吧?帝国的事只能由帝国来解决。”

杨怃然说道。

“尤里安,希望你不要对敌国民众的生死抱着漠然的态度。”[10]

杨威利的见识与思维十分开阔,性格又相当温和,非常善于与人类世界中性格、文化各异的个体相处。同时,热爱历史学的他也应该能认识到,主权国家只是人类社会某一阶段的产物,是一种“必要的恶”,不应把国家和政权的存在看作是人类的最高价值。综上所述,相比大部分长期处在单一文化类型之中,又懒于突破固有思维方式的人,他更容易跳出所在社会、文化、身份的限制,用更加冷静、客观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人类社会,这使得他的性格中带有非常强烈的人文主义者的悲悯。因此,即使杨威利在军事生涯中屡创胜绩,但他并没有一次为同盟军队的胜利感到欣喜若狂,读者反而屡屡见到诸如“杨注视着屏幕,仍然保持着坐在桌上的姿势,他摘下了军用贝雷帽,对着遭到败亡命运的敌人,不禁俯首黯然。他非常地疲倦,胜利总是使他非常地疲倦。”[11]“一想起这次胜利的果实将波及帝国民众,心灵的一双翅膀就显得益发沉重”[12]一类的心理描写。

杨威利是一个军人,战争时期,军人的工作内容就是制造死亡——自己的和他人的。杨威利作为一个制造死亡的军人,这样的悲悯是不是一种伪善?笔者认为不然。首先,伪善是指在言论中满口仁义道德,却在私底下行恶的人。也就是说,伪善的人所做的,是用语言上的“善意”为自己的恶行掩护甚至辩护。而杨威利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作为作过任何的辩护,也就是说,就他个人而言,他从内到外都认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一种恶。对此,杨威利甚至表示过自己应该下地狱[13]。他既没有为自己的作为辩护,也从不认为自己代表正义。因此,笔者不认为杨威利的悲悯是一种伪善。实际上,杨威利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做到了把伤害降低到最小,比如他最擅长的战法——集中火力打击,是一种以最高效率和最小伤害范围结束战斗的方式,又比如在《银英传》第一本第五章中,面对表示愿以全舰队“玉碎”以报皇恩的帝国军将领杰克特,杨威利选择只攻击他的旗舰,而任由其他帝国军舰逃亡。杨威利受身份所限,不得不制造死亡,他性格中的悲悯却使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深深的厌恶和自责,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尽可能让自己手上的鲜血少一些,以此来赎他认为自己永远也赎不清的罪。

4.机敏

在日常生活中的杨威利,是一个看上去十分普通、温和,甚至有一些迟钝的青年,但是一到了战场上,他的另一大性格特征——机敏——便充分展现出来。杨威利在同盟军中最响亮的名号是“奇迹的杨”“魔术师杨”,在《银英传》本传中,他亲自指挥的大小战役有十次,未有一场败绩。即使是面对政治和军事资源远超自己之上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杨威利也能通过自己强大的军事智谋,屡屡阻截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统一银河的宏愿。对此,田中芳树写道:“只要是解决和战术相关的问题,杨就算不上是个老实人,也不是个理想主义者。在获得胜利之前,杨可说是无比毒辣,毫不留情。”[14]就连费沙自治领的领主鲁宾斯基在见识了杨威利在战场上的表现之后,也称赞他“用兵如神”“才干恐怕还在罗严克拉姆伯爵之上”[15]。曾在早年和杨威利是好朋友的波利斯·高尼夫评价杨威利“领悟力强、心思又缜密。”[16]杨威利的旗舰休伯利安上的舰载机王牌飞行员奥利比·波布兰也认为杨威利“在谈恋爱方面拿零分,不过,若论起战略来,比他优秀的人倒是没有。”[17]

以上对杨威利的评价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他的智谋。杨威利之所以能够在军事上屡建战功,成为同盟军队乃至政府都不愿意轻易放手的重要人物,也是因为他在战略和战术上所展现出的强大智谋和高度应变。究其根源,一方面是因为杨威利广博的知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杨威利机敏的性格。

杨威利性格中的机敏,很难说没有受到父亲杨泰隆的影响。在上一章中,笔者提到,杨泰隆自己就以灵活和机智而享有盛名。因此,笔者推测,也许杨威利的机敏也有一部分继承于此,加上杨威利自己的善思好问,使得他的性格更加灵活与敏锐。这样机敏的性格呈现在军事上,为杨威利带来了极其辉煌的实绩。从21岁带领艾尔·法西尔市民撤退,到33岁与新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堪称“以一挡百”的回廊之战,杨威利在兵法上相继完成了声东击西(艾尔·法西尔事件)、兵不血刃(第七次伊谢尔伦攻略战)、反间计(德奥里亚会战中任用巴格达胥)、暗渡陈仓(巴米利恩会战)、无中生有(第十次伊谢尔伦攻略战)等古代经典军事战法的精妙再现,杨威利“同盟军第一智将”的美誉可谓实至名归。甚至连杨威利自己也对自己的谋略抱有自信,产生过能战胜自己的帝国将领应只有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想法。[18]新银河帝国的“艺术家元帅”梅克林格这样评价杨威利的机敏:

“杨威利真正伟大的地方,不在于他预测的准确度,而在于他使帝国军的行动或选择完全掌握在他预测的范围内。也就是说,银河帝国身经百战的名将们,总是在他预先设计好的舞台上舞蹈。”[19]

梅克林格的这段话准确地指出,杨威利的智谋不仅只是在“应对情况”,而是在“创造情况”。能够引诱如此多战绩辉煌的军事将领全数进入“杨威利的预设轨道”,仅靠思路上灵机应变这样的小聪明是远远不够的,要把“机敏”上升到“智慧”的层面,还需要对时局的清醒认识、对战场信息的解读与分析,以及对人性的准确把握。而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上天将以上所有特质都赋予了杨威利——早年随父亲行商的经历给了杨威利务实又灵活的精神,使他能够对于时局和战场形势做出客观的判断;来往于各个行星与族群之间的见闻,与失去双亲后体验到的人生起伏,使杨威利早早便通晓人性;对历史的热情则给了他扎实的知识和广博的视野。综合以上因素,在性格、心理、知识三大系统的支持下,魔术师杨威利才得以在战场上打出一张又一张使同时代的同僚和对手都惊叹不已的皇牌。

5.责任心

杨威利是一个对生命充满悲悯的人,他深知无止尽的争夺给人类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因此希望尽可能地过与世无争的生活。同时他也是一个通晓人性的智慧之人,他明白过于接近权势必然会身不由己甚至人格扭曲,因此他始终对掌握“高位”“权力”一类的人与事敬而远之。当处理完艾尔·法西尔事件后,他曾在心里期望能在一个边境地区的基地里等退休;当他先后在亚斯提会战和第七次伊谢尔伦攻略战中创下为人惊叹的战绩时,他对未来的规划是从军队退役;直到巴米利恩会战结束,同盟政府与新银河帝国签订停战协议,面对莱因哈特对其日后打算的询问,杨威利仍然回答想要退役。同盟是一个具有民主构架的社会,军人退出机制也并未被取消,杨威利屡次谈及退役却又没有退役,是因为他恋栈和故作姿态吗?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承认上文中杨威利的性格特征存在,那么,便可以排除杨威利是借威胁退役为自己谋利这一可能,在他的内心,确实有着退出军队,过平凡的历史研究者生活的强烈渴望,而杨威利始终不能遂愿,却是因为他内心深处的责任心。

人是社会中的人,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其与社会其他人的关系,以及自己身上所担负的职责。虽然杨威利确实和“勤勉”沾不上边,但并不意味着他的心中没有对“责任”的自觉——笔者认为,杨威利一直坚持远离权力,也可能是他认为接受越高的职位,必然会带来对社会、对人民越大的责任。如此大的责任,杨威利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个体承受得起,因此,他始终拒绝掌握权力。然而,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人便具有了社会性,更何况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社会中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个人要脱离社会而独自生存,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自然,杨威利和所在社会的所有其他人一样,也拥有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职责。虽然他所处的位置并非自己所愿,但对于他人生命的责任心使得他无法敷衍自己的工作。因此:

杨威利大概并不属于猛将那一类型,可是每次战斗,他总会站在最前线,尤其当战败之时,他一定会在舰阵的最末端掩护友军进行撤退。

杨认为这只是指挥官最起码的义务而已。[20]

从这一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杨威利的的确确厌恶战争和流血,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直到他的辞呈被批准之前,他都是一支军队的指挥官,如果自己因为对所在职位的厌恶而敷衍了事、玩忽职守,将造成更大的更无谓的牺牲和流血——而指挥官的第一义务,就是尽可能地保证自己的部下生还。杨威利不会为自己的晋升而争取,但他会尽全力为他人的生命而争取。

同时,杨威利在停战后无法顺利辞去职务,也是因为对部下的责任心。杨威利首次提交辞呈是第七次伊谢尔伦攻略战后,辞职失败的原因是席特列询问“新成立的第十三舰队该怎么办”。第二次准备提交辞呈是在审查会,面对政客们对自己无中生有的非难,杨威利大可拂袖而去,然而他仍然接受了政府的要求回到伊谢尔要塞指挥作战。最后,当同盟政府已然崩溃之时,杨威利在隐退和承担之间终于还是选择了后者。杨威利固然是在无奈之下选择了从军之路,但他至少在二十九岁之后的人生中还留在军队之中,并不是没有选择的结果,更是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于身边的部下、对于同盟军队,以及对于民主社会的责任,而做出的选择。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提到杨威利时说:“他从未怠忽过只有他才负得起的责任,一次也没有。”[21]并不是身为杨威利遗孀的溢美之词,而是对他生前事迹的客观陈述。出于义务而行道义之事,亦是人类道德之所在。

6.尖锐

在一般人眼中,杨威利只是一个非常温和的青年[22]。的确,和《银英传》中许多个性刚直的军人比起来,杨威利的整体形象要柔和许多。这样“柔且文”的常胜军人形象颇受东方文化下读者的喜爱,使杨威利“温和”的一面在读者群体中不断被强化。但如果过度关注杨威利的温和,便容易让粗心的读者忽略他的另一个重要的性格特征——尖锐。席特列就曾对杨威利说道:“你啊,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点都没变。从军官学校开始,你就是这样,脸上的表情很温和,嘴巴说的话却锋利无比。”[23]笔者在梳理《银英传》全书的过程中,发现杨威利表现出尖锐的场景并不少见。比如,在亚斯提会战的慰灵祭上,当特留尼西特正在同盟军人面前演讲:

“各位啊!我在此问一声,为什么这一百五十万的官兵会战死呢?”

“因为首脑部的作战指挥太差了!”

杨威利自言自语。当时众皆默然,这一声显得格外响亮。周围的人都愕然看向这位黑发的年轻军官。杨迎着其中一个人的目光直视过去,对方吓得惊慌失措,立刻将视线转回讲台上去。[24]

这虽然是杨威利的自言自语,但从效果上看,杨威利应该没有刻意地压低自己的声音。当然,如果仅是这样,杨威利也只是一个爱在私底下发牢骚的人而已。但被人发现自己在说什么之后杨威利的反应,便可称得上光明磊落。眼睛通常有心灵的外显之意,因而直视对方目光即是心灵与心灵的交流,杨威利在这一刻坦荡的回应,竟让对方吓得惊慌失措,立刻转回视线,退出这一场短暂却激烈的心灵交锋。仅此一片段,足见杨威利精神中十足的刚性。紧接着,杨威利用行动再一次印证了他的锋利。

这些人当中,只有杨威利仍默默地坐着,一双黑眼睛冷冷地盯着台上的演讲者。特留尼西特高举双手接受满场狂热的回应,忽然他的视线落在听众的第一排位置上。

    一刹那间,他的眼光一冷,嘴角不快地牵动了一下。因为他看到前排座位上有一个年轻军官竟然坐在原位没有起立欢呼。如果此人坐在后面,他可能就看不见了,但他却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在一片热烈的爱国情绪之下,眼前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叛徒!

    “军官,为什么不起立?”

    一位满脸横肉的中年军官怒道。他和杨威利一样佩戴着准将的徽章。杨转眼一看,平静地回答:

    “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想起立时当然就有不起立的自由。我不过是在行使这种自由罢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想起立?”

“我有不回答的自由。”[25]

不久后,当杨威利的养子尤里安·敏兹从他口中听说这件事,这个品性正直的十四岁少年都表示“就算您心里反对,起立拍手也没什么损失啊。在别人面前装装样子也就罢了!”[26]可见杨威利拒绝起立的行为并不是时下同盟社会的常态。也许正如尤里安所言,在场起立的许多人只是“在别人面前装装样子”,杨威利却连这个样子也不愿装,当面对由自己行为引发的后果——被忧国骑士团在夜里围攻私宅——也没有表现出一丝胆怯,杨威利锋利的一面可见一斑。在杨威利的日常言行中,这样锋利的时刻也不少。

当席特列通知杨威利晋升的消息时: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上面已经决定要升你为少将了,明天就正式递交给你任职令! 你知道为什么升官吗?”

    “大概是因为打了败仗吧?”[27]

当姜·列贝罗与同僚荷旺·路易提到杨威利时:

“上次那场审查会中,他是个勇猛果敢的抨击者,还是个不屈不挠的辩论家——这可都是你告诉我的。”[28]

当巴米利恩会战前,杨威利面对要求自己与市民约定“让正义获胜”的记者时:

杨原已在感情的门扉上了忍耐之锁,但是这时候那把锁仍然差点要迸散开来。当他正想朝着对方吐出如熔岩般灼热而毒辣的话时,一个比他冷静的声音插进来拯救了他。[29]

这样的锋利和勇猛,在杨威利的最后一战——回廊战役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帝国军的诸将战栗了。杨此时的用兵法,让人觉得用“猛将”来形容他比用“智将”更为贴切。杨的炮火极为猛烈,击碎了帝国军的抵抗,朝莱因哈特永远的乘舰伯伦希尔逼近过去。[30]

综上所述,杨威利绝不是一个仅有温柔和谦和的单纯文人形象,实际上,他的形象应该是文与武,智与勇的统一,缺少了任何一面,都将是不完整的。不过,也应注意到的是,杨威利的锋利从来没有用来针对过个人,他的锋利只用来针对事——即使是他最讨厌的政客特留尼西特,杨威利对他的抨击也是停留在他扭曲民主主义原则的言行,以及其言行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并没有对其进行过人身攻击。因此,笔者认为,在杨威利尖锐的言辞背后,是他高度道德感和责任心的体现。

关于责任心的部分,笔者在上文中已经做过阐述。此外,田中芳树也没有吝惜对杨威利道德感的描写,尤里安·敏兹认为杨威利“是个最正直的人”[31];第一次见到杨威利的先寇布,就对杨威利说道:“如果您不是个过于正直的人,那么您就可说是鲁道夫大帝以来最大的诡辩家了。”[32]杨威利对人始终是非常谦和的,在待人接物上,他始终保持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同时,他性格中的正直又让他无法忍受社会道德的堕落和政客玩弄政治的行为,他对于民主体制的认同,使他拥有高度的公民自觉——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每一个公民都应担负起建设社会的责任。因此,杨威利内心的道德感和公民的责任感,令其在面对制度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时必须显出尖锐的一面,去行使揭露、监督与问责的权利,为社会倒退增加成本。可以说,田中芳树用尖锐补全了杨威利作为一个公民和日后的民主体制守护者的形象。

7.叛逆

杨威利性格中尖锐的一面衍生出了叛逆这一性格特征。与模范学生尤里安·敏兹不同,田中芳树从来没有在杨威利身上使用过“乖巧”一类的形容。虽然先寇布曾用“一直遵从命令”[33]来形容杨威利,但实际上,杨威利做过不少“违反规则”的事——军校时代发起呼吁当局撤回取消战史研究系的运动;在值班时放过了触犯宵禁的亚典波罗,后来还与其成为朋友共同成立了“有害书籍阅读会”;在慰灵祭上拒绝起立,甚至引来了忧国骑士团的报复;巴米利恩会战后,藏匿了相当数量的军舰和军事人员在塔杨汗基地……以上种种无论是性质抑或影响都绝非寻常小事的事例,都证明了杨威利的反叛精神。

田中芳树这样形容杨威利的叛逆:

总之,如果有人居高临下地逼迫他“你要向右”的话,他就会明知不利而偏偏向左,这似乎就是他的性格。[34]

如果说真心话,杨的意思是,任何事情如果以规定来强制执行,就算是正确的,也令他难以接受。正是因为没有露骨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且知道应当在何种时机与场所下大喊“国王长着驴耳朵”,他才能够平安无事地领退休金过日子。不过在一个权力者或是其忠实猎犬看来,他无论如何都不像一只驯服的小羊。[35]

从上文中,笔者发现,杨威利的“叛逆”并不是“童年式的自我中心”的后遗症,他的“叛逆”蕴含了两种价值倾向——一是个人主义,二是反权威主义(这两种价值倾向都会在下一节中进行说明,在此不赘述),以上两种价值倾向的共同点都在于反对权力机构(掌权者)对个人自由的剥夺和控制——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杨威利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总是不遗余力地维护自己的自由权利,随着时势的衰落,他也义不容辞地去维护能够保障个人行使自由的社会机制。这样一种叛逆非但不是一种破坏,反而是杨威利人格具有建设性的明证——每一个民主社会下的合格公民,都应该为个人的自由权利抗争,时刻警惕政府的腐败和权力对个人权利的操控与侵夺。与他的锋利一样,杨威利的叛逆是一种有价值的叛逆。

8.幽默

上文列举的杨威利的种种性格特征,向我们展现了杨威利人格中伟大和庄严的一面。不过,杨威利的人格形象绝非只有伟大和庄严,他也有一些普通的、可爱的性格特征——幽默便是其中之一。

黑色幽默几乎是第十三舰队的军官们的集体技能,在波布兰、先寇布、亚典波罗等人精彩绝伦的伶牙俐齿面前,杨威利的幽默感并不突出。但将杨威利单独与同盟和帝国的大部分军官比较,他的幽默感至少应在其平均水平以上。

杨威利发挥自己的幽默感,大部分都在和养子尤里安·敏兹与知己卡介伦的对话中。比如在被忧国骑士团破坏了客厅后,给杨威利打来电话的卡介伦看到他正盘腿坐在桌子上,卡介伦说:

“原来阁下在家里习惯坐在桌子上。”

“这要看是星期几!”

杨坐在桌子上回答,卡介伦苦笑了一下。[36]

又比如,当谈及杨威利的年龄时:

军官学校的学长亚列克斯·卡介伦曾对他说:“你没有家庭之累,所以看起来比较年轻。”

“有这种丈夫的卡介伦夫人才辛苦呢!也只有圣女才有这种耐性。碰到这种蛮横粗暴的丈夫,一般的女性只怕一年也忍受不了吧!”杨这样反驳道。[37]

以及:

手里抱着五岁次女的卡介伦看到杨慢吞吞地还礼,故意露出促狭的笑容。

“怎么?好像满脸不情愿哦!”

“我的心灵受伤了,我还是单身汉,应该叫我哥哥就好了呀。”

在私下的场合里,杨总是用学弟的口吻对卡介伦说话。

“太奢求了吧!三十几岁还是单身汉,你不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反社会行为吗?”

“很多终生独身者对社会也很有贡献啊。要不要我列一张四五百人的名单来看看?”[38]

因为卡介伦是自己的同辈与至交,因此杨威利在卡介伦面前的幽默显得较为尖利。在面对养子和学徒尤里安·敏兹时,他的幽默则带上了少年般的顽皮:

“说正经的,卡介伦的女儿,还有先寇布的女儿,你喜欢哪一个,看你的决定怎么样,我也好有个心理准备哪。”

“提督!”

尤里安感觉自己的脸颊热了起来,热得令他自己都觉得意外。看到他的表情,杨反而有趣地吹起了笨拙的口哨。像现在这种时候,他倒挺适合做先寇布和波布兰的上司。[39]

“太麻烦了,不过如果是你要写来称赞我,那我会很高兴的。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将我写成一个充满了知性与魅力,而且冷静的男子!”

只要说到和自己有关的话题,他一定都会把结论归到玩笑的方面,杨就是这样一个人。[40]

在尤里安看来,他总是带着淡然的表情啜着红茶。

“怎么老想睡觉哪!看来我是苦夏啊,尤里安。”

“提督是‘苦四季’哟!不要把责任推给夏天。”[41]

当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成为自己的妻子后,杨威利也会和她开玩笑。比如,当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从同盟政府手中救下杨威利时,他对她说:

“哎呀,哎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泡汤了。”[42]

在杨威利即将去和莱因哈特会面时,他说:

“菲列特利加,我去会会宇宙第一的美男子,大概两个星期就回来了。”[43]

素来对杨威利的人格十分好奇的先寇布也敏锐地发现了杨威利言行中的诙谐:

在先寇布眼中,杨的表情不像是大敌当前、策划谋略的智将,反而更像是想对一个风评不佳的教师恶作剧的学生。[44]

甚至当遭遇生命危险之际,杨威利依然在发挥着他的幽默感。比如,当奉命秘密处决杨威利的军人问他最后的愿望时,得到的回答是“我希望能喝到宇宙历八七〇年份的白酒,之后才死去”[45]。最后,当大腿动脉被洞穿,即将因为失血过多而失去意识之际,他还在心里想“哎呀,‘奇迹的杨’变成‘浴血的杨’了。”[46]——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杨威利的这个想法更像是对自己未能完成和谈的遗憾的自嘲。

从心理学上讲,幽默是一种心理机制,是一个人的大脑面对冲突的应对。与不谙世事的少年的“无忧无虑”不同,幽默的内核通常是困惑的、矛盾的和悲伤的。但是,一个坚强的、健全的人格,为了不使这些困惑、矛盾和悲伤带来的负面情绪伤害到自己的心灵,便会将这些冲突以玩笑的、讽刺的、诙谐的方式表达出来。事实上,杨威利的人生绝谈不上一帆风顺,从他幼年时期起,他便不时经历着许多个人力量难以改变的挫折。无论是早早失去双亲的悲痛,还是缺少同伴的孤单,这些都是一个人人格形成过程中的不利因素。然而也许命运始终没有放弃杨威利,又给了他一个坚强豁达的性格,让杨威利即使在遭遇这样沉重的挫折后,依然能用一种健康的方式释放他的情绪,在这个过程中,杨威利的幽默感便逐渐形成了。奥利比·波布兰在与卡特萝捷·克罗歇尔谈话时提到,杨威利舰队中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把不幸当成一种商品来看待[47],而显然杨威利也是其中一员。与舰队中大多数人一样,杨威利的幽默,也是对无常人生的一种积极而坚强的回应。

9.消极

到这里,我们应该不难看出,杨威利的确是一个具有相当的人格高度的人。然而杨威利毕竟是人,既然是人,就一定不是完美无瑕的——和他性格中的积极因素一样,他的性格中消极和退守的倾向也十分突出。

在《银英传》中,有这样一段对杨威利的评价:

即使一些对杨威利不抱好感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没什么欲望的人,这是事实。而另一方面,对他怀有好意的历史学家们也不得不提及,他有一种不爱多交朋友和不懂争取机会的消极性格。[48]

为此,杨威利的理由是“嫌麻烦”:

他觉得最麻烦的,就是让那些持不同想法及价值观的人来了解自己。……

“对于不喜欢的人,我没有必要去讨好他。对于不想了解我的人,我也没有让他了解我的必要。”[49]

只要杨有意去做,他完全能够言语犀利,对政府高官极尽揶揄之能事。以前他之所以不这样做,一来因为没有机会,但更重要的是他嫌麻烦。[50]

既然和不感兴趣的个人交往都没有兴趣,杨威利自然也不乐于参加形式大于实质的社交场合:

典礼、宴会、演讲……海尼森充斥着这些令杨反感的仪式。[51]

由此可见,杨威利对于社交——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组织的——都兴趣寥寥。由于缺少证据,笔者不能对杨威利妄下“社交焦虑”的判断,但至少可以确定一点——杨威利是一个在性格上内向性非常强的人。

在维基百科上,对于性格“内向性”的解释如下:

内向者一般是安静的低调的、深思熟虑的,而且很少参加相关的社交活动。……典型内向的人大都愿意独处而不是与他人共处,虽然他们也愿意与亲密的朋友交往。他们习惯在一个时间只专注于一件事情。内向者倾向于说话前会先思考,内向者更愿意独自思考而不是与别人交谈。……尽管他们肯愿意同人交谈,同建立人际关系,但仍然着重个人的私人空间,但多数时间都处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52]

从这一段叙述来看,杨威利的性格无疑符合心理学对内向性的界定。“内向”与“外向”性格的形成,固然与一个人的先天性格有关,同时也受到其生长环境的深刻影响。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杨威利的早年是在一个缺乏与同龄伙伴互动的环境中长大的。即使是和最亲近的父亲,两人最长时间的交流也是坐在一起安静地擦古董,唯一提到的童年伙伴是只相处了两三个月的波利斯·高尼夫。少年杨威利热爱历史,愿意一个人沉浸在过去的人类社会中,正是他在精神上转向内在世界的明证。即使后来有了约翰·罗伯特·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两位好友,也是在杨威利志趣已经形成后的青春期晚期。在军校毕业后,杨威利仍是长期单身独居。无论是现实环境,还是精神世界,杨威利早已经习惯独来独往。在人格独立之后,杨威利便更没有必要,也没有需求要进行多余的社交活动。

对于一个平凡的人来说,内向也好,外向也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并无优劣可言。但是,当一个人面对其社会角色赋予自己的要求时,一些性格特征便会在某些情境中显得不利。对于杨威利来说,即是他作为被众人寄予厚望的军事指挥官,却由于性格上的内向没有表现出充分发挥自己才干的意愿。

一直到同盟军瓦解为止,杨只是担任最前线的指挥官而已,并没有处于制定战略计划的核心地位,这是导致上述情形产生的主要外因,但部分原因也在于他本人无意去克服这个外在因素。因此也有人批评杨消极而优柔寡断,他对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干有几分犹豫,这种价值观使他偏向了否定自身才干的方向。[53]

田中芳树还写道:

也有历史学家指出,杨有不想做第一人而宁愿屈居第二的心理倾向。譬如,杨对老前辈亚历山大·比克古提督倍加尊崇,并不单单是出于敬爱而产生的感情,也是他自己想居于第二位的深层心理所致。[54]

这里提到了杨威利内向性格的另一种表现——退让。杨威利不愿意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干,也许是出于对军人制造死亡的厌恶和自责,基于尽量减少流血的心理,他不愿意在军事上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态度。田中芳树在书中还列举了一些持不同观点的后世[55]历史学家对杨威利的评价,这些评价作为银英世界中历史学家的观点,不能将其作为事实来看待,但至少能从中了解到,有一部分人将杨威利的行为看作是不愿居首的表现。在外传《螺旋迷宫》中,杨威利有过在边境行星度过平凡一生的心愿,也从未表现出对于名利地位的追求,更遑论对“第一人物”的渴望,他的谦虚和自省又让他不允许对自己的才干沾沾自喜,综上种种,在他人眼中便就会显得过于退让。如果杨威利不是生活在同盟社会的危急存亡之际,时势又没有把他推到前线举足轻重的指挥官的地位上的话,也许杨威利的退让算不上太大的缺点,但当他的身上背负了太多同盟军队和社会的期望时,这便会成为一部分人批评杨威利的重要理由。然而也应该看到,即使杨威利未必是心甘情愿,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在一些关键的时刻,他也尝试着克服自己的退让去争取过一些机会。比如在亚姆利扎会战的军事筹备会上:

霍克的乐观论调令杨感到疲惫。杨压抑了想说“随你去吧!”的心情,再次反驳道:“帝国军的指挥官可能就是那位罗严克拉姆伯爵。他的军事才能是超乎想象的。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一点,研商更慎重的计划,不是吗?”[56]

杨威利的性格中个人主义[57]的色彩十分浓厚,面对霍克的观点,他的第一反应是随他去,因为霍克作为一个个体,即使他的观点在道德上被认为十恶不赦,但在受到法律审判有罪之前,他依然拥有公民的言论自由。杨威利作为个人,既没有权力剥夺霍克的言论自由权利,他退让的本性也不愿意对别人的言论多做议论。但考虑到霍克的地位和他的观点可能对同盟社会造成的影响,杨威利必须压抑自己退让的性格,拿出进取的态度和霍克争辩。同盟社会一步一步走向瓦解,杨威利对于同盟社会和民主体制的作用却越来越重要,此时杨威利的生命已不再只属于自己,也属于所有交付出生命和未来以换取民主体制存活的前人和同伴。基于自己的责任心、良知,以及对民主的认同,杨威利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几乎是用最大的努力压抑了性格中的退让,用生命为宇宙留下了一颗民主的种子。

10.*孤独[58]

内向、退守的性格,失落的少年乐园,过早被推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种种因素共同衍生出杨威利的一种心理状态——孤独。

杨威利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经历持续的失落——失去给其以生命的母亲、失去养育自己的父亲、失去做历史学者的理想、失去青少年时代的挚友,失去生于斯长于斯的民主社会……人生无常的悲哀,总体说来分为三大类——亲朋远去的悲哀、由幸福到不幸的悲哀,和走向死亡的悲哀。在杨威利三十三年的生命之中,他经历了亲人和友人的离去、国家和时代的衰亡,以及最终的自己的死亡,杨威利不是神,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接连经历如此密集的失落,很难不让人在心态上发生一些变化。因此,田中芳树也写道:

在孤独中,要保持心壁上没有任何裂痕,并非易事。[59]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到,杨威利的内心应该有着许多无法言说的苦痛——斯人已逝,他无从向理解自己的亲友倾诉。尤里安·敏兹虽说是自己的养子,也十分崇拜和亲近自己,然而出于年龄和阅历的差距,杨威利无法与他获得心智上真正的共鸣。即使之后第十三舰队组建,杨威利拥有了在志向上最为合拍的同僚们,但工作中的合作并不能代替情感和心灵的交流。也许是杨威利的性格过于内敛,也许是他的心灵十分坚强,大部分时候,人们只看到杨威利神奇的战略魔法和常胜不败的光环,兴致勃勃地向他请求下一次精彩的作战,却听不见“不败的杨”光环之下的一声叹息。人生如此,杨威利只得早早接受“谁肯相为言”的现实,将孤独掩藏在盖住脸的黑色扁帽,或不透光的太阳眼镜之下。

笔者认为,唯一有可能感知到杨威利孤独的两个人,应该是亚列克斯·卡介伦和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有着敏锐的感知力,加上对杨威利的感情,因此,她会看到杨威利的脸上会闪过一瞬间的痛苦失望的阴影[60]。卡介伦则作为杨威利青年时代一路走来仅存的一位知己至交,他与杨威利的关系应该是十分亲密的。在《银英传》本传包含的四年时间里,杨威利唯一上门拜访过的朋友只有卡介伦一家,卡介伦也乐于接受杨威利和尤里安·敏兹加入自己的家庭聚会。甚至在杨威利被刺杀后,他悲痛的更多原因都是失去了一位挚友,而非仅仅是失去了复兴民主体制的希望。鉴于卡介伦的心思缜密,与他和杨威利熟识的程度,他应该也体会到了杨威利内心若隐若现的孤独。笔者心里甚至有一个猜想:卡介伦坚持要远离朋友独居的杨威利收养尤里安·敏兹,除了一番明面上关于建立家庭的社会义务论调之外,也许也是希望尤里安·敏兹的到来能转移杨威利的视线,使他不要过于陷入孤独之中的善意之举。

综上所述,杨威利的性格矛盾、多元、丰富而富有魅力。他既有充满热情的一面,也有消极退守的一面;既有伟大高贵的时刻,也有幽默顽皮的时刻。他的人格形象鲜明而饱满,即使是不同年龄、不同认知、不同审美倾向的读者,也总是能在杨威利的身上找到共鸣。杨威利有时只像是你我身边一个普通的同伴,有时却又像是你我心中理想的样子——他因具有人性而亲切,又因超越了人性而伟大。


[1] 摘自维基百科“人格”词条。

[2] 引自《银英传》第七本第二章。

[3] 引自《银英传》第七本第八章。

[4]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七章。

[5]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七章。

[6] 与前一句,均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七章。

[7]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8]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五章。

[9]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10]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五章。

[11]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八章。

[12]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五章。

[13] 原文为:“杨心里想着,就算只有这么一次,阎罗王也肯定会为自己保留一个特别席位吧。”(《银英传》第六本第七章)

[14]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四章。

[15]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三章。

[16]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七章。

[17] 引自《银英传》第四本第八章。

[18] 原文为:“‘若是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自己倒也罢了,我可不想输给他的部下……’察觉到自己竟有此种想法,杨不禁一阵苦笑。他想这不是自信,而是骄傲吧?”(《银英传》第三本第六章)

[19]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三章。

[20]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五章。

[21]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六章。

[22] 原文为:“因为在一般人看来,他只是个非常温和的青年而已。”(《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23]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24]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25]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26]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27]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28] 引自《银英传》第四本第五章。

[29]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五章。

[30]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四章。

[31]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32]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五章。

[33] 原文为:“‘像你这样一直遵从命令、受法律束缚的人……’”(《银英传》第六本第七章)

[34] 引自《银英传》第四本第四章。

[35]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二章。

[36]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37]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三章。

[38]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三章。

[39]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五章。

[40]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九章。

[41] 引自《银英传》第十本第五章。

[42]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七章。

[43]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五章。

[44]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二章。

[45]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七章。杨威利说这番话时,是宇宙历799年。

[46]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五章。

[47] 原文为:“‘把不幸当成一种商品来看待,并不符合我们舰队的风气。’”(《银英传》第七本第八章)

[48]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六章。

[49]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六章。

[50]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六章。

[51]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一章。

[52] 引自维基百科“外向性与内向性”词条。

[53] 引自《银英传》第十本第六章。

[54] 引自《银英传》第七本第二章。

[55] 指银英世界里的“后世”。

[56]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七章。

[57] 这里的个人主义是构成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概念,并不等同于“利己主义”。

[58] 孤独并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情绪反应。但出于章节内容的考虑,只好一并放在这一节做简要说明。

[59]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六章。

[60] 原文为:“菲列特利加看到杨的脸上掠过了痛苦失望的阴影。这阴影在一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声叹息。”(《银英传》第一本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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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英 随笔

《银英》阅读笔记丨杨威利:充满矛盾和胜利的丰富人生 一(三)

一 “两手空空的杨”——曲折的早年经历

(三)少年乐园的失落

杨威利在《银英传》本传中第一次出场,是在宇宙历796年1月的亚斯提战役。时年29岁,军阶为准将的第二舰队次席幕僚杨威利接替因伤不能指挥舰队的派特中将,成功避免第二舰队战败,成为同盟政府大力宣传的“亚斯提的英雄”。这个开场初看令人为之一振,从此以后,杨威利在短短三年半的时间里,从准将一路升到元帅,从一个军中无足轻重的次席幕僚成为同盟军队、政府,乃至民主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这样的晋升速度,用“平步青云”来形容实在不为过。但是,在杨威利的生命螺旋不断攀升至新高度的背后,却有一个他深深怀念,又永远失落了的少年乐园——实际上,和莱因哈特一样,杨威利也是在传说一开始,就失去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田中芳树在《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介绍了杨威利十六岁以前的经历:

威利五岁时,母亲去世了。

由于父亲杨泰隆苦于应付儿子,于是当女佣不在时便拉杨威利一起擦拭古董,甚至向亡妻的亲戚表达“古董比儿子更费钱,所以古董比儿子更重要”的想法,激怒了杨威利母亲的亲属:

……亡妻的亲戚们个个暴跳如雷,并扬言要把事情告到法庭解决。杨泰隆发觉事态不妙,抱着儿子独自搭乘恒星间商船,从首都海尼森销声匿迹。

……就这样,在杨威利十六岁之前,他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太空船上度过的。

杨威利五岁之前的人生是否幸福满足,书中没有提及,读者也无从知晓。从这一段描述中,可以看到,在早早地失去了母亲之后,杨威利很快被父亲带到了太空船上。杨威利的父亲杨泰隆是一个星际贸易商人,商贸业务需要经常做星际间的航行,也就是说,他几乎不可能在某地作长时间的停留。这对于已经成年的杨泰隆来说,影响也许并不大,但对于尚在童年时期的杨威利来说,却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长期在行星之间的奔波,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使童年时代的杨威利很难交到长期稳定的同龄朋友。杨威利在十六岁之前,称得上其同龄伙伴的,整部《银英传》只提到了波利斯·高尼夫一个人: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随父亲在星球间旅行。有一次碰到一个境遇跟我很像的小孩,大我两岁左右,但我们却成了好朋友。我跟他相处了两三个月,发现他领悟力强、心思又缜密。刚才那些话就是他说的。”

“他叫什么?”

“杨威利。”[1]

从波利斯·高尼夫的回忆中,可以看到,童年时期的波利斯·高尼夫和杨威利作为朋友应该是有过一段相处愉快的时间。在巴米利恩会战结束后,波利斯·高尼夫还在海尼森“和阔别六七年的老朋友(此处指杨威利——笔者)会面”[2],这说明,杨威利和波利斯·高尼夫不仅在童年时是好朋友,在成年后也应该有过会面。但是,从波利斯·高尼夫的话中也可得知,杨威利和波利斯·高尼夫的童年好友关系仅维持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之后两人应该又分别随各自的父亲开始了新的行程。关于少年杨威利接受教育的情况,《银英传》没有提及,但根据杨威利申请海尼森纪念大学的计划,可以推知他应该是完整接受了同盟社会的基础教育课程。又结合上文中田中芳树描述杨威利十六岁之前大半时间都在太空船上度过,可以合理推测:杨威利在基础教育阶段,也许发生过不止一次的转学,以配合不断在星际往来经商的父亲。即使杨威利在学校中结识到比较投缘的朋友,其结果也都像与波利斯·高尼夫的关系一样——只能做两三个月的好朋友。

据德裔美籍发展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的社会心理发展阶段理论,一个人的5岁到16岁主要包含了童年中期(5-12岁)和青春期(13-19岁)。童年中期的中心任务是教育,重要关系是学校;青春期的中心任务是同辈群体,重要关系也是同辈群体。虽然笔者推测杨威利可能没有固定就读的学校,但他确实一直在接受教育,并没有离开学校,加上他有一个思维灵活的父亲,也起到了辅助教育的作用,因此,杨威利在童年中期的中心任务可算基本完成。但当进入了青春期后,没有长期稳定的同龄朋友确实对杨威利的产生了一些影响。田中芳树写道,少年杨威利的兴趣是“爱看录像带,爱看再版的老书,也喜欢听从前的故事”[3],尤其是报考历史系的志愿得到父亲的认可后,他“便更加沉醉于历史了”[4]。看录像、看书、听故事、沉迷历史,除了凸显杨威利对历史的热情之外,这一系列兴趣还有一个共同点——这都是一些独自一人就能完成的事情。由于没有一个可以长期在身边分享、交流、互动的同龄朋友,加上杨威利天生内敛的性格,于是,他选择独自和过去的世界呆在一起。这也导致了成年后的杨威利在现实生活中社交力显得有些不足,田中芳树在书中数次提到,杨威利对聚会、婚礼、庆典等群体活动既不太热衷也不太擅长,即使在成为舰队司令官之后,杨威利最放松的休闲活动仍是一个人在长椅上休息、看书,或思考。当然,如果认为杨威利和人群保持距离的倾向只是孤独的少年经历的结果,又可能走入环境决定论的误区。在这里,笔者更认同个体心理学派的观点——一个人人格的形成,是由生长环境(家庭)、所受教育(学校)和自身努力(个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杨威利的少年经历里,我们则可以说:杨威利少年时代的境遇,强化了他对历史和思考的热情,从而逐渐形成了杨威利独自行事和独立思考的人格特征。这样的影响固然对杨威利的智识起到了正向作用,但也不应忽略一个客观事实:少年杨威利在大部分时候是孤单的。而这样一种孤单的境况,又在父亲杨泰隆去世时被进一步升级了:

就在他满十六岁的前夕,他的父亲杨泰隆死于太空船的核子融合炉意外事故。

……父亲生前在公司所拥有的权利也用来偿还债务了。最后,杨和那堆积如山的破铜烂铁一起被丢弃在路旁。[5]

这时的杨威利刚满十六岁,和许多尚在父母的保护下享受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的同龄人不一样,命运早早地在他面前展开了一幅悲凉的画卷:在人生尚未开始之际,他因为失去了双亲而孤身一人,又因为失去了财产而流落街头,更令人唏嘘的是,此时此刻,他身边连一个能够陪伴他,给他一点心灵慰藉的伙伴都没有。在这样近乎绝境的情况下,杨威利只得暂且向命运低头,放弃进入海尼森纪念大学历史系的理想,转而报考唯一能够让他免费研读历史的军校战史研究专业。而即使是这样一个愿望,也因为随后战史研究专业被裁撤而落空,万般无奈之下,杨威利只好进入了战略研究专业,在毕业后成为一名开赴前线的军官。这时的杨威利,不仅失去了过去(双亲)、现在(财产),就连未来(理想)也一并失去了。军校的同学们称杨威利为“两手空空的杨”,一方面体现了杨威利洒脱、淡然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却道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事实——青少年时代的杨威利,实在是在失去了一切之后,才于无奈之中走进军校大门,走上了一条从未出现在自己过往人生规划中的职业军人之路。

正当杨威利的人生即将走入前所未有的低谷与未知之时,命运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而这一扇门所连通的即是杨威利真正意义上的少年乐园——约翰·罗伯·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

《银英传》中没有明确提到杨威利与拉普相遇的时间,但在外传《螺旋迷宫》中提到,当杨威利呼吁当局撤回废止战史研究科时,“战史研究科中响应他的呼吁的,只有约翰·罗伯·拉普”和“一位校外的协助者,洁西卡·爱德华”[6]。(感谢网友紫苮_Viola的提醒)因此,杨威利和拉普应是在战史研究系中相识的同学。在结识了拉普之后,杨威利又和洁西卡成为了好朋友,三人的好友关系至少维持了十三年之久。

约翰·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在《银英传》出场后不久便迎来了各自的死亡,所占篇幅并不多,但这并不代表约翰·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对于杨威利而言无足轻重。实际上,这两个人对于杨威利的意义相当重要——当少年杨威利在军校中经历被迫转向的人生之际,约翰·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作为他的同辈群体,给了他陪伴的安慰和快乐,也填补了他青春期重要关系的空白。从小便随着父亲在太空船上来往奔波,始终无法拥有长期稳定的同龄朋友的杨威利,在最孤单无依时,终于有了两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田中芳树在《银英传》第二本第一章中写道:

炸鱼和马铃薯之类的便餐勾起了思乡情绪。军官学校时代,杨经常和他的狐朋狗友——罗伯·拉普一起溜出宿舍,到这种便宜又可口的小吃店来,大饱青春期的食欲。

以他俩的酒量,喝葡萄酒就足够了,却点了德国威士忌之类的蒸馏烈酒,大过酒瘾后,他们刚迈出小吃店,就一头栽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通过老板的联络,洁西卡·爱德华赶到,为避免被严厉的教官们发现,她把两人移到店内看护。

“罗伯·拉普,杨威利,睁开眼,振作点!天亮前没赶回宿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哦!”

洁西卡冲咖啡给两个大醉的年轻人喝下,咖啡没有加糖,但喝起来却有种奇妙的甜味……

田中芳树对杨威利感情的描写通常都由动作描写来完成,很少出现这样正面且温馨的描写,也再次说明了这两位青少年时代的好友在杨威利心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应该注意到,杨威利在回忆起自己的两位好朋友时,勾起的是“思乡”的情绪。思乡一词,本应用在亲人和故土上,在这里,固然可以说是表达了杨威利对于自己出生地海尼森的感情,但杨威利在思念起故乡的人时,首先想到的并非是父母,而是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约翰·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因此,笔者认为,杨威利与这二人的关系中包含了亲情的成分——即他们是亲如家人的朋友。而后期杨威利又似乎对洁西卡·爱德华产生了一些超越友情的感情,几乎可以说,直到杨威利27岁领养尤里安·敏兹之前,约翰·拉普和洁西卡身上承载了少年和青年早期的杨威利的全部友情和一部分的亲情和爱情。又由于“故乡”也带有些许“乐园”的特征,因此,杨威利的少年乐园,毫无疑问,是由约翰·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构成的。

但是,少年总是会长大成人,随着青春的消逝,人注定要离开乐园。因此,无论是乐园中的人走出去,还是乐园自身的崩塌,失落是乐园注定的结局。而杨威利的少年乐园则是用一种更加惨烈的方式——乐园中人的死亡——宣告了它的失落。已经和洁西卡·爱德华订婚的约翰·拉普在亚斯提会战中,因为舰队司令官的战术决策失误而死。田中芳树没有用眼泪来描写杨威利的悲伤——这不符合杨威利内敛的性格——然而,我们仍能在一些细节处瞥见杨威利内心悲痛的一角。亚斯提会战结束后,杨威利在和格林希尔父女聚餐时,曾说道:

“我有个留下未婚妻而死去的朋友,想到这一点就让我现在很……”[7]

杨威利没有再说下去,格林希尔上将也没有再问下去。而杨威利没有说出口的话中蕴含着多少深厚的感情,无需笔者多言,读者尽可以体会。更不幸的是,仅一年半后,洁西卡·爱德华也在海尼森国家广场大屠杀中丧生。田中芳树写道:

杨威利得知洁西卡·爱德华的死讯后,对于此事一言不发。只是当天他戴着太阳镜掩饰表情,一整天都未曾取下。第二天他才恢复了平常的样子。[8]

以杨威利内向而坚韧的性格,当到了需要用墨镜来掩饰自己心情的地步时,可以想见此刻的他已经无法靠自身来控制悲恸和痛苦外溢。此外,田中芳树又写道:

当得知洁西卡·爱德华遭杀害之后,他(指杨威利——笔者)自己也不知难过了多久才恢复平静。[9]

当杨威利产生这样的心理活动时,距离洁西卡·爱德华的死已经过去了两个月,更重要的是,杨威利把洁西卡·爱德华的死看作是“不知难过多久才能恢复平静”的事件,可见其对杨威利的精神世界所产生的伤痛和震荡。随着洁西卡·爱德华的死亡,杨威利的少年乐园彻底地消失了。从此以后,“故乡”和“故人”都成为了永远回不去的梦境,梦境之外的人只能在追忆中获得一丝慰藉,而这样的慰藉又因梦终将醒来而成为更大的失落。宇宙历797年,和处在银河另一端的莱因哈特一样,失去少年乐园的杨威利被命运推到了传说的路口,他迎着时代的风仰头望向路的前方,彷佛看见一个拥有更长未来的世界。

TBC


[1]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七章。

[2]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十章。

[3]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4]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5]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6] 引自外传《螺旋迷宫》第九章。

[7]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六章。

[8]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五章。

[9]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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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英 随笔

《银英》阅读笔记丨杨威利:充满矛盾和胜利的丰富人生 一(二)

一 “两手空空的杨”——曲折的早年经历

(二)家庭情况以及父亲对杨威利人格的影响

杨威利出生于同盟一个商人家庭中,母亲是卡多丽奴·R ·杨(宇宙历735年5月1日-772年6月30日),父亲是杨泰隆(宇宙历731年9月28日-783年3月37日)。杨威利五岁失去母亲,十六岁又失去父亲,早年经历可谓十分曲折。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银英传》的田中芳树,也许是受时代或自身性别观念影响,导致银英中出彩的女性角色并不多——即便有,也多作为男性的辅助角色出现。关于杨威利母亲的形象,《银英传》本传中没有提到,只是在之后出版的外传《尤里安的伊谢尔伦日记》中提到了一笔:

对于母亲的记忆,就很难说出什么具体的印象了。只记得,好像很温暖,就很像是趴在吸满阳光的蒲团上的感觉,有这样的感触。

母亲过早的去世,使杨威利对母亲的感知十分薄弱。从这一段十分意象化的描述中,甚至无法分辨这究竟是尚在儿童时期的杨威利的真实经历,还是他心中对于母亲形象的理想化。无论如何,至少可以得到一个事实:在杨威利的童年经历中,母亲的角色是缺失的。因此,笔者无从探讨杨威利母亲对于幼年杨威利的影响。而与之相对的,田中芳树却详细介绍了杨威利的父亲杨泰隆。在阅读杨泰隆生平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位父亲对于杨威利人格中许多核心因素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本节对于杨泰隆的原文引用,未作脚注标记处均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不再单独做脚注。原文部分由于篇幅过长,故不全部引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

杨泰隆从一个小商船主起家,迅速积累财富,成为星际贸易商人。在他死后,给杨威利留下一家贸易公司和大批美术品。从产业规模来看,杨泰隆称不上大资本家,但亦非小资产者,应属于资产阶级的中间阶层。在杨泰隆的生平事迹中,处处可见他的资本主义思维。他大方地承认自己“很爱钱”,成功的秘诀是“用钱滚钱!把铜币变银币,银币变金币”。虽然文中没有给出其他的信息,但也可以推测他与第一任妻子离婚的原因之一也应是其“浪费成性”,甚至在对待亲人时,杨泰隆也仍旧秉持他的资本主义思维。

当杨威利出生时:

当来人传报生了一个男婴时,杨泰隆正待在自己的书斋中擦拭古董花瓶,他停下了手边的工作喃喃自语道:

“我死了以后,这些美术品都是那小子的了!”

当听到妻子去世的消息时:

他手中的青铜狮子摆设掉在地上,他一面拿起一面喃喃说了一句话,妻子这方的亲戚听了莫不勃然大怒,气得血脉贲张——

  “还好我擦的不是易碎的古董……”

当杨威利母亲的亲戚责问杨泰隆儿子和古董孰轻孰重时:

这位商人答道:

“收集美术品是要花钱的!”

换句话说,儿子是免费的!

在与儿子杨威利的日常谈话中,他也总能把话题转换到金钱上:

“你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比这件事更值得关心的东西上……”

“值得关心的东西?”

“钱和美术品啊!金钱可以丰富物质,美术品可以美化心灵啊!”

而当少年杨威利向父亲提出要报考海尼森大学历史系时,他的反应仍是:

“嗯……好吧!到目前为止也不是没有靠历史赚大钱的人哩!”

由此可见,杨泰隆对于金钱有着近乎执著的渴求。读者如果只考虑这一点,便会很轻易地将杨泰隆与贪婪的资本家联系起来。然而,从杨泰隆对儿子杨威利所说的一段话中,可以得知杨泰隆追求金钱的真正目的:

“金钱是不容忽视的!有了钱,你就不必对讨厌的人低声下气,也不必为五斗米折腰!和政治家一样,只要能善用金钱,就能大权在握!”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到,杨泰隆追求金钱的实际原因是为了尽可能地获得个人的尊严与自由,甚至可以获得权力。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带有明显的经济自由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特征,认为资本可以作为个人自由意志的物质保障。讽刺的是,当十六岁身无分文的杨威利流落街头时,这句话成为了当时杨威利境遇的反证。此外,杨泰隆这句话中隐含的对个人自由的认可,也成为了杨威利人格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终其一生,杨威利始终视个人自由权利为最高价值。此外,对物质保障的需求也是一种十分务实的态度。杨威利在指挥作战时,经常会选择切断补给、利用宇宙空间地形等作战方式,即是要破坏掉敌军的物质保障。从杨威利在战略和战术层面的务实做法中,不难看出父子俩在性格上的联系。

然而,杨泰隆这句话后半部分的意味则显得有些模糊,杨泰隆认为善用金钱可以像政治家一样大权在握,又因为政治家作为参与政治运转的主体,这里的“大权”应理解为“权力”(power)而非个人享有的“权利”(right)。掌握权力本身不是贬义的说法,关键在于运作权力的意图与实效。不过,因为《银英传》中没有关于杨泰隆对掌握权力后的思考作进一步阐述,他对于掌权的看法便成为了一个难解的谜团。因此,也就无从探寻杨泰隆对金钱与权力关系的看法对杨威利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从杨泰隆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可以看出,杨威利的父亲是一位十分典型的资本主义商人。自然,杨泰隆也具备了作为一个商人最需要的性格特征:

杨泰隆一向以手腕灵活而负盛名。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微笑深处,潜藏着机智的商业智慧……[1]

成就杨泰隆盛名的不是他的财富——从他死后资债相抵也没能给杨威利留下一点钱这个事实上看,如果考虑净资产,杨泰隆恐怕谈不上富有——而是他的灵活和机智。众所周知,杨威利在军事层面最具盛名的形象也是“智将”,他最擅长的便是用难以预测的灵活手段制造陷阱引敌军上钩,也因其多变灵活的作战风格被同盟军誉为“魔术师”。在这一点上,很难说杨威利没有受到父亲杨泰隆的影响。

另一个杨泰隆对杨威利思想的影响则更加明显,对杨威利人格的形成恐怕也更加重要——即杨泰隆与少年杨威利关于鲁道夫的讨论:

自由行星同盟的人一谈到鲁道夫,总是以“邪恶的独裁者”来形容他,少年听在耳里,心里不免奇怪——如果鲁道夫果真是万恶不赦的恶魔,为什么人们还会支持他、给他权力呢?

“鲁道夫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坏蛋哪,人民只是被他欺骗了!”

“人民为什么被他欺骗呢?”

“跟你说过啦,因为鲁道夫是个大坏蛋嘛!”

这个答案无法说服少年,倒是父亲的见解和一般人有点不同。他给儿子的回答是:“因为人民都好逸恶劳!”

“好逸恶劳?”

“这样说好了,一般人碰到问题,都不愿靠自己的精力心思去解决,他们只齐望超人或圣贤出现,为他们承担所有的痛苦、困难。鲁道夫就抓住人性的弱点伺机而动,一举成名。你要好好记住,让独裁者有机可乘的人要负更多的责任!虽然沉默的旁观者没有支持他,但沉默旁观其实与支持同罪……”

虽然在《银英传》的情节中,这段对话很快就被杨泰隆转到了钱和美术品上,但我认为这一段谈话对于少年杨威利的作用无异于一次思想启蒙。这段对话之所以发生,当然是因为少年杨威利好发问的精神,然而给出有效回应的人却是杨泰隆。更重要的是,杨泰隆向杨威利提供的并不只是一个静态的答案,而是一种思维方法——批判性思维。

由于“批判”一词在中文里容易被理解为贬义,因此,笔者摘录了维基百科对批判性思维的定义:Critical thinking,或译负面思考、思辨能力、严谨的思考、明辨性思维、审辨式思维,通过对事实的分析形成判断的思考方式。批判性思考本身复杂,具有多个不同的定义,一般包括理性的,保持怀疑的,和无偏见的分析,或者是对于事实证据的评估。批判性思考相关研究着重于如何系统化地建构清晰思路,以及研究不清晰思路的特质。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是思辨和逻辑,二者是实现思维突破最重要的方法。从杨威利成年后的思想看,无论是对鲁道夫,还是对民主和专制体制的思考,都已经超过了这个答案本身的范畴。但纵观全书,这是少年杨威利第一次得到一个突破了大众思维定式的思路,机敏的杨威利很快便顺着这个思路,拓宽了自己的思维和视野。读者在谈及杨威利的知性时,也应注意到,他的知性应该和他机智而灵活的父亲有很大关系。

杨威利的父亲不仅是一个灵活而机智的商人,同时也是一位颇为古怪的美术品收集者。他曾对杨威利说,值得关心的事是“钱和美术品啊!金钱可以丰富物质,美术品可以美化心灵啊!”杨威利在谈及自己的父亲时也说,“总而言之,我家的老爸,除了只会叫孩子帮忙擦壶之外,其他的我什么也想不出来。”[2]看来,这一位商人毕生执著的除了金钱,就只剩下美术品了。然而,在他因核子融合炉意外事件去世后,杨威利却发现“父亲在生前孜孜矻矻收集的美术品竟然几乎全部都是赝品”:

政府认可的鉴定专家无情地宣布,伊特鲁立亚的壶也好,罗可可风格的肖像也好,汉帝国的铜马也好,全部都是一文不值的赝品。

如果我们承认田中芳树的写作有其逻辑,那么,就不能对杨泰隆的这一个侧面视而不见,或仅做“为增强杨威利人生戏剧性”的浅层解释。当我还只有十几岁时,对杨泰隆的作为感到十分困惑。现在我认为,对于杨泰隆收集赝品的做法可能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解读。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田中芳树是否是在用杨泰隆收集的赝品来说明他缺少艺术鉴赏力。在《银英传》中,唯一提到的一个拥有艺术鉴赏能力,同时也有艺术品收藏能力的是帝国元帅梅克林格。在这里,田中芳树触及到了贵族与贵族社会存在的重要理由。抛却现代人对于贵族社会的误解,在等级制社会中,贵族阶级最为重要的任务即是运用自身享受的资源和特权保存和传承文化,贵族们对于自身阶级最大的优越感也来自于其在文化艺术上的巨大优势,而相对的,平民——不管拥有多少财富,仍然被看作没有艺术审美能力的阶级。而杨泰隆就是一个热衷于收集艺术品的平民,如果他确实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收集了大量的赝品,他确实可以符合以上推论,成为资产阶级缺少艺术鉴赏能力的例证。然而,田中芳树却借杨威利补充了一个细节:

只是他一直觉得奇怪,他那精明强干的父亲对自己喜欢的美术品竟连鉴定的眼光也没有!

不过,也许父亲是故意收集赝品也未可知。那么做倒很像父亲的一贯风格。

杨威利在回忆自己父亲时使用了“精明强干”一词,可见日后的同盟第一智将杨威利对父亲智识的评价相当高。如果认可杨威利对父亲的判断,那么缺少鉴赏能力就会与杨泰隆的精明强干在逻辑上严重冲突。不过,紧接着,杨威利就开始怀疑父亲是有意为之,并且理由是符合父亲的一贯风格。杨泰隆一贯的风格究竟是什么?根据上文所引用的杨泰隆与杨威利的谈话,可知他认为人生值得关心的是金钱和美术品,并参考杨泰隆对金钱的执著,可以推测:杨泰隆收集赝品,也是出于金钱上的考量——即全部都收集真品需要耗费巨资,如果真这样做了,极有可能会打破杨泰隆人生中关于积累金钱(物质世界)和收集艺术品(精神世界)的平衡。而同时,杨泰隆又需要满足自己心灵对于美的追求。出于这样的考量,他选择了收集赝品。

即使如此,读者仍可以提出质疑——真、善、美为人类社会最高的价值,三者的关系常常是三位一体,如果连真也不真,又谈何美与善?笔者每每想起这一段,也常产生这样的疑惑,直到有一天,笔者读到了庄子的一个故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3]

庄子善于用艺术形象表达哲理,在这个故事中,南帝与北帝为海,可看作是“世界的尽头”,中央之帝便可看作是万物存在的世界,七窍分别对应一种具体的感官功能,可以看作是事物的明确边界。庄子的这个故事意在表达自己的宇宙观,天地万物本没有明确的边界,真与假、对与错、是与非等等都只是相对的关系,非要明确地界定它,天地万物就死了,也即“七窍凿而浑沌死”。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梁启超说,世间许多事物本是“不为什么”[4],也是同样一种反二元对立思维的观点。笔者无法得知田中芳树在写杨泰隆时是否借鉴了这个故事,但庄子的宇宙观可以帮助我们对杨泰隆收集赝品的行为做出一种新的解读——在这里过于纠结艺术品真假的问题反而容易走进思维的死胡同,也许杨泰隆并不在意艺术品的真假,只意在享受收集过程中的快乐。杨泰隆令人捉摸不透的行事方式,也与杨威利日后机巧的军事谋略对照——杨威利令人出乎意料,他的父亲也同样令人出乎意料。

TBC


[1]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2] 引自外传《尤里安的伊谢尔伦日记》。

[3] 庄子《内篇•应帝王第七》。

[4] 见于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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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英 随笔

《银英》阅读笔记丨杨威利:充满矛盾和胜利的丰富人生 一(一)

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作家田中芳树开始连载科幻历史架空小说《银河英雄传说》(以下简称“《银英传》”)并获得巨大成功,《银英传》以其富有戏剧性的人物情节和极具启发性的思维方向,深刻地影响了东亚及周边地区的数代青少年。在《银英传》中,自由行星同盟(以下简称“同盟”)一方当之无愧的主角即是杨威利。在整部《银英传》中,杨威利亲自指挥了十次会战或战役并无一败绩,被同盟誉为“不败的魔术师”,在其死后更是被抬升到足以与同盟国父并列的“民主旗帜”的地位。然而,无论在书中还是书外,杨威利的个人形象却充满矛盾和争论,他的性格被一部分读者评价为过于退守和消极,并将其在巴米利恩会战中,服从同盟政府命令停火看作是杨威利军人身份的局限。也有一些读者将杨威利日常生活上的懒惰发挥,进而塑造出“废柴英雄”的经典日系动漫形象。此外,还有读者将杨威利对投入新银河帝国(以下简称“帝国”)皇帝莱因哈特麾下的讨论,以及其对莱因哈特的高度评价作为其向往开明君主制的证据。杨威利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对民主的态度究竟如何?他对于人生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消极吗?在他三十三岁的短暂生命中,是否在一些瞬间认可过专制体制?笔者在去年重读《银英传》小说的过程中,对于杨威利的人物生平、人格、思想、人生志向等方面,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谨与各位热爱《银英传》的朋友们分享,也随时欢迎各位朋友与我讨论。

※本文所使用的小说版本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由赵玉皎审校的蔡美娟译本,并以网络版本的《银英传》外传内容为辅助。

一 “两手空空的杨”——曲折的早年经历

(一)“普通英俊”的外在样貌与“不像军人”的军人形象

杨威利生于宇宙历767年[1]4月4日,死于宇宙历800年6月1日,享年33岁。杨威利在《银英传》中第一次出场,田中芳树这样描述他:

杨是一个黑发、黑眼睛、中等身材的二十九岁青年,他给人的印象不像是军人,反而像是一位冷静的学者。不过这么说也有一点夸张,因为在一般人看来,他只是个非常温和的青年而已。所以当人们得悉他在军队中的军衔时,难免会感到惊诧。[2]

在这一段描述中,可以得到两点关于杨威利个人形象的重要信息:首先,杨威利的相貌并非十分出众。其次,他的个人气质冷静而温和,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形象。

关于杨威利的相貌,作者田中芳树对其有过总体评价——即“极为平凡的英俊”[3],换言之,杨威利的相貌应该不是在人群中十分出众的类型。他的具体样貌究竟如何,笔者在《银英传》中找到了这样的描述:

杨是一个黑发、黑眼睛、中等身材的二十九岁青年。[4]

黑发、黑眼睛,中等身材,虽然也不算是不英俊,但并非那种稀世的俊美人物。[5]

他的双眼漆黑,有时看来柔和,有时看来好像在发呆。[6]

乍看之下他大约二十七八岁,本来是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但是由于连日来的战斗,掉了些肉,使得他显得有些瘦削。[7]

从以上描写可以看到,在杨威利的三大样貌特点中,黑发、黑眼睛属于人种特征,中等身材也带有普通的意味,相比起田中芳树对于《银英传》中其他明确写出其俊美的人物(如“稀世俊美的”莱因哈特、高雅的“金银妖瞳”罗严塔尔、“宛若年轻的独角兽”一般的尤里安·敏兹、“是个美男子”的先寇布、“潇洒”“帅气”的波布兰、“俊美少年”一样的希尔德·玛林道夫、“美丽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等人),作者确实没有明确表示过杨威利外貌英俊。除了一直暗恋杨威利,后来与杨威利结婚的菲列特利加暗示过杨威利,她认为他是“宇宙第一的美男子”之外,唯一一次对杨威利本人相貌的夸赞来自于他自己和养子兼弟子尤里安的谈话:

“不过,我长得也不错嘛!是吧,尤里安?”[8]

考虑到上下文的情节,这句话只能算作杨威利的玩笑话。参考以上描写,杨威利的相貌确实只能算是普通。不过,作者田中芳树在提及杨威利的生平时,却写到了杨威利母亲的相貌:

和浪费成性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之后,他又娶了一位大家公认的美女,她是某位军人的未亡人。后来他们的儿子——杨威利诞生了。[9]

整部《银英传》都没有明确提到杨威利父亲的相貌,因此只能预设为平均水平。杨威利的母亲是一位公认的美女,根据一般的遗传学常识,杨威利的相貌应该不至于过于平庸。同时也应注意到,田中芳树在描写杨威利的相貌是“极为平凡的英俊”时,其对比的对象是莱因哈特·罗严克拉姆,在这位华丽而耀眼的新银河帝国皇帝面前,全书中任何一个人的相貌都无法之于媲美,杨威利的相貌确实也只能称为“极为平凡的英俊”。因此,可以推测,杨威利的五官与身材即使不能算是出众,至少也能到达中上水平。

当然,杨威利的样貌也有一些独特之处。在写杨威利的外表时,田中时常强调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

他恰值而立之年,但外表看起来还要年轻两三岁。[10]

乍看之下他大约二十七八岁。[11]

(菲列特利加)她回想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杨威利还是一个看似与功勋彪炳绝缘的初出茅庐的年轻军官。她与杨最后分别的时候,杨威利仍像个崭露头角的年轻军官。[12]

《银英传》中的主要人物多为25岁到40岁的少壮派人士,但用“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来形容的只有杨威利一个人。杨威利显得年轻的外表首先可以理解为“青涩”,对于同盟内部傲慢的军人和官僚来说,这是他们质疑杨威利的重要原因——这一点也可以和银河帝国中蔑称莱因哈特为“黄口小儿”形成对照。同时,我也认为,田中芳树赋予杨威利“年轻”这一特征,也许可以考虑年轻一词的另一层含义——即生机与希望。杨威利在《银英传》中最后的形象是民主的播种者,在全书最后,民主体制作为一株待发芽的幼苗留存于银河的边缘地带,带有强烈的新生意味。而为民主保存下这一株幼苗的人,也应是一位年轻人——这里的年轻,其深意也可以是指未来大于过去的未知可能。

此外,田中芳树也提到了杨威利的气质:

他给人的印象不像是军人,反而像是一位冷静的学者。不过这么说也有一点夸张,因为在一般人看来,他只是个非常温和的青年而已。[13]

他的双眼漆黑,有时看来柔和,有时看来好像在发呆。[14]

尽管也特地穿着正装,可是怎么看也让人感觉他是个没什么前途的年轻学者。[15]

作者田中芳树对中国文化颇有了解,同时,《银英传》的主要读者多来自东亚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相对于崇尚勇者的西方文化,东亚文化中对男性人格价值的评价更为阴柔——即在儒家文化体系中,“文”的地位要高于“武”。因此,田中芳树常强调杨威利更像是一位学者,将他的“智”置于“勇”之前,认为他“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并不是头盖骨的外面,而是其中的大脑。[16]”实际上,杨威利这个名字是中文翻译的一次错译,真正的写法恐怕应是“杨文里”。这里的“文”再次和杨威利温和而知性的气质对应,是东亚文化中对于男性审美相当高的评价。正因为如此,虽然不如莱因哈特锐利耀眼的俊美,杨威利的形象实际上更容易得到东亚文化体系下读者群体的审美共鸣。

杨威利的外在形象与《银英传》中其他军人相比,显得文弱许多。而作者田中芳树也多次在文中提及杨威利“不像军人”:

乍看杨威利,人们一般都不会认为他是同盟军屈指可数的重要人物。说来这也难怪,因为就连他穿着军服时,还是没有丝毫军人的架势。[17]

怎么看都不像军人。[18]

事实上,就算穿上军服,杨也是一个怎么看都不像军人的青年。[19]

同时,杨威利的一头显得长而蓬乱的头发也与军人一丝不苟的干练形象形成对比:

杨拿下军帽,搔搔黑发,乱蓬蓬的头发又长了一些。审查会期间,有人曾无聊地挖苦他道:“一点儿也不像军人的发型,理个平头怎么样?”[20]

杨用手将过长的额发拨上去……[21]

他摘下黑色贝雷帽,搔搔杂乱的头发。“简直如同毛发杂乱的猫一样。”——这是离开舰桥,登上单座式战斗艇斯巴达尼恩的奥利比·波布兰的评语。[22]

杨威利拥有十分强大的用兵智慧与战略远见,这里的“不像军人”应该仅指在外表上与传统的军人形象不符,而并不是指杨威利不能胜任军人这个职业。“不像军人”的第一层含义,应是指杨威利是在十分无奈的情况下选择的军校,又因为军校取消了战史研究专业而成为了前线的军人——这个人生的实际走向与杨威利想成为历史学者的初衷相去甚远,既然不是自己意愿选择的职业(笔者实在想不到更合适的词,姑且就这么称呼吧),因而在外在形象上与理想的职业形象不符合,也能够理解。但是,在《银英传》的所有军人中,因为阴差阳错的命运不情不愿成为军人的人并非杨威利一人,卡介伦、亚典波罗皆是如此,为什么只有杨威利被评价为“不像军人”?这应是田中芳树对杨威利人物形象塑造的考量。

军队强调纪律与服从,一个典型的军人形象应是在行为上高度自律与高度服从的统一体,在这一点上,强调的是高度的执行力,即干练的性格。当然,作为大型舰队指挥官,作战智慧是必不可少的。即便如此,在军人的价值体系中,仍然会认为对于一位名将而言,“勇”的特征应强于“智”的特征。通过杨威利蓬乱的头发这一细节,结合他几乎是懒散的日常行为,可知他的性格与干练实在有一些距离。同时,杨威利中等的身材、低空掠过的军校实战课程成绩,和几次表现并不出色的枪战经验,也表明杨威利作为军人的身体素养与实战能力与顶尖水平相差甚远。从以上两点来看,杨威利的外在形象确实“不像军人”。田中芳树对杨威利这样的塑造,一方面应有使杨威利和莱因哈特军神形象进行对比的意图。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仍是要用他不像军人而更像学者的外在形象与他“文”的气质特征呼应,以突出杨威利的知性。又因为知性给杨威利带来的广博视野,使得他的性格格外理智与宽容,这样一种理智与宽容体现在外表上,便使得杨威利的整体形象呈现出与军人的刚性相反的柔和特征。

TBC


[1] 根据《银英传》小说设定,人类社会于公元2801年成立银河联邦,并改元为宇宙历元年。

[2]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3] 原文为:“至于他的相貌,则经常被形容为‘极为平凡的英俊’,他并不像其战场上的竞争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那样,拥有稀世杰出的俊美。”引自《银英传》第四本第四章。

[4]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5]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一章。

[6] 引自《银英传》第四本第四章。

[7]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九章。

[8]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9]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10]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一章。

[11]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九章。

[12] 引自《银英传》第九本第一章。

[13]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14] 引自《银英传》第四本第四章。

[15]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二章。

[16]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一章。

[17]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一章

[18]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九章

[19]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二章

[20]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九章

[21] 引自《银英传》第四本第五章

[22]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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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悲惨世界》随笔丨格朗泰尔:硬币背面的人生(三)

三 与ABC之友以及安灼拉的关系

众所周知,ABC之友是一个几乎留名后世的共和派革命组织。但既不是共和党又不是革命党的格朗泰尔是如何走进这个组织的呢?雨果解释说是“连带进去的吧”。那么,究竟是谁可以在这样一群法兰西革命的亲儿子之中连带进一个怀疑派呢?

ABC之友是一个秘密团体,主要人物并不多,内部关系并不复杂,但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当然和这个团体的性质有关——过度张扬会使组织过早暴露,过分松散会使组织从内部消亡。从1828年到1832年6月,ABC之友的主要成员就多了一个马吕斯(后来这个小青年还因为谈恋爱做了一段时间的游魂)也印证了这一点。了解马吕斯的入团过程,可以使我们能够一窥ABC之友的运转情况。

十七岁的马吕斯被外公赶出家门后路过穆赞咖啡馆,遇到因一时兴起替自己点名答到而被教授除名的赖格尔(不得不说,赖格尔真的是个幸运E),又正好被从咖啡馆出来的库费拉克撞上,便在库费拉克的担保下成为了他在圣雅克门旅馆的邻居。没过几天两人就一见如故,成为了朋友。然后在某一天,库费拉克突然问起马吕斯的立场,第二天,库费拉克把马吕斯带到穆赞介绍给其他人。

从这一段情节可以发现,雨果把库费拉克形容为ABC的中心是非常贴切的。ABC之友在组织上就是由安灼拉—公白飞—库费拉克三人为轴建立的,安灼拉负责战斗(实践),公白飞负责引领(理论),而这段情节表明,库费拉克在ABC中是负责吸引(招纳成员)的那个人。库费拉克在带马吕斯结识ABC之前,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试探(这里仅指立场和思想上的试探,绝不是在说库费拉克是个虚伪的人,相反,他非常真诚。),说明ABC之友对成员有固定的门槛——民主派且已开蒙。格朗泰尔确已经过思想的启蒙(他是一个了解共和主义的人),但他也确实对一切“主义”都不感兴趣。以库费拉克的标准,他是绝对不会认可将格朗泰尔列为ABC正式成员的。同理,其他的ABC青年大概也绝不会冒着安灼拉和朋友们暴怒的风险,主动将这样一个怀疑论者带进ABC(为什么要给一个革命团体介绍一个怀疑论者?)。格朗泰尔也不太可能像青春偶像剧情节那样,在某个浪漫的地点迷上了安灼拉就一路跟到ABC的秘密集会中(身强体壮的小伙子们可能会把他扔到街上)。综上,我认为合理的推测是:格朗泰尔是被安灼拉连带进来的,而且很有可能从ABC成立之前他和安灼拉就认识。

首先是我注意到雨果在介绍格朗泰尔和安灼拉的关系时说道:“几乎可以说,这种投契是以字母开始的。在字母序列中,O和P是分不开的。”雨果并没有一开始就给出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的典故,而是说格朗泰尔和安灼拉的关系是以字母开始,而字母表中的O和P之所以不分开,是因为它们在位置上相邻。我猜测这也许雨果是想暗示格朗泰尔和安灼拉在位置上也是相邻的,这种相邻可能是地理上的相邻(同乡或邻居),也可能是二人的社会关系上的相邻。

这个推测在书中有一条细微的信息可作证据——即雨果把O和P解释为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我对古希腊文学艺术知之甚少,因此也只能从希腊神话的表象进行分析。俄瑞斯忒斯是阿伽门农的儿子,皮拉得斯是斯特洛菲俄斯的儿子,斯特洛菲俄斯既是阿伽门农的妹夫,也是他的好友,因此皮拉得斯才得以和俄瑞斯忒斯成为好友。雨果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在选择典故时一定有其深意。因此,我大胆地认为,雨果用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来形容安灼拉和格朗泰尔,也许是暗示这两人在社会关系上的关联——他们两人很可能在ABC成立之前很久就因为社会关系的重合而认识。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格朗泰尔一直跟在安灼拉和ABC成员的后面,围观他们的革命活动却没有被赶走。ABC不比普通大学生社团,这是一个一心一意要针对当局干革命的组织。这样重要的会议,参与者一定是彼此非常信任的核心成员。但我很惊奇地发现,格朗泰尔直到安灼拉在起义前夕开秘密会议时仍在会场(即R坚持帮E去曼恩城关那一次)。既然安灼拉认为格朗泰尔不堪大任,为什么不在这样绝不能泄密的场合赶走他,只是让他喝酒去别掺和他们的事?我认为这不仅是一种怜悯,也是一种人情。这种人情建立在安灼拉实际上对格朗泰尔信任的基础上——即认为他虽然帮不上什么忙,却也绝不会碍他们的事。这种信任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相处,才能建立起来。因此,格朗泰尔极有可能是在ABC之友成立之前就认识了安灼拉,为了跟随安灼拉才被连带进了ABC之友。

格朗泰尔并非因为意识形态而靠近ABC,然而事实上他却十分喜欢ABC之友这个小集体。书中这样描述他:

“格朗太尔是安灼拉的名副其实的卫星,他寄居在这伙青年的圈子里,在那里生活,只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他的乐趣就在于在酒气中望着那些身影来来往往。”

在这段话里,可以看出格朗泰尔不仅被安灼拉吸引,也被ABC青年们深深吸引。那是什么在吸引他呢?格朗泰尔不在乎任何“主义”,他对理性思考也没有什么兴趣,因此吸引他的不太可能是某一种意识形态,那就应该是ABC之友的另一大特点——亲如家人的友谊。书中说“这些青年极重友情,成为一家人了”,而格朗泰尔“他的心却离不开友情”,这样才使得格朗泰尔真正和ABC青年们密切联系起来。

ABC青年们个个重视友谊,但被形容为“离不开友情”的却只有格朗泰尔。我认为这也源于格朗泰尔的个人经历。在上一章中,我分析过格朗泰尔应该没有度过一个美好的童年,他在家庭生活中应该没有得到多少认可,因此家庭对于格朗泰尔来说并非是可以归航的港湾,更像是需要逃离的牢笼。从心理学上讲,一个人如果在其第一个生长环境——家庭中没有获得应有的价值感,在青少年时期则会更加强烈地寻求在朋友中的价值感——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青春片里,我们发现很多极端重视友情的青少年,往往都有一个糟糕的家庭环境。因为友情实际上是最接近亲情的一种感情,与必须以一对一形式存在的爱情不同,友情的可分享性可以使在更大范围的社会空间里获得承认,也就使得格朗泰尔对友情痴迷到“离不开”的程度。

同时,令格朗泰尔如此沉迷友情的另一个原因,则是19世纪法国男女关系的时代局限。今日的男女爱情关系在经过上世纪的女性解放运动后,女性逐渐获得政治、经济权利,在思想上与男性的差异趋向平等。现代意义上的男女关系,不再只是门第的联合或性的吸引,更是感情的联系和思想的融合。然而在19世纪的法国,女性尚未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婚姻在上层社会也仍须经由父母决定(马吕斯就因为自己的外公不同意自己结婚寻死觅活地走向了街垒),上流社会的小姐们是需要在家中等待父母给自己婚配的,在巴黎求学的大学生们自由恋爱对象只可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厂女工们。然而这种恋爱关系的九成九都会因为家乡的婚约而告吹,因而并不能长久,又因为当时的女性没有受教育权,大部分女工甚至无法写字(芳汀就需要依靠代笔人才能给德纳第夫妇写信汇钱),无法像今天的男女关系那样具有精神上互相支持的作用,也很难走向长久(马吕斯和珂赛特虽然是自由恋爱,但他们在结合前有一定的精神交流,加之珂赛特受过一定的教育,会读书写字,马吕斯又人品超凡,因而可以成为恋爱成功的例子)。这样一种从开始就注定只能是露水情缘的男女关系,多半也只会停留在性的层面。性的结合固然会给人带来快乐,但它始终不是格朗泰尔需要的精神寄托——格朗泰尔的精神世界“软绵绵的”“不成形状”,他需要一种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支撑。格朗泰尔没有和谐的家庭,因此不能依靠家庭;他也没有对上帝的信念,因此不能依靠宗教;格朗泰尔用情不专[i],无法拥有马吕斯那样坚贞的爱情(须知马吕斯和珂赛特的结合也是一段典型的浪漫派情节,一般人没这命),因此也不能依靠爱人。可以说,在格朗泰尔的生命中,家庭、宗教和爱情所能起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

而另一方面,ABC亲如一家人的氛围则让格朗泰尔切实感受到了人与人的温暖,和存在的意义。虽然安灼拉总是呵斥他,但格朗泰尔和其他成员的相处总体是和谐的。虽然雨果说“大家冲着他的好情绪才容忍他”,但梳理书中细节,事实并非仅仅如此。ABC青年们的常聚地之一——科林斯酒楼就是格朗泰尔发现,介绍给ABC青年们的。从带失魂落魄的马吕斯去舞会寻找珂赛特的情节,也可以推论格朗泰尔和经常和库费拉克、赖格尔一起去参加娱乐活动。格朗泰尔也应该常常和ABC青年们一起喝酒,街垒之战开始前,他还在和若李和赖格尔喝酒。这些一同畅饮、享乐、大发议论的快乐,只有当格朗泰尔和ABC青年们在一起时才能感受到,所以他“只喜欢跟他们在一起”。

在书中还有一处细节,我认为也印证了ABC对于格朗泰尔的意义:在ABC在筹备起义时,安灼拉找不到人去曼恩城关,感到十分难办。格朗泰尔极力说服安灼拉让自己试一试,安灼拉终于勉强答应以后,格朗泰尔短暂地离开了穆赞咖啡馆。

“他出去五分钟就回来了,回家换上了罗伯斯庇尔式坎肩。

‘红色。’他走进来,眼睛盯着安灼拉说道 。

接着,他一只有力的手掌,一下将猩红坎肩的两个角按在胸上。他走上前,对着安灼拉的耳朵说:‘放心吧。’”

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时,有一个疑问一直困扰我:一个事实上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者,为什么会在家里存一件罗伯斯比尔式的坎肩?

格朗泰尔出去五分钟就回来,说明这件坎肩确实是之前就放在他家里,不是他临时跑去买的。罗伯斯比尔式的坎肩极具共和意味,而格朗泰尔根本不信任何主义。书中也没有提到格朗泰尔穿过这件坎肩,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在安灼拉和其他ABC青年面前穿。买一件和自己的思想完全不同的坎肩,又不穿出去,格朗泰尔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的看法是:这是格朗泰尔内心一直以来希望能真正融入ABC之友的愿望。在上文中也提到,我认为在使格朗泰尔成为一个怀疑论者的原因中,客观原因大于主观原因——他并不是经过理性思考,而是受生长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才使他成为一个怀疑论者。成为一个怀疑论者并没有使他获得快乐,反而让他不得不通过酒精寻找一时的解脱。当他看到ABC的青年们因为拥有信念而富有活力和欢乐时,他应该是很羡慕的,所以他才乐于“在酒气中望着那些身影来来往往”。格朗泰尔一直苦于自己没有办法获得信仰,他应该也希望自己能拥有一些信念,拥有那一种坚定的快乐,否则他不会热爱ABC到“只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哪怕那件红色的罗伯斯比尔式坎肩只是信仰最表面的象征,但还有什么比让一个怀疑论者格朗泰尔拥有一件共和派坎肩更能说ABC和安灼拉对他的意义的呢?

这个唯一让格朗泰尔感受到快乐的地方,就是格朗泰尔阴郁而虚无人生的唯一意义,他漂泊的灵魂也因此得到了归港的安宁。因此,当街垒之战即将结束,醒来的格朗泰尔发现他的朋友们已经全部牺牲,他唯一信仰的对象安灼拉也处在军队的集火范围内,他存在的所有意义即将永远被摧毁,他的人生将重新回到阴冷无依的状态——这是他绝不能接受的,因此他选择了共和主义,选择和他的朋友们、和他的信念一同前往另一个世界。我始终认为,对于感性的格朗泰尔来说,是不是为共和而死其实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决定要和给过自己温暖的火光永远呆在一起。了解了这些,我认为才能理解雨果说格朗泰尔“离不开友情”的真正原因。

格朗泰尔与安灼拉的关系一直是ABC之友中最扑朔迷离,也相当吸引人的部分。即使是最粗心的读者,也能注意到雨果在描写到格朗泰尔和安灼拉的互动时,隐藏了十分丰富的潜台词。但作者始终没有明确定义二人关系,更使得格朗泰尔和安灼拉的关系成为全书中最值得深究的一组人物关系之一。

雨果形容格朗泰尔的性格时,说他“自命不凡”,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书中格朗泰尔第一次醉酒后高谈阔论,调戏经过的女工,赖格尔试图让他住嘴[ii],他却“越发起劲”,回应道:“莫城的鹰,收起你的爪子,你那样对我不起一点作用,那姿势就像希波克拉底拒绝阿尔塔薛西斯的陈词滥调。你就不必费劲劝我安静。”。大家在科林斯热火朝天造街垒时,格朗泰尔对着酒楼女佣人水手鱼大发议论,库费拉克让他闭嘴[iii],他则“回敬道:‘我是花花太岁!’”当他想要发表议论时,从不在意别人是在讨论法律问题,还是要准备战斗,他一定要完成全套的自我表达,几乎没有人能够打断他。格朗泰尔在大多数时候是十分吵闹的,比如雨果形容他在说话时“在占据的角落叫嚷,那声音震耳欲聋”、“翻来覆去拼命地论争”、“高谈阔论”、“高声咳嗽”,“提高嗓门儿”、“大笑不止”[iv],可以看出,格朗泰尔是一个很难被管束,极为随性的人。但当格朗泰尔面对安灼拉时,他却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比如在里什弗店事件中,格朗泰尔对安灼拉的态度,可谓做小伏低(“干什么都行 ,给你擦皮鞋也干。”),说得口干舌燥,只是为了能帮得上安灼拉的忙(原文比较长,也是比较著名的片段,具体可以对照原文,在此不作摘抄)。并且,在格朗泰尔和安灼拉的对话时,他的表情动作和平时迥然不同。我把涉及到的部分摘录下来:

“他走进来,眼睛盯着安灼拉说道。”

“他走上前,对着安灼拉的耳朵说。”

“他挨着窗口坐下来,臂肘撑在桌子上,以难以描摹的和蔼神情望着安灼拉。”

“格朗泰尔那双温柔而惶遽的眼睛始终注视着他。”

“格朗泰尔声音严肃地回答。”

“他扭过头,声音柔和地对安灼拉说。”

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出,自命不凡的格朗泰尔一到安灼拉面前,就自觉收敛起不羁,成为“安灼拉的名副其实的卫星”。他看向安灼拉的神情十分温柔、近乎庄严,耐人寻味。20世纪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爱的艺术》中写道:“温柔绝不是如弗洛伊德所说是性本能的升华,而是博爱的一种直接表现,既表现在爱的生理形式中,也表现在爱的非生理形式中。”雨果用“佩服、喜爱并崇拜[v]”来形容格朗泰尔对安灼拉的感情(这句话在李丹、方于译本中没有出现,在李玉民和潘丽珍译本中均有出现),同时结合全书情节,格朗泰尔对安灼拉的感情确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友情的意味,但严格来讲,这种感情也不能用一般意义上的爱情来定义。根据《悲惨世界》原著的内容,只能说格朗泰尔对安灼拉确实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强烈感情,但奇就奇在,也许连格朗泰尔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感情到底应该如何分类,所以他“自己也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也不想弄清楚,只是出于本能钦羡自己的反面。”我经过了一些思考,做出以下解读,(绝对绝对只是)仅作为对于原著内容的思考。(绝对绝对没有阻止嗑CP的意思,说实话我自己也嗑得很嗨。纯嗑CP的话我完全不计较这些,不过在这里说这个就和本文的写作出发点不符了。)

我认为格朗泰尔对安灼拉的感情确实可以用来形容。但我想要说明的是,我所理解的格朗泰尔对安灼拉的爱,并不是狭义的爱情,也绝非源自性本能的升华。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这样定义爱:“爱首先不是同某一个人的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态度,性格上的一种倾向。这种态度决定一个人同整个世界,而不是同爱的唯一‘对象’的关系。”因此,首先应当把爱看作是一个人对世界的感情,而不仅是狭义的对某一个人的爱情。爱的表现形式是极其丰富多元的。实际上,所有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亲情、友情、爱情)、人与世界的感情(博爱、神爱),都以爱为基础,并不存在哪一种爱一定优先于另一种爱的排序。须知即使是狭义的爱情,最高尚、持久的层级也绝不是两个人出于性本能的相互吸引,而在于精神的共鸣和相互支持。正如法国著名作家圣埃克絮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所言:“爱不是两个人的互相凝视,而是两个人共同望向相同的远方。”因此,我认为,在看待格朗泰尔对安灼拉的感情时,不应从爱情出发,而应从博爱出发。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写道:“一切爱的形式都以博爱为基础。”“博爱是对所有人的爱,其特点是这种爱没有独占性。”按弗洛姆对博爱的定义,博爱即一个人对于人类、对于宇宙万物的爱,这样的一种爱恰恰和格朗泰尔的人格特征产生了重合。他的多情正是博爱的一种体现,而他自己也表示“我只懂爱和自由”,这里的爱,应是一种博爱。格朗泰尔对安灼拉的爱是以博爱为基础的,在书中也有印证,他称赞安灼拉时说 “多美的大理石雕像”,明显带有一种艺术家对宇宙的艺术品——人类——珍惜、欣赏的美学意味,说明他对安灼拉的热情实际上仍源于对人类的美的追求,而绝非是对安灼拉个人的独占。在书中,也看不到格朗泰尔这份感情的独占意味,格朗泰尔热爱安灼拉,他也热爱看安灼拉和他的朋友们来来往往,最后甚至也连带热爱了共和主义,因此,格朗泰尔对安灼拉的爱不应该是仅限于恋人之间的以独占为目的的爱情那么简单。而透过格朗泰尔的博爱,也照应了雨果对他“本身是由两种表面上互不相容的成分构成”的描述——格朗泰尔怀疑文明、痛恨人类,同时又以巨大的狂热追求人类中存在的美,这种狂热又使得他对安灼拉的热爱带上了一些神爱的色彩。

神爱即人对于神的爱,是爱的宗教形式。博爱是“同等人之间的爱”[vi],而神爱则是不同等的,它的姿态是仰视的。这有一点类似于格朗泰尔对安灼拉的感情——他钦佩、崇拜安灼拉,总被安灼拉“斥退又复来[vii]”,对安灼拉做小伏低到愿意为他擦鞋,甚至连和安灼拉一同赴死前仍要寻求他的许可,这些情节都说明,格朗泰尔和安灼拉的关系是有一些不平等的。但这也不能怪安灼拉,客观来讲,超越了友情界限的是格朗泰尔,这一点恐怕是情人只有法兰西的安灼拉一直以来没有察觉的。

而格朗泰尔之所以能一直习惯于这种不太平等的关系,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安灼拉——这个注定要做他的正面的人所表现出的高贵的人性魅力,另一方面,恐怕也与他童年时的亲子关系有关。在心理学中,儿童与父母的关系会影响其成人后的依恋关系(网上文章不要太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上文中提到,格朗泰尔的父亲一直讨厌他,因此父亲对他是疏离的;格朗泰尔却希望得到父亲的认可,因而对父亲始终有所期待。我猜测,格朗泰尔生命中第一个斥退他他又复来的人,极有可能是他的父亲。这种亲密关系的模式被格朗泰尔沿袭到成年,当他遇到他人生中最闪耀,也是唯一的恒星时,这种略显病态的相处模式反而成为了维系两人关系的关键——只要能做安灼拉的卫星,格朗泰尔是绝不会主动离开的。

格朗泰尔作为安灼拉的卫星,却总受到安灼拉的“呵斥,粗暴地赶开”,书中安灼拉和格朗泰尔的三次对话中,就有两次是安灼拉让格朗泰尔走开[viii]。问题是,安灼拉真的那么讨厌格朗泰尔吗?

雨果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在文字间隐藏了很多细节。在写格朗泰尔时,他说:

“有的人生来仿佛就是当背面,反面,对立面。他们是波吕丢刻斯、帕特洛克罗斯、尼索斯、厄达米达斯、埃菲斯蒂翁、佩什梅雅佩什梅雅:医生杜勃勒伊的朋友。那类人物,只有背靠另一个人才能生活;他们的姓名是接续部分,总写在连词 “和 ”的后边;他们的存在不属于自己,而是他人命运的另一面。”

格朗泰尔确实是背面,但雨果并不认为背面就是可被切除、被无视的。更重要的是,雨果在举历史上做背面人物的例子时,他所列举的人物也十分有深意(关于安灼拉与格朗泰尔关系的文学典故,豆瓣Nymphe有文欢迎去看: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02764899/)。这几位人物与他们的正面的关系都是:兄弟、挚友,而古希腊文化中的男性挚友间常带有同性恋人的意味。我的古希腊文化知识也有限,就选我比较熟悉的帕特罗克洛斯(Patroclus)和埃菲斯蒂翁(又名赫菲斯提昂,Ἡφαιστίων)讲,正好亚历山大大帝和埃菲斯蒂翁两人也自比阿喀琉斯和帕特罗克洛斯。这两组关系的核心都是战士、朋友、兄弟和恋人,感情深厚到不分彼此,阿喀琉斯为人高傲,但唯独对帕特罗克洛斯十分亲近;亚历山大大帝则曾当众表示埃菲斯蒂翁也是亚历山大。这两组关系的另一个核心即是同生共死。帕特罗克洛斯在特洛伊战争中被赫克托尔所杀,阿克琉斯即使反抗神的预言也坚持为帕特罗克洛斯报仇。他死后,骨灰和帕特罗克洛斯的骨灰混合在一起,埋进同一个墓穴。亚历山大大帝也是在埃菲斯蒂翁病逝(一说毒杀)后不到一年突然死亡。细究雨果使用的典故,就可以发现,雨果说格朗泰尔是安灼拉的背面,绝不是贬低,正是在说明格朗泰尔和安灼拉对于彼此的意义——一枚硬币一定要有正面和背面。雨果只写出了格朗泰尔需要安灼拉,但不代表雨果认为安灼拉不需要格朗泰尔。在文中,雨果给出了提示:“在字母序列中,O和P是分不开的。”

毫无疑问,安灼拉是ABC中最光芒万丈的,雨果在塑造这个人物之初就赋予了他一些神性。但即使是太阳神,也会有缺点。雨果这样描述他:

“他十分严肃,就仿佛不知道天下还有所谓女人。他只有一种迷恋,就是人权,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清除障碍。”

“他视而不见玫瑰,不理睬春天,也听不见鸟儿歌唱;他看见爱娃德奈裸露的酥胸 ,也不会比阿里斯托吉通更为动情,在他眼里,就像在哈尔莫狄乌斯眼里那样,鲜花只配掩藏利剑 。他在欢乐中也不苟言笑。凡遇同共和无关的事物,他总怕被玷污似的垂下目光。”

“哪个多情女子去试探他,那就自找倒霉!康伯雷广场或圣让 ·德博维街的年轻女工 ,见到这张逃学的中学生面孔,这副少年侍从的模样儿,见到这金黄的长睫毛、这蓝眼睛、这迎风蓬乱的头发、粉红的脸蛋、鲜艳的嘴唇、洁白的牙齿,如果要饱餐这整个曙光,走到安灼拉面前搔首弄姿,那她就从一副惊人而凶狠的目光中突然看到深渊,从而明白不该把以西结的威猛天使,同博马舍的风流天使混为一谈。”

首先,安灼拉和大部分活泼幽默的ABC青年不同,他最常有的表情应该是很严肃的,甚至有点凶。他用凶狠的目光赶走了所有想来谈恋爱的女工;库费拉克有一次在卢梭街调侃卢梭,也被安灼拉很不客气地制止了[ix]。雨果写格朗泰尔总受安灼拉粗暴对待,固然是因为见不惯格朗泰尔放纵自我的样子,但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这就是安灼拉一贯的处事方式。其次,对于人类和自然的美,安灼拉绝不会主动去欣赏、去追求。安灼拉是一个英勇的战士,因此实际生活中他其实没有多少生活情趣。这样看来,格朗泰尔确实就是安灼拉的背面,他们两人在性格上有非常明显的互补关系——安灼拉有信念,格朗泰尔有怀疑;安灼拉自律,格朗泰尔随性;安灼拉禁欲,格朗泰尔多情;安灼拉理性,格朗泰尔感性。雨果说,“这就像互补色的规律一样简单。我们缺少的东西吸引我们。” 毫无疑问,安灼拉的性格深深吸引了格朗泰尔,那么,格朗泰尔也(哪怕在某种程度上)吸引安灼拉吗?

这里涉及到一个人性的常识——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所有能够长期维持的关系都是双向的,它一定会带有彼此吸引的意味。上文分析过,格朗泰尔与安灼拉极有可能认识了很长一段时间,两人的关系如果只是单纯的格朗泰尔狂热—安灼拉厌恶,这种关系从人性的逻辑上讲不可能持久——更重要的是,如果只是这样简单的关系,雨果没有必要费心为二人设置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O和P)的典故。因此,我认为,安灼拉对格朗泰尔的吸引是被察觉的(格朗泰尔明确知道安灼拉吸引他),因而表现得非常强烈;而格朗泰尔对安灼拉的吸引是隐蔽(安灼拉毫无自觉),因而这种吸引表现出来时,它显得非常微弱,但并不代表它是不存在的。

雨果写安灼拉对格朗泰尔的态度,说他“瞧不起这个怀疑派”,“也瞧不起这个醉鬼”,可见安灼拉对格朗泰尔最大的意见一是意识形态,二是生活习惯。实际上,这二者并不构成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人格上的否定。安灼拉本人并不是一个因为意识形态就和朋友绝交的人,马吕斯的立场就和ABC正式成员不一样,然而安灼拉依然把他看作朋友。而格朗泰尔醉酒时大吵大嚷确实挺惹人烦,轻言细语是叫不醒一个醉鬼的,这一点也确实不能怪安灼拉。但在书中,安灼拉并没有表现出对格朗泰尔真正意义上的排斥。安灼拉两次要赶走格朗泰尔,都是要他不要掺和他们的革命,而并非断绝他与ABC同格朗泰尔的社会关系。这一点反而暗示了安灼拉对格朗泰尔的态度——他并非不想要格朗泰尔这个朋友,他只是很清醒地认识到格朗泰尔的性格并不适合革命。格朗泰尔是因为安灼拉的原因才得以和ABC建立如此密切的关系。甚至,我认为,格朗泰尔能够跟在ABC青年们的后面参与各种秘密会议,如果没有ABC领袖安灼拉的默许和信任也是无法做到的,而信任不就是人际关系中最关键的纽带吗?并且这种信任即使在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不同的情况下仍能维持,这显然是安灼拉实际上并不排斥格朗泰尔的证明。

此外我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在里什弗店事件中,格朗泰尔穿好红色的罗伯斯比尔式的坎肩后向安灼拉告别时,是 “对着安灼拉的耳朵说”的。这个动作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个需要在二人配合的情况下才能完成的动作。从心理学上讲,人与人之间能够达到的最近的的物理距离可以作为其社会关系程度的证明,当进入直径0.5米这个范畴就可以称为非常亲密的关系。要对着一个人的耳朵,大致二者只有0.1-0.2米的距离,这样近的距离,当一个不到如此亲密程度的人靠近时,绝大多数人的身体都会本能的闪躲,然而在书中,安灼拉并没有表现出来。因此,我认为,格朗泰尔之所以能够如此长时间的做安灼拉名副其实的卫星,实际上是得到了安灼拉的默许的。

安灼拉为什么会默许格朗泰尔对自己的狂热呢?或者用书中的语言来讲,就是安灼拉“仅仅从高傲的态度对他表示一点怜悯”,安灼拉怜悯格朗泰尔的什么呢?我认为雨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用安灼拉对格朗泰尔的怜悯,完成了对安灼拉博爱的补充。

当我们暂时放下格朗泰尔的怀疑论和酗酒两个缺点,格朗泰尔实际上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热情、温柔、善良、重情义、有人性;他会武术、会跳舞;知道城里好吃的好玩的,乐于和朋友分享;他博学、聪明,也许在艺术哲学上还颇有造诣;此外,他还同情人类,也因此反感战争和暴力。在格朗泰尔身上,展现出的是一种人类感性的美——即使这种美长期被虚无和酒精掩盖,当在街垒中醒来的格朗泰尔彻底抛弃了这两团阴影后,他的灵魂也能散发出明媚的光辉。安灼拉对格朗泰尔的怜悯,与其说是一种善意,不如说是他的灵魂本能地对于人类隐藏的美的一种嗅觉,也许也是他对格朗泰尔的一丝期望。

而这种期望最终导致了里什弗店事件后的安灼拉爆发的失望,也引发了在街垒之战时安灼拉对格朗泰尔的粗暴呵斥。格朗泰尔向安灼拉苦苦争取才让他同意自己去里什弗店策动工人,格朗泰尔直到走之前的表现都很好,然而当对革命踌躇满志,只是仍对格朗泰尔有所怀疑的安灼拉绕路走进里什弗店时,听到的却是格朗泰尔激动地打牌的声音。那一段描写相当精彩,安灼拉“推门进去,叉起双臂,让两个门扇反弹到他肩上”,完整地听完了格朗泰尔和对手一局牌的对话,这个连库费拉克开卢梭几句玩笑都会不客气地呵斥的战士,看到刚才还在自己耳边保证完成任务格朗泰尔穿着红色的罗伯斯比尔式坎肩打牌,会愤怒到什么地步?对话越细越长,安灼拉的愤怒就越大。因此,在街垒之战上安灼拉说格朗泰尔“什么也做不来”,这件事极有可能就是导火线。

雨果写他们二人的关系是“呵斥又复来”,在穆赞咖啡馆,安灼拉让格朗泰尔走开,格朗泰尔也只是半开玩笑式地说“你真没良心”,但在街垒上安灼拉让格朗泰尔离开,格朗泰尔的反应却不同寻常:

“格朗泰尔!”安灼拉喊道,“快走开,到别处灌酒去。这是陶醉的地方,而不是迷醉的地方。不要玷污街垒!”

这句怒斥在格朗泰尔身上产生了奇效,就好像迎头泼了一盆冷水,一下子将他浇醒了。他挨着窗口坐下来,臂肘撑在桌子上,以难以描摹的和蔼神情望着安灼拉,对他说:

“你知道我信服你。”

“走开。”

“让我在这儿睡一会儿吧。”

“到别处睡去。”安灼拉嚷道。

然而,格朗泰尔那双温柔而惶遽的眼睛始终注视着他,答道:

“让我在这儿睡吧……一直睡到我死去。”

安灼拉以藐视的目光端详他:

“格朗泰尔,你什么也做不来,信仰,思考,意愿,生和死,统统不行。”

格朗泰尔声音严肃地回答:

“走着瞧吧。”

在ABC选中科林斯酒楼造街垒前,格朗泰尔——这个悲观主义者,就表达了对这场起义的悲观态度。在这段格朗泰尔的独白里,多次出现死亡的意象(“今天是6月5日,天差不多黑了;从今天早晨起,我就等待白昼到来。白昼没有来,我敢打赌这一整天也不会来了”),当安灼拉来找赖格尔时,他又做了“要午饭不要棺材”“不去给他送葬”的双关。格朗泰尔看安灼拉的眼神,温柔并不反常,反常的是惶遽。根据情节,这绝不是安灼拉第一次用粗暴的态度赶他,也绝不会是格朗泰尔第一次赖着不走,那么,他惶遽的对象只可能是死亡——他担心的不是安灼拉会赶走他,而是担心这将会是安灼拉最后一次赶走他。这样也能合理解释第二天格朗泰尔酒醒后,为什么能在如此短的事件里就下决心同安灼拉一起死——因为这根本不是一次临时起意的死亡,格朗泰尔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和安灼拉一起死在街垒上,因此才会请求安灼拉让他睡在科林斯直到他死去。格朗泰尔是一个不相信任何主义,也不崇尚暴力的人,他没有办法抱着坚定的信念和安灼拉一起战斗,但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做安灼拉的皮拉得斯——即完成自己和安灼拉共同的死亡。

安灼拉和格朗泰尔之死是全书中最令我动容的情节。因此,虽然本文写到这里字数已经严重超出预期,也真的非常感谢坚持看到这里的朋友们。但我还是想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场景:

“士兵们的目光,都盯着退至墙角仿佛用弹子台掩护的安灼拉,居然没有瞧见格朗太尔。中士正要重复发命令:‘瞄准 ! ’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就在他们身边喊道:

‘共和国万岁 !也有我的份儿。’

格朗太尔已经站起来。

他错过的整个战斗的无限光辉,此刻在这醉时改观的明眸中闪耀了。

他重复喊着:‘共和国万岁! ’以坚定的步伐穿过大厅,面对一排枪站到安灼拉身边。

‘你们一次打死两个人吧。’他说道。

他扭过头,声音柔和地对安灼拉说:‘你允许吗?’

安灼拉微笑着握住他的手 。”

如果我没有发现错,这是全书中安灼拉唯一一次微笑着与人握手。安灼拉比较严肃,因此他与人相处的方式比其他人要冷淡一些,比如他在给十七岁的马吕斯解释共和国时,只是把手搭在马吕斯的肩上[x]。安灼拉身上有一种凡人难以接近的威严,也使得他很少和别人有肢体接触。即使在亲吻吊唁马伯父老头时,他的吻仍是一种庄重的信仰。而微笑着握住格朗泰尔手的安灼拉展现出的却是一种温柔,我认为也只有如此,才能表现安灼拉和格朗泰尔对彼此的最终接纳和期许的实现。我猜测,也许安灼拉也一直希望格朗泰尔终有一天能理解、认可自己的信念。当格朗泰尔的怀疑和酣醉彻底消失后,展现在安灼拉面前的是崭新的格朗泰尔——一个热情、温柔、善良、重情义、有人性的战士,两个人终于一同望向了相同的远方。安灼拉通过格朗泰尔获得了温柔的博爱,格朗泰尔通过安灼拉获得了坚定的信念,此时,两个灵魂紧密连接在一起,硬币的正反面终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契合,格朗泰尔和安灼拉用自身的死亡完成了O和P的结合。

2019.2.20

※本文引用的《悲惨世界》中译本皆为李玉民译本。


[i] 《悲惨世界》原文为:“他多情地注视所有女人,那神气仿佛是说无论她们哪一个:‘只要我原意!’”“格朗泰尔回敬道:‘我是花花太岁!’”

[ii] 《悲惨世界》原文为:“博须埃伸手指他,试图让他住口。”

[iii] 《悲惨世界》原文为:“‘住口,大酒桶!’库费拉克说道。”

[iii] 《悲惨世界》原文为:“格朗泰尔已经酩酊大醉,在占据的角落叫嚷,那声音震耳欲聋。他翻来覆去拼命地论争。”“格朗泰尔一阵高谈阔论,接着又一阵高声咳嗽,自作自受。”“格朗泰尔提高嗓门儿。”“格朗泰尔正抵达酒神颂歌的最高境界,他见水手鱼又上二楼来,就拦腰把她抱住,冲着窗户大笑不止。”

[v] 《悲惨世界》原文为:“格朗太尔佩服 、喜爱并崇拜安灼拉。”

[vi] 引自《爱的艺术》。

[vii] 《悲惨世界》原文为:“他总受安灼拉呵斥 ,粗暴地赶开 ,但是斥退又复来。”

[viii] 《悲惨世界》原文为:“‘那好 ,别掺和我们的事 ,去喝你的苦艾酒吧。’”“‘格朗泰尔!’安灼拉喊道,‘快走开,到别处灌酒去。这是陶醉的地方,而不是迷醉的地方。不要玷污街垒!’”

[ix] 《悲惨世界》原文为:“安灼拉立刻呵斥库费拉克。”

[x] 《悲惨世界》原文为:“这时,他感到安灼拉的手搭在他的肩上。”

分類
随笔

《悲惨世界》随笔丨格朗泰尔:硬币背面的人生(二)

二 人物基本思想及其成因和人格特征

雨果在介绍格朗泰尔的第一句话中,就给了他一个定评——这是一个混迹在信仰坚定的共和派革命青年之中的怀疑论者。

维基百科对怀疑论的定义是:“是普遍地向知识、事件、意见或信仰持疑问的态度,或怀疑一些理所当然的主张。”

“在一般的情况下,怀疑论是指:

1.以疑问或处置的态度,对一般的事物或向特定对象保持怀疑。

2.相信真正的知识或某特定的领域的知识是不能被完全肯定的。

3.怀疑论者的特色包括:停止对事物的判定、系统性地怀疑、或以批判的态度面对事物和学说。”

根据这个定义,格朗泰尔与第1点和第3点更为相似。在书中,雨果写道:“格朗泰尔特别当心,绝不相信什么。”格朗泰尔在两次独白中也分别提到“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要相信”。由此看来,格朗泰尔的思想与怀疑论的原则基本一致。然而,与意识到自身知识的局限,为获得更多知识而停止对事物做出定论的哲学怀疑论者不同,格朗泰尔的怀疑论是没有目的的,他的怀疑论甚至不带任何意义,是极端的怀疑,这又使得格朗泰尔的思想走向了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作为哲学意义,为怀疑主义的极致形式。认为世界、生命(特别是人类)的存在是没有客观意义、目的以及可以理解的真相。[i]雨果在描述格朗泰尔的思想时这样写道:

“所有这些词语:民权、人权、社会契约、法兰西革命、共和、民主、人道、文明、宗教、进步等,在格朗太尔看来都毫无意义,他总是一笑置之。怀疑主义,人类智慧的这种干性骨疽,没有给他的头脑留下一个完整的思想。他以嘲笑的态度对待生活,这便是他的原则 : ‘我的酒杯满着,只有这一点是真实可信的。’无论何党何派的何种忠心,他都一概嘲弄,不管兄弟辈还是父老辈,也不管青年罗伯斯庇尔还是洛瓦兹罗尔。”

尤其是格朗泰尔在第一次独白时的结尾:

“让上帝见鬼去吧!”

看到这一句,读者们难道不觉得有些似曾相识吗?

我想到了尼采的名言——上帝已死。尼采这句话被视为虚无主义的经典名句——上帝代表宗教统治下人们的精神世界,是一种绝对的道德观念,因为宗教本质上即一种道德引导。上帝消失意味着彼岸的崩塌,失去归宿(天堂)的生命变得没有意义,走向虚无。人类要直到二战结束后的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由存在主义者们来探讨无神世界里的生命的意义。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正是虚无主义发展的时代,显然此时的格朗泰尔,也正处于虚无主义的状态之中。

因此,格朗泰尔认为法兰西革命毫无意义,也就不会相信重视个人价值的现代社会;他高呼上帝见鬼去,也不会有崇尚道德的宗教生活。他的生命没有凝视的方向,也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雨果说“他的畸形而病态的思想软绵绵的,支离破碎而不成形状”。

虚无主义者必然痛苦。法国著名存在主义者加缪曾表示,人一旦意识到彼岸并不存在,生命终将消逝的痛苦便永远不会消失(大意)。因此,在书中,格朗泰尔多次表达他的哀伤和绝望:

“我渴望忘掉人生。人生,不知道是谁的丑恶发明。人生一晃就过去,而且毫无意义。”

“况且,我正伤心,让我对你们讲什么呢?人是坏东西,人是畸形的;蝴蝶是成功之作,人是做坏了,上帝没有把这种动物创造好。人群里一个比一个丑陋。”

“对,我又伤心啦!就像让一个牡蛎或一场革命卡住嗓子的感觉!我又沮丧了!”

这些独白都发生在格朗泰尔喝酒之后,酒精对精神是一种麻痹,另一个层面上看也意味着一种清洗——俗语“酒后吐真言”便是如此。因此,不能把格朗泰尔酒后的大段独白当作是发酒疯的胡话来对待,这些语言中有最真实的格朗泰尔的碎片。这样一来,就可以对格朗泰尔好色,好赌博,放荡,酗酒等行为的原因做出合理的推论——对于一个笃信人生稍纵即逝的人,还有什么比纵情享受当下更为要紧的事呢?对于一个因为失去(抑或从来没有过)生命意义而陷入荒诞的人,还有什么比酒精更适合麻痹自己痛苦的精神世界呢?

格朗泰尔因为无所信仰,因而走向虚无主义。而仔细分析他的思想,笔者发现,即使是在虚无主义者中,格朗泰尔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格朗泰尔时常嘲笑人类文明,比如:

“因此,我鄙视人类。难道我们要从总体降到局部上吗?难道要我赞赏人民吗?请问哪一国人民呢?”

“所有文明的民族无不让思想家欣赏战争这种东西;然而战争,文明战争,把强盗抢掠的各种形式,从贾克萨山口雪茄走私者的欺诈,到柯曼什印第安人在险隘道的掠夺,全都汇总用上了。”

“人是坏东西,人是畸形的;蝴蝶是成功之作,人是做坏了,上帝没有把这种动物创造好。人群里一个比一个丑陋。碰到一个就是无赖。女人下流无耻。”

“我恨人类。刚才我走在黎赛留街上,从那个大型公共图书馆前经过。所谓图书馆,就是一堆牡蛎壳,我一想就恶心。用了多少纸张,用了多少墨汁!乱涂乱画!乌七八糟的东西全写出来!说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是哪个粗野的家伙说的啦?”

“至于法权,你们想了解什么是法权吗?……你们夺取了阿尔巴,我们就占领克吕斯。罗马说:你们休想占领克里斯。于是布伦努斯就拿下罗马,并且高呼:让战败者遭殃!这就是法权。哼!在这世界上,有多少猛禽猛兽,有多少鹰隼!有多少鹰隼啊!一想到这情景,我就起一身鸡皮疙瘩。”

“在金光灿灿的天空下,我看到的是一个贫穷的世界。万物的创造有失败之处。因此,我深为不满。”

这些透露出格朗泰尔对人类文明深切失望的言辞背后,有着深厚的时代和个人原因。

据推算,格朗泰尔大概出生在1803或1804年,正是法国工业革命刚起步的年代。但长期中央集权的法国因受其分散的小农经济影响,工业发展速度一直比不上邻邦英国。旧的农业社会结构被打破,新的工业社会又尚未建立完善,使得这一时期的法国社会矛盾重重。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恶化,阶级与阶级的分化拉大,人性的丑恶在动荡中被放大。而在社会转型时期,比起几乎一无所有因此也无可损失的社会底层,和实力强大到足以在社会变动中自保甚至牟利的上流社会,中间阶层通常会受到更为激烈的冲击。在上一章节中,我们推测格朗泰尔有很大可能是出身城市小资产阶级,即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中人数众多,却没有选举权——无论是法兰西第一帝国时代、波旁王朝复辟时代,抑或是君主立宪的七月王朝时代,因此,从政治身份上来讲,格朗泰尔所在的小资产阶级从不被认为是法兰西的主人。须知政治行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一出生就不被赋予参政权利的人是很难获得对所在社会的认同感的。而格朗泰尔并不是一个善于理性思考的人,他对世界的理解基本上是靠感性。感性的人对人类社会的阴暗面的痛感往往更加强烈,当这种痛感找不到一定办法排解时,就很容易转向对所在世界的否定。格朗泰尔对人类文明的不以为意,很大程度上是带着对时代深深的失望。

此外,仔细阅读格朗泰尔的最后一段独白,我发现,让格朗泰尔对人类如此绝望的原因,也有部分源自于他的家庭——他与父亲的关系。

“先生们,我父亲一直讨厌我,怪我弄不懂数学。我只懂爱和自由。”

这句话夹在两段略显胡闹的内容中间,很容易被读者略过,但这一句话却是了解格朗泰尔的人格成因的关键。从心理学上讲,无论讲述者描述的是否是事实,至少是该事物在讲述者心中造成的事实。因此,无须去讨论格朗泰尔的父亲是否真的讨厌他的儿子,至少在格朗泰尔心中,他的父亲显然是讨厌他。他父亲讨厌了他多久呢?格朗泰尔说是“一直”。又因为格朗泰尔父亲讨厌儿子的原因是他“弄不懂数学”,数学又是一门需要从儿童时期就开始学习的学科,因此可以推论,格朗泰尔的父亲至少从格朗泰尔还是一个幼童时就不喜欢这个儿子。无疑,格朗泰尔对亲子关系的体验是糟糕的。根据埃里克森的社会心理发展阶段理论,一个人如果在人生的最初阶段没有办法与双亲和家庭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很大程度上会阻碍一个人健康人格的形成。格朗泰尔没有提到自己的母亲,我们只好先假设在他的家庭中母亲的角色是缺位的。格朗泰尔长期处于这样一种压抑的父子关系之中,很难说他能在家庭中感受到什么快乐。家庭就是一个儿童进入的最早的社会,格朗泰尔的父亲不承认自己儿子的价值,格朗泰尔也无法感到自己在家庭(社会)中的存在有价值,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长大的孩子,当他开始面对真正的人类社会时,也更容易倾向于否认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以达到自我防御。因此,很难说格朗泰尔的虚无主义不是受到了其父亲冷漠态度的影响。

看到这句话的读者,也许都能看出格朗泰尔和父亲紧张的关系。但实际上,格朗泰尔接下来说的话则更为重要:

“我是好孩子格朗泰尔!”

我把这句话加粗,是希望大家能尽量设身处地地理解格朗泰尔说出这句话时的心情。他这句话是对谁说的呢?格朗泰尔喊出这句话时,同他一起喝酒的赖格尔早就去造街垒了,前一句是若李在跟他说话,但格朗泰尔对着比自己还年轻的若李说自己是个好孩子,逻辑上也说不过去。因此,这句话可能也只可能对一个当时不在场的人——格朗泰尔的父亲说的。这句话几乎喊出了格朗泰尔痛苦的大部分根源。

格朗泰尔时年已经29岁左右,横竖都是一个成年人,无论如何再称自己为“孩子”也显得不妥。因此,这句话应该是格朗泰尔替年幼时的自己说的,这一句呼喊也道出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尽管格朗泰尔的父亲一直讨厌格朗泰尔,格朗泰尔却一直希望得到父亲的认可。

这是符合人性的。对于一个幼童来说,家庭就是他所能接触的全部,而父亲——既是家庭之中最高的法律制定者,又是儿子成长路上的第一个榜样。当这样一个极具权威的角色表示对儿子的不认可时,此时人格尚未发展健全、自我意识尚未觉醒的儿子的本能反应不会是反抗,只会是设法顺从父亲的意愿,然而感性的格朗泰尔“只懂爱和自由”,因此他也无法通过迎合父亲的意愿获得认同。一直以数学才能衡量格朗泰尔才能的父亲,看不到格朗泰尔其他的优点,自然也不会对他对出多高的评价。格朗泰尔的才华在家庭中被冷漠的掩盖,但却未能熄灭他心中对亲情的最后一丝期待。也许格朗泰尔在生命最后的一天里喊出的这句话,正是长久以来压抑在心中的,对父亲的关怀、家庭的温暖的最后一次争取。

虽然格朗泰尔的父亲不认可格朗泰尔的才华,虽然格朗泰尔的虚无主义也在某种程度上浪费了他的才华。但客观来讲,格朗泰尔的人格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是合格的。雨果虽然说他“好色,爱赌博”,也“经常醉醺醺的”,但细究起来,这些特征都没有伤害到他人。格朗泰尔好色,也会在酒馆里调戏来往的女工,但是他没有用不正当的方式去抢夺、哄骗。他爱赌博,这也没有伤害他人,顶多就伤害伤害他的钱。格朗泰尔的种种行为,放在19世纪初的法国,就是一个普通的巴黎大学生的作为,算不上高尚,但也实在不能算卑劣。唯一可能会干扰他人的缺点便是酗酒,但他醉酒之后最常干的事也无非是发发议论,大声嚷嚷,也谈不上违法乱纪。只是其他ABC青年们都更加重视自我约束——尤其是作为格朗泰尔正面的安灼拉更是清教徒一般高度自律的人物,才使得格朗泰尔的缺点突出了起来。

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不难看出格朗泰尔确实是一个博学的人,这一点在他的两次长篇大论中颇有显现。即使在个个才华横溢的ABC青年之中,他也能算个艺术家和哲学家。此外,格朗泰尔对朋友实际上非常热情,也非常重视友情。雨果说他“既爱嘲弄人,又很热情。”“他的头脑抛开了信仰,可是他的心却离不开友情。”ABC朋友会的日常聚会地点——科林斯酒楼就是他发现以后介绍给大家的。[ii]马吕斯找不到珂赛特,也是库费拉克、赖格尔和他把马吕斯带去了舞会寻找[iii](当然没找到)。就连格朗泰尔最让安灼拉失望的曼恩城关事件,也其实是因为格朗泰尔急于帮助自己的朋友。只是他热情有余,而自律不足,很快就被里什弗店的工人们拉着一起打牌了——这也确实不能怪他,格朗泰尔可以搞艺术,可以搞哲学,但他根本不是干革命的料。据上文分析,格朗泰尔没有感受到多少来自亲情的温暖,也不像马吕斯那样拥有忠贞不渝的爱情,自然会在友情上投入巨大的精力。格朗泰尔并不是一个共和派,他甚至也不支持暴力革命[iv],他却仍然用自己的方式支持了ABC的好友们,并最终付出了生命——有几个怀疑论者能心甘情愿为朋友去死呢?即使只论这一点,格朗泰尔也绝非只是一个无能的酒鬼,他担得起英勇的形容。

格朗泰尔的一生大部分时候情绪沮丧而伤怀,对世界绝望,但他也曾表达过对某一类生活的憧憬:

“我生来不适合当巴黎人,也就是说,不能像羽毛球那样,永远在两把拍子之间弹来弹去,忽而落到闲逛的人群中,忽而落到喧闹的人堆里!我生来适合当个土耳其人,终日观赏东方娇憨的女郎跳美妙而淫荡的埃及舞,如同一个正人君子在做梦,或者适合在博斯地区当个农民,在威尼斯当个由贵妇围着的贵族,或者在德意志当个小王宫,将半个步兵交给日耳曼联邦,自己悠闲自在,洗了袜子晾在篱笆上,也就是说晾在国境线上。这才是我生来的命运!”

在这段田园牧歌式的景象中,我们也许可以一窥格朗泰尔内心真正的理想——与其他积极投身社会事务的ABC青年不同,他渴望脱离社会,过小国寡民的悠闲生活。然而命运终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作为安灼拉的背面,他注定要和自己的翅膀一起葬身街垒。

TBC

[i] 引自维基百科“虚无主义”词条。

[ii] 《悲惨世界》原文为:“科林斯不仅是联络地点,也是聚会地点之一。是格朗泰尔发现了科林斯,先是冲着赫拉斯那句话进去的,继而又冲着大肉鲤鱼再次光顾。”

[iii] 《悲惨世界》原文为:“9月有一天,马吕斯见风和日丽,便打起了精神,让库费拉克、博须埃和格朗泰尔拖到索镇舞会,期望也许能在那里找见那姑娘,真是白日做梦!自不待言,他没有见到他寻找的人。‘怪事,凡是丢失的女人,都能在这儿找到啊。’格朗泰尔肚子咕哝道。

[iv] 《悲惨世界》原文为:“依我看,你们的革命也无所谓,”格朗泰尔说道,“我并不厌恶现政府,那是套上软布帽的王冠,权杖也安了雨伞。对了,我倒是想,今天这样的天气,路易-菲力浦的王权可以有两种用途,权杖一端对付百姓,撑开雨伞的一段对付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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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世界》随笔丨格朗泰尔:硬币背面的人生(一)

雨果在其经典巨著《悲惨世界》中,用艺术的笔触描绘了1832年巴黎革命的情景,也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共和派学生革命团体——ABC之友。在ABC成员的身上投射的是法兰西革命的影子,雨果也将其称为“法兰西革命的亲儿子”。而在ABC的正式成员之外,连带进了一个“局外人”——格朗泰尔(Grantaire),一个既不明确支持共和革命,也不信仰任何理论的怀疑论者。格朗泰尔伴随着ABC从出场到谢幕,在所有泛ABC青年(包括格朗泰尔和马吕斯,为行文方便,下文中的所有“ABC成员”均表此含义)中,他是个人独白篇幅相当多的一个人物,也非常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细读《悲惨世界》,能够发现,在格朗泰尔身上,有太多潜在的细节可以挖掘——格朗泰尔绝不是一个“安灼拉最狂热的酒鬼粉丝”那么简单的人物。

一 小资产者的出身与“奇丑”的外表

雨果在介绍ABC之友时提到,所有ABC的青年除了赖格尔,全都来自法国南部[i],因此,格朗泰尔也不应例外。法国南部工商业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发展较快,因此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共和主义者都与法国南部关系密切。格朗泰尔的年龄在ABC成员中属于中等。在格朗泰尔自述中提到他与赖格尔同龄[ii],赖格尔在ABC初次出场时是25岁[iii],此时距1832年6月大概还有四年左右,因此格朗泰尔的年龄应是初次出场时的25岁左右,到死时29岁左右。

这些基本情况都是读者极易知晓的,此外,雨果也为格朗泰尔的出身提供了一些隐藏的信息。在行文中,雨果都通过不同方式提到了大部分ABC青年的出身,比如明确表明出身有钱人家独生子的安灼拉和普鲁维尔、孤儿工人的费伊、前贵族库费拉克和赖格尔、以及农民的儿子巴奥雷,马吕斯就更不用说,有一整章都在写他的身世。没有任何出身提示的有公白飞和若李。格朗泰尔介于二者之间,雨果非常隐蔽地写出了他出身。

在格朗泰尔的独白中,他提到过自己的经济状况:

“我从来就没有过钱,也就没有养成有钱的习惯:因而从来不缺钱;不过,假如我富有了,那么世上就没有穷人啦:这是明摆着的事!”

从这句话看,格朗泰尔不认为自己属于有钱人。但因为这一句把格朗泰尔看成和费伊一样出身穷苦,也是不符合雨果描述的。因为在这一句中格朗泰尔也并不认为自己缺钱,他这句话的原意应是他没有像大资产者那样拥有庞大的财富来进行奢侈的生活,但也没有穷困到为生计发愁的地步。

除了这一句,我也找到了一些关于格朗泰尔经济情况的别的证据。最早的一条出现在他在全书的第一次独白中:

“要知道我是个爱享乐的人,常去查理饭店吃四十苏的份儿饭。”

以当时法国的物价水平,四十苏意味着什么呢?在吕一民的《法国通史》中提到,在19世纪中前期的法国,“一个男人一天至少劳动13小时才能挣得2个法郎。在同样的时间里,女工只能挣20个苏,童工则只能挣10个苏。而时价一公斤面包卖30-50生丁,一套男人的衣服卖80法郎。”生丁(cent)是法国货币的最小单位,苏(sou)是生丁的俚语,1法郎等于100生丁。由此看来,格朗泰尔一顿饭就要吃掉一个男工人一天收入的五分之一,一个女工人两天的全部收入。

这样的生活水平也远远超过了作为他的朋友的马吕斯。毫无疑问,离开了外公家的马吕斯是一个在贫穷边缘徘徊的小伙子,雨果提到他的日常开销时这样写道:

“马吕斯住到戈尔博老屋,每年付三十法郎年租金。那是一间没有壁炉的破屋,名为办公室,却只有必不可少的一点家具。家具是他本人的。他每月付给二房东老太婆三法郎,让她来打扫陋室,每天早晨送点开水、一个鲜鸡蛋和一苏钱的面包。面包和鸡蛋就是他的午餐,要花两苏到四苏钱,要看鸡蛋的售价涨落而定。晚上六点钟,他沿圣雅克街走下去,到马图兰街拐角巴赛版画店对面的卢梭餐馆吃饭。他不喝汤,只要六苏的一盘肉,三苏的半盘蔬菜和三苏的甜点心。花三苏钱,面包随便吃。他以水代酒。饭后到柜台付账时,他给伙计一苏小费,端坐在柜台里的始终肥胖、但风韵犹存的卢梭太太冲他微微一笑。然后他就离去。花十六苏钱,能看到一张笑脸,吃一顿晚饭。”

雨果说马吕斯穷困潦倒,但马吕斯通过家中墙壁上的洞目睹德纳第家的情况后也承认,自己还远没有穷到谷底。因此,马吕斯大概只是一个没有多余闲钱的穷学生。但格朗泰尔与之相比,在生活上就要大手大脚得多,除了四十苏一份的饭,在科林斯酒楼,雨果也借若李之口介绍了格朗泰尔在食物和酒水上的开销:

“若李也跟着嚷道:

‘水手鱼和烩兔肉,不要塞(再)给格朗泰尔上酒了!他吃下去多少钱!今天炒(早)晨,他就大市(肆)挥霍,吞下去两法郎九十五生丁。’”

格朗泰尔在吃上的用度,不光远超过马吕斯,若李也觉得是在“挥霍”。在居住条件上,格朗泰尔也不算差。在《悲惨世界》中,提到过一次格朗泰尔的住所:

“格朗太尔就住在穆赞咖啡馆旁边 ,是带家具的出租房。”

                      (巴黎第五区范围示意图)

穆赞咖啡馆在先贤祠附近的圣米歇尔广场上,位于巴黎第五区,又称拉丁区,与巴黎市政厅所在的第四区隔河相对,属于巴黎城区。因巴黎大学的一些学院和索邦大学皆坐落在此,逐渐成为大学生的聚集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又成为各种革命组织的聚集地。书中也提到,库费拉克在搬到玻璃厂街之前,同样是在这个区的旅馆居住[iv]。住在这个区,至少能说明格朗泰尔在整个社会中绝不是穷困潦倒的人。除此之外,雨果对格朗泰尔的住处还做了一句补充——是带家具的出租房,在出租房里,带家具的比不带家具的要贵一些。再加上书中在介绍格朗泰尔时的描述:

“他是学得的东西最多的人,知道最好的咖啡是在朗索兰咖啡馆,最好的台球设施是在伏尔泰咖啡馆,知道在曼恩大道的隐士居有美味的烘饼和美妙的侍女,在萨盖大妈店有烤仔鸡,在居奈特城关有水手鱼,战斗城关有一种自酿的白葡萄酒。无论什么东西,他全知道哪里的最好。”

能够在巴黎城中四处玩乐,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实在很难实现。格朗泰尔还能样样都能评出个“最好”,也可以侧面看出他在这方面的花费并不少。但严格讲来,格朗泰尔也不是非常富有。他在一段对大银行家的评论中说道:

“真不幸啊,只因昨天有个银行家,那个满脸麻坑的丑鬼看上了她!唉!女人窥伺老财,不亚于窥伺花花公子;猫儿既捉老鼠,也捕鸟儿。这个小妞儿,不到两个月前,她还老老实实呆在阁楼上,将一个个小铜环缝在修一的扣眼上。你们说这叫什么?这叫做针线活!她睡在帆布床上,旁边有一盆花,她很满意。现在,她成了银行家太太。这种转变是昨天夜晚发生的。今天早上,我遇见他,这个受害者却兴高采烈。可恶的是,她那银行家的丑态,从她脸上看不出来。”

在这一段中,格朗泰尔对银行家十分厌恶,厌恶的根源并不是因为银行家外表或行为丑陋,仅仅是因为他银行家的身份,因此,成为了银行家的美人也变得丑陋(虽然脸上看不出来)。格朗泰尔对大资本家如此的嫌恶,结合他“我从来就没有过钱”的自白,再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大致可以将格朗泰尔的经济情况归到有限的有产者阶级,即小资产阶级中。格朗泰尔在ABC青年中的年龄是中间阶层,在社会结构上也是中间阶层。

与格朗泰尔含糊不清的阶级状况一样,雨果对格朗泰尔外表的描述也令人惊奇的模糊。书中提到,格朗泰尔“他的长相丑得出奇”,“当时最漂亮的制鞋女工伊尔玛 ·布瓦西,挺恨他那副丑相,说了这样一句精辟的话:‘格朗泰尔没法儿看。 ’” 

雨果在塑造其他人物的外表时,都使用了明确的描述。比如艾潘妮沙哑的嗓音,又比如赖格尔的秃顶,或者写安灼拉英俊时,说他“目光深邃,眼睑微红,下嘴唇厚实”“额头高耸”“这金黄的长睫毛、这蓝眼睛、这迎风蓬乱的头发、粉红的脸蛋、鲜艳的嘴唇、洁白的牙齿”。但格朗泰尔究竟丑在哪个部分,书中却从来没有提及。加上女工对他的评价是“没法儿看”,因此,我更倾向于把格朗泰尔丑看作是整体感观的丑,而非某一个五官突出的难看。这种对丑的模糊描写,也用在《悲惨世界》的另一个人物上过——即早期的珂赛特。

在珂赛特初次在酒馆出现时,雨果便几次提到她是一个“丑姑娘”,在冉阿让带珂赛特进修道院前,院长在看过珂赛特后也说:“她会是个丑姑娘。”但也同样没有提及珂赛特哪个部分丑。细究珂赛特孩童时代的丑,更多是由外在因素——德纳第婆娘的殴打和内心的苦闷共同造成。在《悲惨世界》的后半部分,珂赛特逐渐长成一个美若天仙的女孩,其中固然有女大十八变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珂赛特在冉阿让的庇护下逐渐获得了爱与欢乐,她的命运改观,她的形象也自然而然地美丽起来。

以此推论,我认为格朗泰尔的丑也应该是由后天而成,而并非与生俱来。通过对小说的梳理,我发现格朗泰尔的童年也许非常苦闷,这又导致了他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使得他实际上的精神长期以来十分颓丧,只有在安灼拉身边才稍微好一点(原因会在下一章节具体论述)。这些阴郁的心理状态加诸于他原本可能就不英俊的脸上,使得他的气质形象显得“没法看”了。

实际上,书中提到格朗泰尔的丑,只有在《ABC朋友会》中那唯一一处。除此之外,雨果对格朗泰尔外貌的描写没有其他负面的描述。更令人意外的是,在描写格朗泰尔的结局时,雨果特意提到了他的眼睛:

“格朗泰尔那双温柔而惶遽的眼睛始终注视着他。”

“他错过的整个战斗的无限光辉,此刻在这醉时改观的明眸中闪耀了。”

眼睛通常意味着心灵的外显,眼睛的状态也是一个人心灵的状态。这两处描写发生在格朗泰尔生命的最后二十四小时,在雨果的语言中,读者丝毫感受不到格朗泰尔的丑,反而在他身上感到一种希腊悲剧式的美感,这和他最初出场的丑得“没法看”形成鲜明对照。格朗泰尔的眼睛明亮了起来,他的形象就与丑无关了。这再一次印证了格朗泰尔的丑是一种抽象的感觉,它源自于格朗泰尔长期以来对意义的怀疑和信念的消失。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因为安灼拉的缘故,他最终在死亡将至时获得了意义,获得了信念,他的灵魂不再软绵绵的,也就终于摆脱了丑,走向了美。诚然,也许格朗泰尔的肉身是丑的,他真正的灵魂却因信念[v]闪耀。这也许是雨果塑造这个人物的意图所在。

TBC

[i] 《悲惨世界》原文为:“这些青年极重友情,成为一家人了。除了赖格尔,全是南方人。”

[ii] 《悲惨世界》原文为:“赖格尔·德·莫这个秃顶,看着也叫我难受。一想到我和这个秃头同龄,就觉得受了奇耻大辱。”

[iii] 《悲惨世界》原文为:“博须埃是个倒霉的快活小伙子。……到二十五岁便秃了顶。”

[iv] 《悲惨世界》原文为:“当天晚上,马吕斯就到圣雅克门旅馆,在库费拉克的隔壁房间住下。”“库费拉克已不是拉丁区坚定的居民了,鉴于‘政治原因’,他早就搬到玻璃厂街,那是当时容易发生暴动的一个街区。”

[v] “须知一种感情也是一种信念 。”——《悲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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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英 随笔

再谈杨威利的民主主义

完成《银河英雄传说》的创作后,田中芳树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在创作杨威利时他没想要将其塑造成一个对女性有吸引力的人物,却出人意料的让“脖子以下毫无用途”的杨威利得到了“日本女性理想型男人”的殊荣。即使以莱因哈特和齐格飞完美的颜值和业务能力,也无法阻挡中日两国青少年男女对杨威利的追捧。杨威利,一个酗酒(误!)却爱好历史的军事天才,同时也兼任了上世纪末众多中日青少年的政治学入门导师。相信许多银英爱好者们一定不会忘记当看到“所谓的民主,就是复数的政党、复数的思想、复数的信仰、复数的言论、复数的爱好、复数的美酒、复数的美女”时,在心中引发的海啸。然而,这样一个优秀的民主政治实践者和守护者,却眼睁睁地看着自由行星同盟被银河帝国吞并,成为其下一个自治海外省。在同盟对帝国的最后战役中,杨威利的奇袭将莱因哈特皇帝的旗舰纳入主炮射程,却最终因政府命令放弃攻击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令人不解的疑团。杨威利真的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吗?果真如此,他为何不为民主拼尽最后一滴血?他理想的民主状态到底是怎样的?他的名言“有做得到的事,也有做不到的事”中蕴含的消极态度是否影响到了他的政治思想?斯人已逝,我们无法去亲自求证,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生前的言行窥探出他的政治理想。

一 苏格拉底式的公民

在整部银英中,杨威利对民主并没有给出准确的定义,最接近答案的一次,就是杨威利的民主复数观,严格来说,这也只是杨威利对民主的感慨,并不是一个定义。但杨威利确实用自己的三十三年的生命践行了一个民主守护者的职责——虽然他认为这是每一个民主社会下的公民都应尽的义务。

在谈论杨威利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现代民主社会。

笔者在维基百科中搜了“民主”这个词条,得到如下叙述:

民主(希腊语:δημοκρατία,转写:dìmokratía),其本义是“人民的统治”,即“主权在民”,是一种现代的国家制度,国家权力由公民直接或间接行使。民主有时被称为“多数的统治”,与极权统治、独裁统治或寡头政治相对立。狭义的民主一词经常被使用于描述国家的政治,民主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有着统治行为存在的领域。平常所说的民主作风、民主原则、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都从民主之含义派生而来。广义的民主应该是人民当家做主,既在一个完整的民主的社会里人们从一出生就平等,人们不仅对社会生产资料有共同的占有权的同时人们对社会也负有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框架的基础上,再建立起社会的法律法规以及对政权控制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等。

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指出,民主包括四个关键要素:(1)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产生政府; (2)作为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和公民生活; (3)保护所有公民的人权;(4)法律和程序同样适用于所有公民。

根据词条的描述,民主的原则是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根据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契约论,他认为一个民主政府的产生是因为人民签订了契约,通常在现代政府中,人民通过选举将手中的政治权力让渡给议员,再由议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因此,在民主社会产生之初,人民就是民主社会的拥有者、管理者和参与者。民主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托管机构,必须接受宪法的限制和监督,同时保障公民个人权利。为维护民主社会的稳定运转,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的政治地位平等,共同服从于法律体系和民主程序。当我们将以上特征和杨威利比对,就能发现,他是一个完全自觉的近乎理想的民主社会公民。

杨威利的第一次出场是在亚斯提星域会战(宇宙历796年)的战前会议中,军衔准将,身为第二舰队次席幕僚的他向第二舰队司令官上交了一份作战计划,在计划中对战争的走向及应对做出相应分析——这些分析后来都被证明是非常准确和有效的——但最终被驳回,杨威利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TV版里的处理是转手给了亚典波罗,这个细节的改变也十分有趣)。整个过程,杨威利表现得非常理智,没有因为提议被驳回出现愤怒或不甘的情绪。

田中对杨威利的出场描写为解读杨威利的人格提供了很多关键信息。首先,在战场上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是一个优秀的军人。其次,司令官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而他也没有对这样的待遇表示意外,可见他的上级不是第一次驳回他。最后,杨威利在自己的作战计划被驳回之后,没有做任何挣扎,默默地回到了办公室,然后把作战计划随手送给了学弟亚典波罗。对比优秀校友霍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作为,不禁令读者们疑惑,杨威利是不是对自己和舰队的命运都过于淡泊了些?

杨威利的性格在军人中确实显得比较沉稳,但29岁就被擢升为准将证明他并不是一个超然出世的隐者(虽然他一直威胁要辞职退役),他之前之后的战例也表明他并不是一个只会服从的愚忠军人。后来被人们称为不败魔术师的杨在有把握保证自己的作战计划正确的情况下,并没有继续向上级争取,甚至越级报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这一幕中,杨威利是一个典型的苏格拉底式公民。众所周知,苏格拉底因对雅典政治体制的批评,导致被以“不敬神”为名审判,最终被判处死刑,他拒绝了学生们试图安排他逃跑的计划,饮下毒汁而死。苏格拉底拒绝逃跑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必须遵守雅典城邦的法律,服从城邦的公民和法官、以及陪审团的审判结果,否则他便会违反他与城邦的“契约”。

上文中,我们也讲到,契约是现代民主政府建立的基础,而法律和程序是民主的外显形式,程序正义往往被看作保障民主制度的基本前提,是“可见的民主”。杨威利在作战计划被驳回后,没有继续报告,是他内心严格遵守程序正义的表现。如果他走出司令官办公室就立刻给赏识他的比克古爷爷打电话要求越级下达命令,这显然是违背了杨威利内心对于民主程序的认识的。杨威利认同程序正义,也自然会认同通过社会契约建立的民选政府的决议——只有了解了这点,我们才能去理解杨威利一生中最大的疑团:巴米利恩会战。

几乎每一个红茶党一提起巴米利恩会战,都会露出世界杯决赛最后一秒只需一球制胜眼看前锋连晃六人带球闯空门却击中门柱的痛苦表情。当时杨舰队已经将皇帝莱因哈特的旗舰纳入了火力范围,只需要一个比同盟政府信号快半秒下达的命令,莱因哈特的星辰大海就彻底没影儿了。再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即使已经收到了政府的命令,杨威利也完全可以装作信号不好,直接炸掉柏林希尔,再遗憾地回复“刚才信号不好,你们说了啥?”。但是杨威利选择了听从同盟政府,下达了停火命令。

不说多少观众此刻恨不得砸电脑,先寇布杀气腾腾地力劝杨威利逼宫海尼森,就连杨威利的养子亲信兼粉头尤里安都坐不住了,直冲司令官办公室问爸爸究竟在想什么。可见此刻的杨威利是顶着半个宇宙的压力坚持停火。战前,杨威利已被同盟人民看作民主的守护神,个人声望极高,即使守护神用专制保护民主,在当时也不过是顺水推舟。然而他依然坚持停火,究竟是为什么?

不是因为军人的第一要义是服从,停战后杨威利藏起了一部分军事设施和军人,他绝对不是一个只会服从的军人。也许也不完全如他所言,是因为“无法避免掌权后的独裁腐败”。自由行星同盟政府虽然腐败,但它本质上仍是民选的,即使首脑是见风使舵的无良政客特留尼西特,它在程序上仍是合法的,杨威利认可这一份契约,也就认可他作为公民对政府停战权的服从。同盟政府已经在后方同帝国签订了停战协约,即使杨威利并不认为停战的决定是明智的,但违背它就是违背了自己三十多年来的政治观念。而解决掉皇帝再回头收拾海尼森的政客建立新政府,更是对民主制度最严重的背叛,这是杨威利绝对排斥的做法。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为保护民主和法制不被个人权力破坏,他选择了服从政府停战;作为国家最后一支军事力量的司令官,为防止同盟仅剩的行政自治权被专制帝国破坏,他藏匿了同盟一部分军事力量。由此看来,杨威利的做法虽然很容易引起读者的疑惑,却恰恰印证了杨威利对民主和法制的认可和尊重。

二、卢梭式的学者

由于在杨威利与私人生活中表现出的“薪水小偷”“退休爱好者”的形象,在谈及杨威利的政治立场时,有人认为杨威利的民主思想过于消极,甚至带有一些道家的风骨。不可否认,在同盟战败前,杨在谈及社会现实时的确有些不积极,以致于被一部分人误以为是丧。但是,既然杨威利以民主社会公民自居,他就不会真是一个避世的人——因为公民的义务就是参与社会管理和政治生活。杨威利的行事方式蕴含了民主理论的一大基本理念——自然法原则。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自然法原则。

于是笔者再搜索了维基百科,在政治哲学层面,自然法是指“在统治者和主权人民之上,在全体人类之上,还有更高的法律。”在法学层面,自然法指在自然状态中固有的正义法则。自然法是(人类所能认识的)宇宙中正义的最基本原则,通俗地讲就是人类尚处于原始社会之初形成的以尊重人生命权利和个人尊严为核心的基本正义原则。之后的启蒙思想家们从自然法原则中阐发出了“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社会契约”等现代社会基本理论。在启蒙思想家中,对自然法原则最为推崇的当数卢梭,在他的教育学著作《爱弥儿》中,他想象了一个完全按照自然法原则养育出来的孩子的成长过程,杨威利对养子尤里安的培养,就很接近卢梭对爱弥儿的阐述。接下来,我们就从杨威利的育儿方式谈谈他对自然法原则的态度。

首先,杨威利法律上的儿子尤里安·敏兹并非亲生,在领养了尤里安之后,杨威利没有更改尤里安的姓氏,导致两人的关系看上去与其说是父子,不如说是挚友。杨威利本人生活能力堪忧,尤里安不在身边时能迅速把家改造成山顶洞人的洞穴,导致尤里安长成了一个“需要监护监护人的被监护人”。尽管如此,杨威利在对尤里安的培养方面却是一个模范父亲。据尤里安在日记中,杨威利从来没有对尤里安有过专制家长制的打骂或经济制裁。尤里安在全书中唯一一次犯错被罚,是他忘记喂鸟,杨威利罚他不许吃饭,然后自罚“管教不当”也没有吃饭。当时的尤里安在经济和感情上完全依赖杨威利,杨威利要在他面前做强权家长完全没有问题,而实际上杨威利却一直尊重尤里安的人格尊严,即使不认同尤里安做军人的职业选择,也最终尊重了他的自主选择,并为尤里安选择了最优秀军人做指导。

其次,在处理上下级关系时,杨威利也没有一次表现出强势作风,一直以“儒将”形象示人。不管是先寇布在合作之初对他质疑,还是遭遇政治审查,抑或在大大小小各种战场上,杨舰队的官兵没有听到长官的任何一次怒吼和训斥。杨的性格并非软弱,田中对慰灵会和审查会的描写都集中表现了杨威利性格中的锋芒——在个人权利和民主原则被侵犯之时,杨威利的愤怒是显而易见的。鲁迅先生有言,强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杨威利的锋芒对准政府和政治家,这是他作为公民的职责,但当面对作为个体的人时,他却充分尊重了对方的尊严和权利。杨威利在初建第十三舰队时曾公开发言:“国家兴亡,在此一战,但比起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来,这些倒算不得什么,各位尽力而为就行了。”从这句话中,我们也能看到,在杨威利的灵魂中,有一种精神超越了他的军人身份。军人的工作是消灭生命,而在杨舰队中却能感受到对生命的尊重。他多次反思自己的不败对于帝国人民来说只是意味着更多的生命消逝。终其一生,他一直没有承认过魔术师、不败的杨的称号,只是对尤里安开玩笑说自己手上沾满鲜血,以后是要下地狱的。在战争年代,杨威利超越了国家主义的限制,保持对人类基本自然权利的尊重,实在难能可贵。

在杨威利的个人感观中,他一直在努力摆脱军人身份对自己的影响,试图冷静和理性地看待世界,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冷静和理性,使他能在战场上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一个不愿做军人的人却做成了最优秀的军人,杨威利人格中的重重矛盾使得他的形象经久不衰。从杨威利流传下来的语录中,我们看到了理性、自由、平等、博爱……他的思想和行动,使他成为民主制度的缩影——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公民。同盟失败是田中敲响的警钟,杨威利则是田中埋在读者心中的种子,我们期待着这粒种子发芽、开花,正如我们期待未来的银河果真闪耀着这群宇宙英雄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