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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 银英

银英丨先杨丨柏林,1961。 2

2.

作为苏联派出的军事顾问,华尔特·冯·先寇布的工作并不复杂——参加会议、指导部队训练,以及准备未来的岗哨布防,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完成规定的工作,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三十五岁的他甚至不能感到无聊——除了这条路,他还有什么别的路可以走吗?只是当他盯着办公室的天花板时,脑子里偶尔会溜出一个细弱的声音,问他自己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就将顺着军人这条直线永远延续下去。

一阵敲门声把正在旋转两头铅笔发呆的先寇布拉回了现实,卡斯帕·林兹中校走进办公室,和他对接工作。两个月后将会有一支华约部队进入东柏林,林兹需要向先寇布确认部队的兵员情况。这部分工作没什么新意——接收一支从莫斯科来的部队的办法,罗曼诺夫时代和赫鲁晓夫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同。先寇布按部就班地和林兹对接每一个步骤,再次确定没有纰漏后,交待林兹按计划执行。

林兹向先寇布行军礼后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在迟疑了几秒钟后开口说道:“先寇布上校同志,你对戏剧有兴趣吗?”

“一般吧,之前看过一些。”先寇布有些疑惑地看着林兹,“怎么了?”

“啊,是这样。我上个月前在国立剧院预定了一张今天的戏票,可昨晚我才在朋友那里得知画廊有一个我很感兴趣的新人画家的画展,他暂时还没什么名气,所以展期很短,到今天就结束了——”林兹朝先寇布眨眨眼,说:“正好这是一出苏联戏剧,于是我想来问问你有没有兴趣。”

先寇布的眼睛里闪过一瞬间的光,他回答道:“好啊,谢谢你的好意,我把票钱给你。”

“那倒不用,你上个月不还给了我一瓶Badisch Rotgold吗?就当是我的回礼吧。”林兹爽快地摆摆手说,从左胸口处的口袋里抽出一张戏票递给先寇布,“伊万·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

林兹将戏票交到先寇布手中便离开了办公室,先寇布神情愉快地将戏票翻到正面,阅读票面上的信息——下午三点,国立剧院,至少提前一刻钟进场。先寇布翻开日程本确认今天的工作:如果动作够快的话,他早上就能完成今天的全部工作,中午还能回家换上正装——毕竟,带着苏军红黄相间的三星肩章走进剧院,很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先寇布暂时还没有在三十五岁的这一年里搞出点什么大事的打算。


座位在一楼13排7号,先寇布身着黑色西装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他抬腕看表,14:30,远处舞台上的布景正安静地等待观众陆续进场。不一会儿,先寇布右边的座椅坐下了一对青年情侣,两人兴高采烈地讨论着本场演出的导演和演员。先寇布用他仅有的德语水平,勉强听懂这是一个东德剧团,至于演职人员,他实在不甚了解。

周围的人声渐渐变得嘈杂起来,先寇布四下张望,大部分座位已经被观众填满,人行通道上的人们也在试图尽快找到自己的座位,先寇布所在的这一排只剩下自己左边的一个空位。已经14:43了,也许这个座位原本的主人也有和林兹类似的情况,又不像林兹那样幸运地转让了戏票。

忽然,几声听上去有些清癯的“Entschuldigung”[1]由远及近传进先寇布耳中,紧接着,他感到左侧座位一阵晃动——一个青年坐到了自己身边。他用余光瞥了一眼,黑色的头发,略显细瘦的手指,上身套着一件看上去有一些年月的深褐色夹克衫。亚洲人?先寇布心底生出一些好奇,尽量不动声色地把头向左又转动了几个角度。黑头发的青年显然是跑着过来的,他脱下夹克衫后,便在座椅上压抑不住地喘气。先寇布看着身旁青年的白色帆布鞋,觉得有些好笑,穿帆布鞋和夹克衫来剧院,现在的小孩相当自由奔放啊。不过他并不想做礼仪卫道士,在华沙时就有人批评自己的言行是“故作姿态的贵族做派”,结果被他在餐厅里狠狠奚落了一番。先寇布不喜欢别人对自己妄下评论,也不愿意对别人评头论足。于是,他正了正身体,将注意力集中到舞台中央的巴扎罗夫身上。

先寇布想起来,自己曾经看过这一部戏,是母亲带自己去看的。那天傍晚,母亲拉着自己小小的手,提着肉和菜准备回家。在路过城中唯一一家剧院时,她停了下来,盯着剧院外张贴的海报看了很久。接着,母亲松开拉着先寇布的那只手,开始从自己的兜里掏出一张又一张零钱。母亲将手中的钱反复数了三遍后,她再一次拉起先寇布的小手,说:“我们今天去看屠格涅夫小说改编的戏剧好不好?”年幼的先寇布不知道什么是屠格涅夫的小说,也不知道什么是戏剧,他只知道那一天母亲望向他的宝蓝色眼睛里有他从未见过的光亮。一小时后,这些光亮又都化作母亲眼眶里的眼泪,汩汩流下她鹅蛋形的脸颊。先寇布自诩在三十五年的人生中见过叶尼塞河以西所有类型的美人,但她们谁也美不过那个时候的母亲——那是宛如稀世水晶摔碎在地上时所散发出的忧伤而耀眼的光芒,先寇布在之后的日子里再也没有见过那样的美。

九岁的先寇布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流泪,也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求他向父亲隐瞒。“不要说我们去了剧院,你爸爸会伤心。”母亲这样对他说道。先寇布点点头,这不是母亲第一次对自己提出奇怪的要求。当她一个人在卧室里,打开衣柜深处的一个棕色皮箱,从里面捧起一张黑白照片,抚摸那双浅粉色缎面芭蕾舞鞋时,她总是擦掉脸上的眼泪,对静静立在卧室门口的先寇布说,“不要告诉你爸爸,他会伤心。”

二十六年后,离开家乡已二十四年之久的先寇布坐在东柏林国立剧院的座椅上,看着一张张日耳曼面孔出演屠格涅夫小说改编的戏剧,他总算明白了母亲的眼泪里到底装着什么。他的心中涌上一股没来由的乡愁,继而又在心底嘲笑自己,连故乡在哪儿都不确定的人,到底有什么资格谈乡愁?

忽然,他感到身旁的黑发青年将右手抬了起来,他的食指弯曲着擦过自己的右眼角,脸颊上隐约泛着几点光。先寇布微微扭头又瞥了他一眼,这一回,他的眼神里多出了一些同情。也许自己身旁坐着的,也是一个有着满腹心事的异乡人吧。

演出结束了。观众开始依次离场,先寇布也准备离开。他起身理顺被压出些微褶皱的背心下摆,转身去拿搭在座椅上的西服外套。这时,他发现一件深褐色夹克衫正斜搭在邻座的扶手上,而夹克衫的主人——那个穿白色帆布鞋的青年已经不知去向。先寇布穿上自己的西装外套,将邻座的夹克衫拿起来,试图找到这件夹克衫所有者的个人信息。果不其然,先寇布在夹克衫的左边口袋中找到了一个巴掌大小的笔记本。打开笔记本后,先寇布却傻了眼——这上面全是自己看不懂的方形文字,偶尔有几个数字和箭头,看在先寇布眼里也毫无头绪。哎,真是个倒霉的糊涂虫。先寇布想起两个多小时前青年忙乱的模样,又想起他脸颊上的点点水光。为了让你今天不那么倒霉,我就姑且等你一刻钟吧。先寇布一面在心里想着,一面在座椅上坐了下来。

剧场的人渐渐走光了,只剩下先寇布和一个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先寇布左右张望,也没有见到刚才那个黑发青年的身影。先寇布看了看时间,已经过去十七分钟了。先寇布有些遗憾地拿起夹克衫,准备出门后交给剧场的工作人员。正当他准备离开时,伴随着一阵越来越清晰的脚步声,一个清癯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啊,您好!这是……我的夹克衫?”,先寇布抬起视线,对上了一双乌黑的眼睛。这回先寇布看清了他的模样,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确实是一张亚洲人的脸。先寇布客气地将夹克衫递给他,对方朝他露出温和而友善的笑容。

“谢谢你。”青年将夹克衫套在身上,忽然他像明白过来什么一样,抬头问已经站起身来的先寇布:“Haben Sie hier geblieben bis ich zurückkomme?[2]

先寇布匮乏的德语水平显然无法支撑他继续对话,他只好换上华约国家通用语尝试和青年交流,“Русский?”

 “Xорошо!”黑发青年开始说起俄语来,和先寇布之前遇见的一些说俄语的日本人不同,他的发音十分准确和流利。结合他爽利的脸型和目测至少175厘米的身高,应该是个来自中国北方的人,先寇布在心里暗想。

“能找到可以交流的语言太好了,我还在懊恼今天怎么就偷懒没有带便携字典出来。”黑发青年轻呼出一口气,继续刚才的话题,“我刚才是想说,我的夹克衫里还有一个用了好几年的笔记本,上面记了很多重要的信息,谢谢你一直在这里等我回来。”

“不客气。”先寇布回答道,少顷又补充道:“毕竟你一个大学生来这里读书生活也不容易。”

黑发青年愣了一秒,随即有些羞涩地笑起来:“我不是大学生,我已经三十二岁了。”

“真的吗!”先寇布的瞳孔迅速缩小,他睁大眼睛仔细观察眼前这个自称已经三十二岁的青年,发出惊叹的声音:“你们亚洲人长得太年轻了,我以为你才二十几岁。”

黑发青年又一次羞涩地笑了。然后,他向先寇布伸出手,说:“我叫杨威利,在柏林自由大学工作。”

哦,西边的人。先寇布一向警觉的眼珠转了转,依然客气地与杨威利握手,“华尔特·冯·先寇布,在苏——体育馆工作。”[3]

“你好。”杨威利的眼神在先寇布脸上稍作停留,很快便收了回来。“那么,为了感谢你救了我的夹克衫和笔记本,我可以请你吃晚饭吗?”


下午六点的柏林已是夜色朦胧,橘黄色的路灯和马路上的车水马龙代替银河在人间划出一道道流光。杨威利神情自然地走在先寇布的左侧,一头乌黑微卷的头发正随着他的步频轻轻晃动,他的步子迈得要慢一些,先寇布需要稍微控制自己的速度才能和他保持一致。他跟着杨威利穿过主干道,绕过两个街区,走进一条静谧的小巷,在一家装修简约的餐馆前停了下来。

先寇布抬头,一块用艺术字体写着“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4]的招牌直冲向他的眼睛,从军多年的防备本能让他立刻一手摸上腰间——却反应过来今天并没有穿军装,也没有配枪,他带着惊讶和防备问道:“你怎么会知道——”

“我是在中国南满长大的,我爸爸有几个常常见面的俄国朋友,小时候我老是被他带到饭局上蹭吃蹭喝。”杨威利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现,神态自若地领着先寇布走进餐馆,“读大学时,这家店的饭菜数量和价格都拯救了比现在更穷的我,以至于我对这里一直抱有一种朴素的感激。每次到东柏林,我都会过来一趟。”

先寇布为自己刚才的反应感到愧疚和好笑,自己对黑头发的东亚男青年又没有什么特别嗜好,克格勃实在没有必要派一个看上去在身体对抗上完全不是自己对手的人来接近自己。为了缓解也许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尴尬,先寇布轻轻咳了一声,说:“真巧,我母亲也是俄国人。”

“那太好了,看来我今天是带你来对了地方。”杨威利愉快地说,在一张落地窗旁的正方形餐桌一头坐下,拿起自己面前的菜单又放下,说:“今天应该让你点菜。”

先寇布按照两人的饭量点了菜单上自己感兴趣的菜,半小时后,服务生将餐盘陆续端了上来。自从盟军占领柏林后,先寇布就一直派驻在东欧各地,正宗的俄式菜已经成为只有在偶尔想起母亲时才会泛起的味道。旧事不可追,先寇布没有过于积极的兴趣去缅怀过去,然而,当他咬下一口奶酪方包时,还是不自觉地从嘴角溢出了一声赞叹。

“是不是很棒?”杨威利半弯着黑眼睛看着对面先寇布脸上掩饰不住的惊喜,有一点兴奋地问道。

先寇布一面认真地点头,一面细致地咀嚼,让奶酪的浓郁和黑麦的清香充满口腔。他甚至不清楚此刻的自己到底是在接受杨威利的感谢,还是在承蒙他的恩惠。他心中的警惕放下了一半,开始仔细而平静地观察眼前的人。他之前见过一些中国人,到莫斯科留学的大学生或是讨生活的劳工们,杨威利长得和他们很相像,却又拥有和他们不一样的气息。到底哪里不一样,先寇布暂时也说不上来。把自己餐盘中的食物解决了一大半后,杨威利终于发现先寇布在观察他,停下了手上的动作,问:“怎么了?”

“啊,没有。”先寇布有些抱歉地缩回了视线说道,“我只是在想,你和我见过的一些中国人不太像。”

杨威利浅浅地笑起来,说:“那是因为我不完全是中国人——我妈妈是日本人。当时日本政府鼓励向中国东北移民,她就跟着我外公外婆举家从札幌来了长春。不过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去世了,对她的印象其实很模糊。”

不过可以确认的一点是,你母亲一定是一位美人。先寇布强忍住将这句话脱口而出的冲动,回答道:“原来如此。”然而这个疑问的解答却激起了他更多的兴趣,他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那又是为什么来德国呢?”

“因为在美国领事馆总是排不上号,战争又一触即发。”杨威利低下头,用叉子叉起一小块馅饼,却没有送进嘴里。

“哦,中日战争。”先寇布说。

“不,中国内战。”杨威利用叉子将馅饼一分为二。

“啊……”先寇布明白了一些,低头开始咀嚼另一块面包。忽然,他像想起了什么,有些急切地向杨威利确认:“那你的父亲呢?他跟你来德国了吗?”

“没有。”杨威利摇了摇头,餐盘中的馅饼已经被他分成了更小的碎片,“只拿到了一个赴德名额。他留了下来。”

“你家在——”先寇布倒吸了一口冷气。

“在长春。”杨威利仰头喝了一口伏特加。

“实在抱歉……我没想到……”先寇布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埋怨自己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对人的身世好奇,也埋怨自己不动动脑子,一个中国人,在这样的年代,几乎跨越一整个欧亚大陆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谋生,还能是因为什么。

“没关系,我平时也没有什么机会讲,你能懂我已经很感激了。”杨威利抬眼看向先寇布,后者在接收到那一束视线时感觉到一丝灼烧的疼痛。先寇布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惶恐,他从来没有见过像杨威利这样的人,这个人如果不是他见过的演技最好的克格勃,大概就是目前地球上最正直的人了。不管前者还是后者,先寇布心中那股渴望未知和刺激的兴味都已经被吊了起来。

“我就住在夏洛滕大街49号,工作也在附近,没有大项目的时候都挺闲的,你要是愿意,下次来这边还可以来找我。”先寇布从上衣口袋中掏出钢笔,在餐巾纸架上抽出一张来写下地址和门牌号。“给我写信也行,只是记住不要贴太好看的邮票,否则我会被邮差烦死。”

先寇布写好地址,将纸巾折成一只天鹅的形状,用手指将这只天鹅滑到杨威利面前。看着杨威利将这只静止的白天鹅仔细地夹进口袋中的笔记本里,先寇布忍不住笑了出来。


“我家就在那边,穿过马路就到了。”

当先寇布和杨威利走到腓特烈大街时,杨威利停了下来,指着马路另一头说。先寇布点点头,说:“今天谢谢你的晚餐。”

“应该是我谢谢你。下次见。”

“下次见。” 先寇布站在路边看杨威利转身向腓特烈大街的对面走去,自己也转身走向腓特烈大街的另一边。柏林的夜晚总是五光十色,喧嚣吵闹,令人眼花缭乱,此刻的先寇布却感到今天吹过自己身体的西风带上了一丝温柔与平和。他将领口处的领带拉松一些,好将身体里的热气放出来。大概是因为春天要来了,所以连晚风也不那么凉了。他一边欣喜地走,一边这样想着。

TBC


[1] 德语,意为“抱歉”。

[2] 德语,意为“在我回来前您一直在这里吗?”

[3] 在俄语中,“Советская военная база Берлина”(苏联驻柏林军事基地)与“стадион”(体育馆)的首字母发音相似。

[4] 俄语,意为“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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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 银英

银英丨先杨丨柏林,1961。 1

起笔于2020年2月26日,春寒料峭中。

1.

清晨的亮光勉强挤过深灰色窗帘的缝隙,在黄褐色的木地板上抛出一条浅金色的线段。线段从地板和墙裙的交界处出发,在一把搭着一些衣物的椅子上折出几个角度后,最终停在一张脸上。这张脸的其他部分仍浸没在黑暗中,让人很难看清它的全貌,但显露在光线下高挺而棱角分明的鼻梁依然暗示着它的主人在过往的人生中没少收到对自己相貌的赞誉——这显然是一只漂亮男人才有资格拥有的鼻子。

男人身旁的被子和床单发出了轻微的摩擦声——那是另一个人,从其起身时带出的一头深褐色卷发和展现的身形来看,应该是一个女人。女人抬起一只脚无声地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轻巧地下了床,在床边的另一把椅子上拿起自己的内衣和连衣裙。五分钟后,女人将压进连衣裙与后背缝隙中的头发向后捋好,走出卧室,用同样轻巧的动作扭开了房间门。

听见房间门被关上后,华尔特·冯·先寇布睁开了眼睛。他熟练地穿上背心和短裤,叠好被子,将床单理得平整,然后走到窗前拉开窗帘,让尚不刺眼的阳光透进房间。他转身走进卫生间,在水池前刷牙、洗脸、用一把直齿小梳子将明亮的褐色卷发梳成典雅的形状。衬衣、羊毛背心、长裤被一件一件地套在他匀称的身体上,先寇布走到穿衣镜前,把衬衣的领口理得更加端正。接着,他取下衣帽架上的手套和深灰色毛呢大衣,蹬上黑色皮靴走出了家门。他走过几扇标着号码的房门,转进楼梯间,经过了三个楼层标志牌后,先寇布下到了一楼。一阵风从常年开着的单元楼门中穿过,先寇布刚梳得服帖的刘海发梢在气流的带动下微微颤动。

“今天天气还不错。”

先寇布一边看着灰蓝色的天空自言自语,一边走出了单元楼。


先寇布神色悠闲地在柏林的街上走着——这并不是他的常态,他的工作并没有给他太多的假期,而在他这些为数不多的假期中,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都给了他的女伴——不是女朋友,更不是未婚妻,先寇布对建立恋爱和婚姻关系的态度和他对白水煮青菜的态度一样——这甚至无法构成一种选择。也许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自觉地把恋爱和婚姻当作温暖的港湾,先寇布却始终不大能理解二者的意义。在过去的人生中,他只任由数不清的女人在他身边来了又走,并不会刻意拒绝也不会有意留念。他明白,当下一份人事调令送到自己面前,他就会再一次告别当前的生活,开赴下一个驻地——这就是军人生活,是对单调和规律的一万次服从。

在像今天这样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女伴,连同事酒局都没有半个的日子里,先寇布会到附近的街区走一走。并没有特定的目的地,也没有具体要做的事,只是想做一些预定行程以外的事,如果能遇到一些计划外的惊喜,那可就更好了。先寇布从二十岁开始就这么想着,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是迈着同样的步伐,在看上去没什么不同的街道中和同样没什么不同的人们擦肩而过。他盯着人行道上石砖拼接的缝隙,大小相同的正方形石砖井然有序地在自己的脚下铺成一张望不见尽头的网,受这张网的建造者之命,无数块曾经的天然巨石在采石场被开采、打磨,然后运送到这里,安静而顺从地被水泥封进地里,维持着这套小小人行道系统的秩序。先寇布感到胃里一阵搅动,他对这张秩序井然的网感到一种审美上的厌倦。

先寇布抬头看了看周围的建筑,街道两侧的商店正准备开门,早起工作的人们快步穿过腓特烈大街,从东边到西边,或从西边到东边,没有人留意先寇布在人行道上的短暂停留,也没有人在乎他视线所注视的方向,自然也不会有人发现他用和周围人一样的步频走进了城市的西边。

先寇布的脚步变得轻快起来,这是他到柏林的两个月以来,第一次进入西柏林。他并不是一个兴致勃勃的城市旅游探险者,对自由世界也没有特别的向往,只是昨天在午饭时间,他的新东德同事卡斯帕·林兹中校随口对他说:“你还没去过西柏林吧?可以去看看,那边也有很多好看的好玩的。”先寇布点头表示接受他的建议。反正都来了,去看看也无妨。既然人生已经没有办法向上帝要求什么,还是不要再拒绝祂递到眼前的机缘为好。

先寇布在西柏林的街区中一连逛了好几个小时,他在一家路边的商店里买了几瓶酒,中午过后,又走进一家咖啡馆,在里面呆了两小时。见时间已经不早,先寇布打算回去。正当他走在回东柏林的路上时,却被一丝香甜的气味攫住了注意力。他循着香味的方向望向右前方的商店橱窗,两排形状精致的蛋糕陈列在玻璃橱窗内。先寇布忽然想起,当自己的年龄只有个位数时,偶尔父亲的酒卖得好的那个月月末,母亲就会一头扎进厨房,在里面呆上大半天。那一天晚上的餐桌上一定会出现一盘和眼前橱窗里一样精美的甜点,这时父亲便会兴味盎然地从自己房间的酒柜里拿出珍藏的红酒,给母亲、自己和他分别倒上半杯。在先寇布短暂的童年里,这几乎成了他最为珍藏的一截记忆片段。先寇布盯着蛋糕出神,连一个行人差点撞上自己也丝毫没有察觉。蛋糕店的门被打开了,更加浓郁的奶油香味传了出来。先寇布醒过神来,三两步跨到店门前,一把掌住正缓缓关上的玻璃门,走进了店里。

十五分钟后,先寇布终于排到收银台前,他向店主——一位身材微胖,面容和蔼的中年男人用手势和简单的英语指向两款三角蛋糕,将一张大额面值的西德马克放到柜台上。店主动作利索地将两块蛋糕装好,礼貌地递到他手上,再拉开收银机的抽屉,从表面摸出几张纸钞和硬币找给他。先寇布一手拿着蛋糕盒子,一手接过钱,正当他准备把钱装进大衣外层的口袋里时,他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他一脸疑惑地看着店主说道:

“您找给了我——一张东德马克?”

先寇布将手上的几张纸钞摊在柜台上,用手指着其中一张说道。店主凑上前来,在几张西德马克中,确实有一张砖红色的纸钞混杂其中,纸钞的发行处赫然印刷着“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的字样。店主的圆脸立刻堆上了尴尬的笑,他连忙向先寇布道歉,说:“真是抱歉,一定是上一位客人拿错了钱,这就给您换。”先寇布制止了他,说:“没关系,反正我也能用上,您把汇率差补给我就行。”

店主再一次向先寇布道歉,低头在计算器上按下一串数字,拉开收银机的抽屉里找出几张零钱交给先寇布。先寇布扬起眉毛,倾身向店主做出一个优雅的道谢姿势,转身离开了蛋糕店。

走在回腓特烈大街的路上,先寇布对今天的一切感到十分满意,他决定在明天上班时把今天买到的酒分一瓶给林兹,再和他聊聊今天的见闻,咖啡馆的女服务生、商店老板的藏酒、样式精美却价格亲民的蛋糕店——还有那个排在自己前面错用东德马克付账的幸运糊涂虫。搬到西边来也不去换新马克,不是钱多得不稀罕去兑的富豪,就是个神经粗大的笨蛋。

先寇布哼着一首轻快的斯拉夫民歌,黑色皮靴有节奏地踏在正方形石砖平铺成的人行道上。


当先寇布正在咖啡馆里品尝咖啡豆的香醇时,一位青年从城市的西方挤上了驶往东方的地铁。

在充满人高马大的日耳曼人的车厢中,这位体格偏瘦,身高不足一米八的青年并不引人注目,只有一头蓬乱的黑发和线条柔和的鼻梁暗示着他的基因来自于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他安静地坐在座椅上,专注地读着手中的书,额头前显得略长的刘海不时被车厢的晃动抖落到眼前,他便伸出手将那一缕柔顺的头发拨到额头的侧边。相邻的人起身或坐下,他也只是略微挪动身体,并不愿把眼睛从一排排铅字上移开。在地铁行驶了五十三分钟后,黑发青年将右手伸进西装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票样的纸条夹进书页中刚完成阅读的位置,把书装进手提袋中,待地铁进站后便起身走出了车厢。

走出地铁站,黑发青年没有像往常一样转向南边,而是向北走去。去年夏天,他的上一个室友与女友订婚后便搬了出去,为了减少一点在柏林市中心生活的成本,他只好寻找下一个合租的室友。而命运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当他因为连续拒绝了好几个前来看房的寻租人而无比困扰之际,一位浅色头发、面容精致而姣好,举止十分得当的大学生联系上了他。这位十八岁的少年极其有礼貌,甚至一开口就叫他“Professor Yang”——这让当时还在准备教授资格论文考试的他极其难为情。“等我真正当上教授以后再叫也不迟呀,尤里安。”这位三个月后终于迈上通往教授的第一级台阶的青年挠了挠自己的一头黑发,带着羞涩的笑容对尤里安说。

就这样,尤里安·敏兹——这位来自美国加州的留学生就成了自己的室友。噢对了,后来,当杨成为初级教授后,他也成为了杨威利的第一批学生。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尤里安高兴得跳起来拉住杨手舞足蹈,他兴奋地说:“我觉得你未来一定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授!”

“尤里安,不立足事实证据就得出结论,是历史专业的大忌噢。”杨一半严肃一半戏谑地说。

“我已经和这个事实在一起生活半年了。”尤里安朝杨露出轻松的表情,“说不定以后我会作为‘柏林自由大学著名终身教授杨威利的室友兼学生’被写进你的回忆录里呢?”

“你这是捧杀啊,尤里安。”杨威利摇摇头苦笑着回答。

此时的杨威利正在脑海里愉快地翻阅这一段记忆,丝毫没有注意到身边的环境,直到差一点撞上一个站立在商铺橱窗前的高大男人,他才回过神来——自己已经走到了蛋糕店前。今天是尤里安的十九岁生日,作为在过去的大半年里把杨威利陷入收纳危机的公寓整理得焕然一新,还准时提供早晚餐的回报,尤里安绝对值得一个全柏林乃至全德国最好的蛋糕店里的所有蛋糕——当然,鉴于杨威利的收入和二人的胃口有限,他只能在这些精美的蛋糕里挑选一个带走。杨威利熟悉尤里安的喜好,很快他便选中了一款巧克力蛋糕。他从手提袋中抽出一张大额纸币,确认价格后,见还少了个零头,又从西装的口袋中掏出几张零钱放在收银台上,转身走出了店门。

回到家中,杨威利一打开门便见尤里安正端着土豆炖牛肉走出厨房。见杨威利回来,他将今晚的主菜放在餐桌上,快乐地和他打招呼:“老师今天穿这一身西装相当帅气呀!”

“我平时穿的夹克衫也挺不错的吧!”杨威利微微挺直腰板,撅嘴试图反驳。他顺手将蛋糕盒子放在餐桌上,说:“不过,上一次穿这一身还是在洪堡的博士授位仪式上,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

尤里安的脸微微红了起来,他转身跑进厨房,拿出一瓶还有三分之二液体的白兰地和两个酒杯,往里面倒上酒,将一只酒杯递给杨威利,说:“谢谢你对我的照顾,老师。”

杨威利的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他将手中的酒杯在尤里安的酒杯上碰出轻响,说,“也谢谢你对我的照顾,生日快乐,尤里安。”

T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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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英 随笔

《银英》阅读笔记丨杨威利:充满矛盾和胜利的丰富人生 二(一 )

二 杨威利的人格特质与思想言行

(一)杨威利的主要性格特征及形成原因

《银英传》中人物众多,各个人物的性格也多姿多彩,而杨威利恐怕是田中芳树在《银英传》里所塑造的所有人物中,性格特征最为矛盾、复杂,也最具魅力的一个。田中芳树在接受德间书店采访时曾表示,杨威利是“建设性的别扭的人物”,足见其性格的丰富与广博。

性格是人格的延伸,是指人类心理特征的整合,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组织。并在不同时间、区域下影响着人的内隐和外显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1]。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既受到先天因素的作用,又受到后天环境和个体努力的影响。一个人性格中的先天因素,笔者无从去探寻它产生的机理,因此,本文仅探讨形成杨威利性格特征的后天原因,以供各位朋友参考和交流。

1.矛盾

“矛盾”应是杨威利性格中最为突出的特质之一,在《银英传》中,田中芳树这样写道:

杨威利这个人是由无数矛盾所构成的有机体。他轻蔑军队,却又爬升至元帅军衔;他忌避战争,却又不断获得胜利;他对国家的存在意义感到怀疑,却又对国家贡献良多;他忽视勤勉的美德,却又缔造了无人可比的实绩。[2]

这种深度的矛盾及自我怀疑,杨终其一生都未能从中解脱。[3]

这段文字,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于杨威利矛盾性格的总结。后来用自己的一生追随了杨威利的先寇布也经常揶揄杨威利,因为他“虽然讨厌战争,但对战略战术这种知性游戏却又显得兴致勃勃”[4]。作为一个身居高位的军事指挥官,杨威利确实体现出许多与自己的职业和地位所不符的特征。那么,可以将这样一种矛盾看作是杨威利的虚伪吗?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探寻杨威利矛盾性格的本质。

从上文中可以看到,杨威利的矛盾主要在于他自身对于地位和实绩的淡泊态度与实际收获的地位和实绩之间的巨大反差,也就是说,杨威利所得到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并非杨威利内心所愿。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因为杨威利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才选择走上军人这条路的——这条路与他做学者的志愿大相径庭——而迫于时势,杨威利一直难以找到退役的合适时机,只好以军事将领的身份结束自己的一生。杨威利的职业志愿与实际职业的偏差,和他对于军人杀人的深深自责,使他永远没有办法真正认同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这让他在自己的职业发展上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之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杨威利性格中的责任感所致。杨威利虽然是不情不愿当上的军人,也不时产生干脆就做着无关紧要的工作直到退休的想法,然而当他被形势推到台前,此时如果继续敷衍了事,极有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的伤亡。出于保护他人的责任心,杨威利便只能尽自己的全力去完成属于自己的工作。对于杨威利来说,个人的功业无关紧要,但一旦人民的安危成为自己的职责所在,他就只能义不容辞。而杨威利强大的智慧又帮助他一次又一次超出人们预期地完成了他的职责。这样,便使得他在军人这条路上,到处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实绩。

既然杨威利的矛盾是因为他从事了本不愿从事的职业,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杨威利如果如自己所愿成功成为一个历史学者,他的这样一种矛盾便消失了呢?恐怕也不然。田中芳树假设过杨威利的另一种人生:

如果这两个人提早半世纪就降临人世,列贝罗可能会是一个廉洁能干、对自由行星同盟极有贡献的从政者,而杨可能是个算不上是二流的历史学者,也许会在学校举行家长会的时候,遭到家长“那个老师一天到晚叫学生自习,都不认真上课”的批评。[5]

无论是从这段描述,还是从杨威利在全书中表现出的淡泊性格,都可以看到,杨威利对于获得社会认可并没有太多热情,而只是希望过着随性自在的生活。而杨威利的矛盾在这个情境之下的表现则变成了“从事着自己热爱的事业,却依然缺乏积极上进的精神”。总体来说,杨威利并不是积极进取的人格类型,因此,即使他从事自身志愿所在的职业,恐怕也不会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进取者,而是会将性格特质中的矛盾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

如果仅是如此,杨威利的人物形象大概就要打一些折扣了。不过,在同盟第十三舰队中对杨威利性格最为好奇的先寇布,却在一次对话中有意无意透露了杨威利矛盾性格的本质。他评价杨威利“是个即使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也不完全相信自己是站在正义一方的怪人”,“没有任何信念却每战必胜”[6]

先寇布对于杨威利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杨威利的矛盾中蕴含着一种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正如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所言:“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因此,应该把杨威利的矛盾看作一种思维上的审慎态度。正是这一种审慎的思辨使杨威利避免了成为为守护信念而守护信念的卫道者,让他的思想更加灵活和包容。田中芳树在《银英传》第九本第四章中写道:“杨的人生、思考方式和价值观,总是像双重矛盾的螺旋一样旋转着,表面上看起来奇特,事实上却一直由安定的人格和宽广的包容力,在制衡着这种特质。”由此看来,在杨威利矛盾的外在表现之下,却有着十分稳定的精神内核——永远怀疑自己的信念,随时准备好打破固有思维,这使得杨威利的思想成为了源源不绝的泉。

最后,从哲学本身来讲,宇宙万物本身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所谓只有纯粹一面的人和事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杨威利作为一个内在世界极其丰富的人则更是如此。杨威利以极具包容性的性格,将各种的人格特质融汇在同一个个体中——如同包罗万象的宇宙一般——这样的矛盾与统一,让他的人格无时不散发着多彩的光芒。

2.包容

包容是杨威利的另一个重要性格特征,甚至是杨威利最为突出的一个性格特征。田中芳树在杨威利初次出场时便写道:“对于命运,他比莱因哈特更被动,更富有包容性。”[7]由杨威利直接指挥的同盟第十三舰队,其人员构成也体现出杨威利的包容——在他麾下,集合了性格各异,甚至在传统军人眼中看起来怪异的各类军人,其中包括被保守派军人认为有反叛可能的蔷薇骑士联队,和从银河帝国逃亡而来却坚持身着帝国军服的梅尔卡兹上将与副官舒奈德。杨威利自身的言行也处处体现着他性格中强大的包容力,从在外传《尤里安的伊谢尔伦日记》中,当和尤里安谈到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的厨艺时,杨威利说:“女性不必每一个都是烹饪高手。住在宇宙中的四〇〇亿人,有四〇〇亿种个性、四〇〇亿个善或恶、四〇〇亿的憎恶以及爱情、四〇〇亿人的四〇〇亿个人生。”这段话中,足见杨威利对人类多样性所抱持的宽容态度。当然,杨威利最为读者所熟知的,则是与尤里安的另一段对话:

“尤里安,希望你不要对敌国民众的生死抱着漠然的态度。”

“对不起。”

“不,不用道歉。不过,如果你带着‘国家’这副太阳眼镜来看事情的话,视野就会变窄,眼光就变得短浅。我希望你尽可能地不要只拘泥于敌我双方来思考问题。”[8]

在这里,杨威利的包容从性格层面提升到了思想层面,成为了一种自觉的宽容。在整部银英中,再没有一个人物能在包容力上与杨威利比肩。杨威利之所以能形成如此包容的性格,固然有他天生性格温和的原因,同时也可能跟他早年随父亲经商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杨威利的父亲杨泰隆是一个星际贸易商人,出于经商的缘故,需要时常在行星间来回奔波。在妻子去世之后,杨泰隆顺势把还是幼儿的杨威利带上了太空船。商船在宇宙空间航行,但商贸活动应该是要在行星之上完成。因此,当杨泰隆的商船在不同的行星停驻进行商业活动时,就成为了少年杨威利了解生活在不同行星上不同族群的风土人情的绝佳机会。《银英传》中的人类世界几乎布满整个银河系,因此完全有理由推测——即使同属一个政权,在如此广袤宇宙之中,各个行星之间的文化必然会产生差异,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因此,杨泰隆的贸易范围越广,杨威利所见到的文化类型就越多,对宇宙中的人类社会多样性的认识就越直观和深刻。而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就是一个人包容性格的前提。当一个人在性格形成的早期了解到如此多样的族群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宇宙空间、同一个国家之中时,势必会促进其“异族”的认可和理解,也能更直观地认识到,不同的族群之间并无绝对的对错之分,只是在遵循不同文化下的不同生活方式。天生机敏的杨威利,应该也很容易在早年长期接触不同族群的过程中,养成接纳和理解“不同”的包容思想。来自同盟的杨威利能够和来自费沙的波利斯·高尼夫成为童年的好朋友,也证明了杨威利对于不同文化之中的个人的包容。

早年随父亲在不同行星间经商经历,增加了杨威利了解不同族群的机会,养成了杨威利广阔的视野。同时,在进行商业活动的过程中,由利益和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冲突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父亲及其团队如何去协调冲突、解决纠纷,以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也应当是善于观察和思考的少年杨威利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内容。商人思维的平等与灵活,给了日后的杨威利在思考和处事方面的灵感,使他能够从容又平等地与不同类型的人相处,也更容易跳出政权、国家、文化的桎梏进行思考。

3.悲悯

杨威利极具包容力的性格,使他看待世界的目光中常带着悲悯。作为一个军人,他不同意将敌军的性命看作是可随意剥夺的:

因为无论是名将还是愚将,其杀人无数的记录都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愚将杀害了自己一百万人时,名将则杀了敌人一百万人。而在宁可被杀也绝不杀人的绝对和平主义者眼中,两者时没有什么不同的。[9]

杨威利悲悯帝国军士兵的生命,也悲悯帝国社会中的人民。他曾和尤里安有过这样的对话:

独裁者消失,从长期看,这对人类不是具有正面价值吗?尤里安想道,但是杨是不会只寻求这么单纯的见解的。杨拢拢他那头杂乱的黑发。

“对帝国的民众来说,那无疑不是好事。失去强有力的改革领导者之后,政治上就会分裂,更严重的话,应该说一定会有内乱产生。民众就成了牺牲品。那样就太残酷了!就这样,为了寻求同盟眼前的安泰,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可是,我们不能连这一点都管到吧?帝国的事只能由帝国来解决。”

杨怃然说道。

“尤里安,希望你不要对敌国民众的生死抱着漠然的态度。”[10]

杨威利的见识与思维十分开阔,性格又相当温和,非常善于与人类世界中性格、文化各异的个体相处。同时,热爱历史学的他也应该能认识到,主权国家只是人类社会某一阶段的产物,是一种“必要的恶”,不应把国家和政权的存在看作是人类的最高价值。综上所述,相比大部分长期处在单一文化类型之中,又懒于突破固有思维方式的人,他更容易跳出所在社会、文化、身份的限制,用更加冷静、客观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人类社会,这使得他的性格中带有非常强烈的人文主义者的悲悯。因此,即使杨威利在军事生涯中屡创胜绩,但他并没有一次为同盟军队的胜利感到欣喜若狂,读者反而屡屡见到诸如“杨注视着屏幕,仍然保持着坐在桌上的姿势,他摘下了军用贝雷帽,对着遭到败亡命运的敌人,不禁俯首黯然。他非常地疲倦,胜利总是使他非常地疲倦。”[11]“一想起这次胜利的果实将波及帝国民众,心灵的一双翅膀就显得益发沉重”[12]一类的心理描写。

杨威利是一个军人,战争时期,军人的工作内容就是制造死亡——自己的和他人的。杨威利作为一个制造死亡的军人,这样的悲悯是不是一种伪善?笔者认为不然。首先,伪善是指在言论中满口仁义道德,却在私底下行恶的人。也就是说,伪善的人所做的,是用语言上的“善意”为自己的恶行掩护甚至辩护。而杨威利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作为作过任何的辩护,也就是说,就他个人而言,他从内到外都认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一种恶。对此,杨威利甚至表示过自己应该下地狱[13]。他既没有为自己的作为辩护,也从不认为自己代表正义。因此,笔者不认为杨威利的悲悯是一种伪善。实际上,杨威利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做到了把伤害降低到最小,比如他最擅长的战法——集中火力打击,是一种以最高效率和最小伤害范围结束战斗的方式,又比如在《银英传》第一本第五章中,面对表示愿以全舰队“玉碎”以报皇恩的帝国军将领杰克特,杨威利选择只攻击他的旗舰,而任由其他帝国军舰逃亡。杨威利受身份所限,不得不制造死亡,他性格中的悲悯却使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深深的厌恶和自责,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尽可能让自己手上的鲜血少一些,以此来赎他认为自己永远也赎不清的罪。

4.机敏

在日常生活中的杨威利,是一个看上去十分普通、温和,甚至有一些迟钝的青年,但是一到了战场上,他的另一大性格特征——机敏——便充分展现出来。杨威利在同盟军中最响亮的名号是“奇迹的杨”“魔术师杨”,在《银英传》本传中,他亲自指挥的大小战役有十次,未有一场败绩。即使是面对政治和军事资源远超自己之上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杨威利也能通过自己强大的军事智谋,屡屡阻截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统一银河的宏愿。对此,田中芳树写道:“只要是解决和战术相关的问题,杨就算不上是个老实人,也不是个理想主义者。在获得胜利之前,杨可说是无比毒辣,毫不留情。”[14]就连费沙自治领的领主鲁宾斯基在见识了杨威利在战场上的表现之后,也称赞他“用兵如神”“才干恐怕还在罗严克拉姆伯爵之上”[15]。曾在早年和杨威利是好朋友的波利斯·高尼夫评价杨威利“领悟力强、心思又缜密。”[16]杨威利的旗舰休伯利安上的舰载机王牌飞行员奥利比·波布兰也认为杨威利“在谈恋爱方面拿零分,不过,若论起战略来,比他优秀的人倒是没有。”[17]

以上对杨威利的评价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他的智谋。杨威利之所以能够在军事上屡建战功,成为同盟军队乃至政府都不愿意轻易放手的重要人物,也是因为他在战略和战术上所展现出的强大智谋和高度应变。究其根源,一方面是因为杨威利广博的知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杨威利机敏的性格。

杨威利性格中的机敏,很难说没有受到父亲杨泰隆的影响。在上一章中,笔者提到,杨泰隆自己就以灵活和机智而享有盛名。因此,笔者推测,也许杨威利的机敏也有一部分继承于此,加上杨威利自己的善思好问,使得他的性格更加灵活与敏锐。这样机敏的性格呈现在军事上,为杨威利带来了极其辉煌的实绩。从21岁带领艾尔·法西尔市民撤退,到33岁与新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堪称“以一挡百”的回廊之战,杨威利在兵法上相继完成了声东击西(艾尔·法西尔事件)、兵不血刃(第七次伊谢尔伦攻略战)、反间计(德奥里亚会战中任用巴格达胥)、暗渡陈仓(巴米利恩会战)、无中生有(第十次伊谢尔伦攻略战)等古代经典军事战法的精妙再现,杨威利“同盟军第一智将”的美誉可谓实至名归。甚至连杨威利自己也对自己的谋略抱有自信,产生过能战胜自己的帝国将领应只有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想法。[18]新银河帝国的“艺术家元帅”梅克林格这样评价杨威利的机敏:

“杨威利真正伟大的地方,不在于他预测的准确度,而在于他使帝国军的行动或选择完全掌握在他预测的范围内。也就是说,银河帝国身经百战的名将们,总是在他预先设计好的舞台上舞蹈。”[19]

梅克林格的这段话准确地指出,杨威利的智谋不仅只是在“应对情况”,而是在“创造情况”。能够引诱如此多战绩辉煌的军事将领全数进入“杨威利的预设轨道”,仅靠思路上灵机应变这样的小聪明是远远不够的,要把“机敏”上升到“智慧”的层面,还需要对时局的清醒认识、对战场信息的解读与分析,以及对人性的准确把握。而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上天将以上所有特质都赋予了杨威利——早年随父亲行商的经历给了杨威利务实又灵活的精神,使他能够对于时局和战场形势做出客观的判断;来往于各个行星与族群之间的见闻,与失去双亲后体验到的人生起伏,使杨威利早早便通晓人性;对历史的热情则给了他扎实的知识和广博的视野。综合以上因素,在性格、心理、知识三大系统的支持下,魔术师杨威利才得以在战场上打出一张又一张使同时代的同僚和对手都惊叹不已的皇牌。

5.责任心

杨威利是一个对生命充满悲悯的人,他深知无止尽的争夺给人类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因此希望尽可能地过与世无争的生活。同时他也是一个通晓人性的智慧之人,他明白过于接近权势必然会身不由己甚至人格扭曲,因此他始终对掌握“高位”“权力”一类的人与事敬而远之。当处理完艾尔·法西尔事件后,他曾在心里期望能在一个边境地区的基地里等退休;当他先后在亚斯提会战和第七次伊谢尔伦攻略战中创下为人惊叹的战绩时,他对未来的规划是从军队退役;直到巴米利恩会战结束,同盟政府与新银河帝国签订停战协议,面对莱因哈特对其日后打算的询问,杨威利仍然回答想要退役。同盟是一个具有民主构架的社会,军人退出机制也并未被取消,杨威利屡次谈及退役却又没有退役,是因为他恋栈和故作姿态吗?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承认上文中杨威利的性格特征存在,那么,便可以排除杨威利是借威胁退役为自己谋利这一可能,在他的内心,确实有着退出军队,过平凡的历史研究者生活的强烈渴望,而杨威利始终不能遂愿,却是因为他内心深处的责任心。

人是社会中的人,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其与社会其他人的关系,以及自己身上所担负的职责。虽然杨威利确实和“勤勉”沾不上边,但并不意味着他的心中没有对“责任”的自觉——笔者认为,杨威利一直坚持远离权力,也可能是他认为接受越高的职位,必然会带来对社会、对人民越大的责任。如此大的责任,杨威利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个体承受得起,因此,他始终拒绝掌握权力。然而,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人便具有了社会性,更何况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社会中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个人要脱离社会而独自生存,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自然,杨威利和所在社会的所有其他人一样,也拥有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职责。虽然他所处的位置并非自己所愿,但对于他人生命的责任心使得他无法敷衍自己的工作。因此:

杨威利大概并不属于猛将那一类型,可是每次战斗,他总会站在最前线,尤其当战败之时,他一定会在舰阵的最末端掩护友军进行撤退。

杨认为这只是指挥官最起码的义务而已。[20]

从这一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杨威利的的确确厌恶战争和流血,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直到他的辞呈被批准之前,他都是一支军队的指挥官,如果自己因为对所在职位的厌恶而敷衍了事、玩忽职守,将造成更大的更无谓的牺牲和流血——而指挥官的第一义务,就是尽可能地保证自己的部下生还。杨威利不会为自己的晋升而争取,但他会尽全力为他人的生命而争取。

同时,杨威利在停战后无法顺利辞去职务,也是因为对部下的责任心。杨威利首次提交辞呈是第七次伊谢尔伦攻略战后,辞职失败的原因是席特列询问“新成立的第十三舰队该怎么办”。第二次准备提交辞呈是在审查会,面对政客们对自己无中生有的非难,杨威利大可拂袖而去,然而他仍然接受了政府的要求回到伊谢尔要塞指挥作战。最后,当同盟政府已然崩溃之时,杨威利在隐退和承担之间终于还是选择了后者。杨威利固然是在无奈之下选择了从军之路,但他至少在二十九岁之后的人生中还留在军队之中,并不是没有选择的结果,更是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于身边的部下、对于同盟军队,以及对于民主社会的责任,而做出的选择。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提到杨威利时说:“他从未怠忽过只有他才负得起的责任,一次也没有。”[21]并不是身为杨威利遗孀的溢美之词,而是对他生前事迹的客观陈述。出于义务而行道义之事,亦是人类道德之所在。

6.尖锐

在一般人眼中,杨威利只是一个非常温和的青年[22]。的确,和《银英传》中许多个性刚直的军人比起来,杨威利的整体形象要柔和许多。这样“柔且文”的常胜军人形象颇受东方文化下读者的喜爱,使杨威利“温和”的一面在读者群体中不断被强化。但如果过度关注杨威利的温和,便容易让粗心的读者忽略他的另一个重要的性格特征——尖锐。席特列就曾对杨威利说道:“你啊,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点都没变。从军官学校开始,你就是这样,脸上的表情很温和,嘴巴说的话却锋利无比。”[23]笔者在梳理《银英传》全书的过程中,发现杨威利表现出尖锐的场景并不少见。比如,在亚斯提会战的慰灵祭上,当特留尼西特正在同盟军人面前演讲:

“各位啊!我在此问一声,为什么这一百五十万的官兵会战死呢?”

“因为首脑部的作战指挥太差了!”

杨威利自言自语。当时众皆默然,这一声显得格外响亮。周围的人都愕然看向这位黑发的年轻军官。杨迎着其中一个人的目光直视过去,对方吓得惊慌失措,立刻将视线转回讲台上去。[24]

这虽然是杨威利的自言自语,但从效果上看,杨威利应该没有刻意地压低自己的声音。当然,如果仅是这样,杨威利也只是一个爱在私底下发牢骚的人而已。但被人发现自己在说什么之后杨威利的反应,便可称得上光明磊落。眼睛通常有心灵的外显之意,因而直视对方目光即是心灵与心灵的交流,杨威利在这一刻坦荡的回应,竟让对方吓得惊慌失措,立刻转回视线,退出这一场短暂却激烈的心灵交锋。仅此一片段,足见杨威利精神中十足的刚性。紧接着,杨威利用行动再一次印证了他的锋利。

这些人当中,只有杨威利仍默默地坐着,一双黑眼睛冷冷地盯着台上的演讲者。特留尼西特高举双手接受满场狂热的回应,忽然他的视线落在听众的第一排位置上。

    一刹那间,他的眼光一冷,嘴角不快地牵动了一下。因为他看到前排座位上有一个年轻军官竟然坐在原位没有起立欢呼。如果此人坐在后面,他可能就看不见了,但他却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在一片热烈的爱国情绪之下,眼前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叛徒!

    “军官,为什么不起立?”

    一位满脸横肉的中年军官怒道。他和杨威利一样佩戴着准将的徽章。杨转眼一看,平静地回答:

    “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想起立时当然就有不起立的自由。我不过是在行使这种自由罢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想起立?”

“我有不回答的自由。”[25]

不久后,当杨威利的养子尤里安·敏兹从他口中听说这件事,这个品性正直的十四岁少年都表示“就算您心里反对,起立拍手也没什么损失啊。在别人面前装装样子也就罢了!”[26]可见杨威利拒绝起立的行为并不是时下同盟社会的常态。也许正如尤里安所言,在场起立的许多人只是“在别人面前装装样子”,杨威利却连这个样子也不愿装,当面对由自己行为引发的后果——被忧国骑士团在夜里围攻私宅——也没有表现出一丝胆怯,杨威利锋利的一面可见一斑。在杨威利的日常言行中,这样锋利的时刻也不少。

当席特列通知杨威利晋升的消息时: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上面已经决定要升你为少将了,明天就正式递交给你任职令! 你知道为什么升官吗?”

    “大概是因为打了败仗吧?”[27]

当姜·列贝罗与同僚荷旺·路易提到杨威利时:

“上次那场审查会中,他是个勇猛果敢的抨击者,还是个不屈不挠的辩论家——这可都是你告诉我的。”[28]

当巴米利恩会战前,杨威利面对要求自己与市民约定“让正义获胜”的记者时:

杨原已在感情的门扉上了忍耐之锁,但是这时候那把锁仍然差点要迸散开来。当他正想朝着对方吐出如熔岩般灼热而毒辣的话时,一个比他冷静的声音插进来拯救了他。[29]

这样的锋利和勇猛,在杨威利的最后一战——回廊战役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帝国军的诸将战栗了。杨此时的用兵法,让人觉得用“猛将”来形容他比用“智将”更为贴切。杨的炮火极为猛烈,击碎了帝国军的抵抗,朝莱因哈特永远的乘舰伯伦希尔逼近过去。[30]

综上所述,杨威利绝不是一个仅有温柔和谦和的单纯文人形象,实际上,他的形象应该是文与武,智与勇的统一,缺少了任何一面,都将是不完整的。不过,也应注意到的是,杨威利的锋利从来没有用来针对过个人,他的锋利只用来针对事——即使是他最讨厌的政客特留尼西特,杨威利对他的抨击也是停留在他扭曲民主主义原则的言行,以及其言行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并没有对其进行过人身攻击。因此,笔者认为,在杨威利尖锐的言辞背后,是他高度道德感和责任心的体现。

关于责任心的部分,笔者在上文中已经做过阐述。此外,田中芳树也没有吝惜对杨威利道德感的描写,尤里安·敏兹认为杨威利“是个最正直的人”[31];第一次见到杨威利的先寇布,就对杨威利说道:“如果您不是个过于正直的人,那么您就可说是鲁道夫大帝以来最大的诡辩家了。”[32]杨威利对人始终是非常谦和的,在待人接物上,他始终保持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同时,他性格中的正直又让他无法忍受社会道德的堕落和政客玩弄政治的行为,他对于民主体制的认同,使他拥有高度的公民自觉——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每一个公民都应担负起建设社会的责任。因此,杨威利内心的道德感和公民的责任感,令其在面对制度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时必须显出尖锐的一面,去行使揭露、监督与问责的权利,为社会倒退增加成本。可以说,田中芳树用尖锐补全了杨威利作为一个公民和日后的民主体制守护者的形象。

7.叛逆

杨威利性格中尖锐的一面衍生出了叛逆这一性格特征。与模范学生尤里安·敏兹不同,田中芳树从来没有在杨威利身上使用过“乖巧”一类的形容。虽然先寇布曾用“一直遵从命令”[33]来形容杨威利,但实际上,杨威利做过不少“违反规则”的事——军校时代发起呼吁当局撤回取消战史研究系的运动;在值班时放过了触犯宵禁的亚典波罗,后来还与其成为朋友共同成立了“有害书籍阅读会”;在慰灵祭上拒绝起立,甚至引来了忧国骑士团的报复;巴米利恩会战后,藏匿了相当数量的军舰和军事人员在塔杨汗基地……以上种种无论是性质抑或影响都绝非寻常小事的事例,都证明了杨威利的反叛精神。

田中芳树这样形容杨威利的叛逆:

总之,如果有人居高临下地逼迫他“你要向右”的话,他就会明知不利而偏偏向左,这似乎就是他的性格。[34]

如果说真心话,杨的意思是,任何事情如果以规定来强制执行,就算是正确的,也令他难以接受。正是因为没有露骨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且知道应当在何种时机与场所下大喊“国王长着驴耳朵”,他才能够平安无事地领退休金过日子。不过在一个权力者或是其忠实猎犬看来,他无论如何都不像一只驯服的小羊。[35]

从上文中,笔者发现,杨威利的“叛逆”并不是“童年式的自我中心”的后遗症,他的“叛逆”蕴含了两种价值倾向——一是个人主义,二是反权威主义(这两种价值倾向都会在下一节中进行说明,在此不赘述),以上两种价值倾向的共同点都在于反对权力机构(掌权者)对个人自由的剥夺和控制——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杨威利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总是不遗余力地维护自己的自由权利,随着时势的衰落,他也义不容辞地去维护能够保障个人行使自由的社会机制。这样一种叛逆非但不是一种破坏,反而是杨威利人格具有建设性的明证——每一个民主社会下的合格公民,都应该为个人的自由权利抗争,时刻警惕政府的腐败和权力对个人权利的操控与侵夺。与他的锋利一样,杨威利的叛逆是一种有价值的叛逆。

8.幽默

上文列举的杨威利的种种性格特征,向我们展现了杨威利人格中伟大和庄严的一面。不过,杨威利的人格形象绝非只有伟大和庄严,他也有一些普通的、可爱的性格特征——幽默便是其中之一。

黑色幽默几乎是第十三舰队的军官们的集体技能,在波布兰、先寇布、亚典波罗等人精彩绝伦的伶牙俐齿面前,杨威利的幽默感并不突出。但将杨威利单独与同盟和帝国的大部分军官比较,他的幽默感至少应在其平均水平以上。

杨威利发挥自己的幽默感,大部分都在和养子尤里安·敏兹与知己卡介伦的对话中。比如在被忧国骑士团破坏了客厅后,给杨威利打来电话的卡介伦看到他正盘腿坐在桌子上,卡介伦说:

“原来阁下在家里习惯坐在桌子上。”

“这要看是星期几!”

杨坐在桌子上回答,卡介伦苦笑了一下。[36]

又比如,当谈及杨威利的年龄时:

军官学校的学长亚列克斯·卡介伦曾对他说:“你没有家庭之累,所以看起来比较年轻。”

“有这种丈夫的卡介伦夫人才辛苦呢!也只有圣女才有这种耐性。碰到这种蛮横粗暴的丈夫,一般的女性只怕一年也忍受不了吧!”杨这样反驳道。[37]

以及:

手里抱着五岁次女的卡介伦看到杨慢吞吞地还礼,故意露出促狭的笑容。

“怎么?好像满脸不情愿哦!”

“我的心灵受伤了,我还是单身汉,应该叫我哥哥就好了呀。”

在私下的场合里,杨总是用学弟的口吻对卡介伦说话。

“太奢求了吧!三十几岁还是单身汉,你不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反社会行为吗?”

“很多终生独身者对社会也很有贡献啊。要不要我列一张四五百人的名单来看看?”[38]

因为卡介伦是自己的同辈与至交,因此杨威利在卡介伦面前的幽默显得较为尖利。在面对养子和学徒尤里安·敏兹时,他的幽默则带上了少年般的顽皮:

“说正经的,卡介伦的女儿,还有先寇布的女儿,你喜欢哪一个,看你的决定怎么样,我也好有个心理准备哪。”

“提督!”

尤里安感觉自己的脸颊热了起来,热得令他自己都觉得意外。看到他的表情,杨反而有趣地吹起了笨拙的口哨。像现在这种时候,他倒挺适合做先寇布和波布兰的上司。[39]

“太麻烦了,不过如果是你要写来称赞我,那我会很高兴的。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将我写成一个充满了知性与魅力,而且冷静的男子!”

只要说到和自己有关的话题,他一定都会把结论归到玩笑的方面,杨就是这样一个人。[40]

在尤里安看来,他总是带着淡然的表情啜着红茶。

“怎么老想睡觉哪!看来我是苦夏啊,尤里安。”

“提督是‘苦四季’哟!不要把责任推给夏天。”[41]

当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成为自己的妻子后,杨威利也会和她开玩笑。比如,当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从同盟政府手中救下杨威利时,他对她说:

“哎呀,哎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泡汤了。”[42]

在杨威利即将去和莱因哈特会面时,他说:

“菲列特利加,我去会会宇宙第一的美男子,大概两个星期就回来了。”[43]

素来对杨威利的人格十分好奇的先寇布也敏锐地发现了杨威利言行中的诙谐:

在先寇布眼中,杨的表情不像是大敌当前、策划谋略的智将,反而更像是想对一个风评不佳的教师恶作剧的学生。[44]

甚至当遭遇生命危险之际,杨威利依然在发挥着他的幽默感。比如,当奉命秘密处决杨威利的军人问他最后的愿望时,得到的回答是“我希望能喝到宇宙历八七〇年份的白酒,之后才死去”[45]。最后,当大腿动脉被洞穿,即将因为失血过多而失去意识之际,他还在心里想“哎呀,‘奇迹的杨’变成‘浴血的杨’了。”[46]——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杨威利的这个想法更像是对自己未能完成和谈的遗憾的自嘲。

从心理学上讲,幽默是一种心理机制,是一个人的大脑面对冲突的应对。与不谙世事的少年的“无忧无虑”不同,幽默的内核通常是困惑的、矛盾的和悲伤的。但是,一个坚强的、健全的人格,为了不使这些困惑、矛盾和悲伤带来的负面情绪伤害到自己的心灵,便会将这些冲突以玩笑的、讽刺的、诙谐的方式表达出来。事实上,杨威利的人生绝谈不上一帆风顺,从他幼年时期起,他便不时经历着许多个人力量难以改变的挫折。无论是早早失去双亲的悲痛,还是缺少同伴的孤单,这些都是一个人人格形成过程中的不利因素。然而也许命运始终没有放弃杨威利,又给了他一个坚强豁达的性格,让杨威利即使在遭遇这样沉重的挫折后,依然能用一种健康的方式释放他的情绪,在这个过程中,杨威利的幽默感便逐渐形成了。奥利比·波布兰在与卡特萝捷·克罗歇尔谈话时提到,杨威利舰队中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把不幸当成一种商品来看待[47],而显然杨威利也是其中一员。与舰队中大多数人一样,杨威利的幽默,也是对无常人生的一种积极而坚强的回应。

9.消极

到这里,我们应该不难看出,杨威利的确是一个具有相当的人格高度的人。然而杨威利毕竟是人,既然是人,就一定不是完美无瑕的——和他性格中的积极因素一样,他的性格中消极和退守的倾向也十分突出。

在《银英传》中,有这样一段对杨威利的评价:

即使一些对杨威利不抱好感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没什么欲望的人,这是事实。而另一方面,对他怀有好意的历史学家们也不得不提及,他有一种不爱多交朋友和不懂争取机会的消极性格。[48]

为此,杨威利的理由是“嫌麻烦”:

他觉得最麻烦的,就是让那些持不同想法及价值观的人来了解自己。……

“对于不喜欢的人,我没有必要去讨好他。对于不想了解我的人,我也没有让他了解我的必要。”[49]

只要杨有意去做,他完全能够言语犀利,对政府高官极尽揶揄之能事。以前他之所以不这样做,一来因为没有机会,但更重要的是他嫌麻烦。[50]

既然和不感兴趣的个人交往都没有兴趣,杨威利自然也不乐于参加形式大于实质的社交场合:

典礼、宴会、演讲……海尼森充斥着这些令杨反感的仪式。[51]

由此可见,杨威利对于社交——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组织的——都兴趣寥寥。由于缺少证据,笔者不能对杨威利妄下“社交焦虑”的判断,但至少可以确定一点——杨威利是一个在性格上内向性非常强的人。

在维基百科上,对于性格“内向性”的解释如下:

内向者一般是安静的低调的、深思熟虑的,而且很少参加相关的社交活动。……典型内向的人大都愿意独处而不是与他人共处,虽然他们也愿意与亲密的朋友交往。他们习惯在一个时间只专注于一件事情。内向者倾向于说话前会先思考,内向者更愿意独自思考而不是与别人交谈。……尽管他们肯愿意同人交谈,同建立人际关系,但仍然着重个人的私人空间,但多数时间都处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52]

从这一段叙述来看,杨威利的性格无疑符合心理学对内向性的界定。“内向”与“外向”性格的形成,固然与一个人的先天性格有关,同时也受到其生长环境的深刻影响。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杨威利的早年是在一个缺乏与同龄伙伴互动的环境中长大的。即使是和最亲近的父亲,两人最长时间的交流也是坐在一起安静地擦古董,唯一提到的童年伙伴是只相处了两三个月的波利斯·高尼夫。少年杨威利热爱历史,愿意一个人沉浸在过去的人类社会中,正是他在精神上转向内在世界的明证。即使后来有了约翰·罗伯特·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两位好友,也是在杨威利志趣已经形成后的青春期晚期。在军校毕业后,杨威利仍是长期单身独居。无论是现实环境,还是精神世界,杨威利早已经习惯独来独往。在人格独立之后,杨威利便更没有必要,也没有需求要进行多余的社交活动。

对于一个平凡的人来说,内向也好,外向也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并无优劣可言。但是,当一个人面对其社会角色赋予自己的要求时,一些性格特征便会在某些情境中显得不利。对于杨威利来说,即是他作为被众人寄予厚望的军事指挥官,却由于性格上的内向没有表现出充分发挥自己才干的意愿。

一直到同盟军瓦解为止,杨只是担任最前线的指挥官而已,并没有处于制定战略计划的核心地位,这是导致上述情形产生的主要外因,但部分原因也在于他本人无意去克服这个外在因素。因此也有人批评杨消极而优柔寡断,他对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干有几分犹豫,这种价值观使他偏向了否定自身才干的方向。[53]

田中芳树还写道:

也有历史学家指出,杨有不想做第一人而宁愿屈居第二的心理倾向。譬如,杨对老前辈亚历山大·比克古提督倍加尊崇,并不单单是出于敬爱而产生的感情,也是他自己想居于第二位的深层心理所致。[54]

这里提到了杨威利内向性格的另一种表现——退让。杨威利不愿意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干,也许是出于对军人制造死亡的厌恶和自责,基于尽量减少流血的心理,他不愿意在军事上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态度。田中芳树在书中还列举了一些持不同观点的后世[55]历史学家对杨威利的评价,这些评价作为银英世界中历史学家的观点,不能将其作为事实来看待,但至少能从中了解到,有一部分人将杨威利的行为看作是不愿居首的表现。在外传《螺旋迷宫》中,杨威利有过在边境行星度过平凡一生的心愿,也从未表现出对于名利地位的追求,更遑论对“第一人物”的渴望,他的谦虚和自省又让他不允许对自己的才干沾沾自喜,综上种种,在他人眼中便就会显得过于退让。如果杨威利不是生活在同盟社会的危急存亡之际,时势又没有把他推到前线举足轻重的指挥官的地位上的话,也许杨威利的退让算不上太大的缺点,但当他的身上背负了太多同盟军队和社会的期望时,这便会成为一部分人批评杨威利的重要理由。然而也应该看到,即使杨威利未必是心甘情愿,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在一些关键的时刻,他也尝试着克服自己的退让去争取过一些机会。比如在亚姆利扎会战的军事筹备会上:

霍克的乐观论调令杨感到疲惫。杨压抑了想说“随你去吧!”的心情,再次反驳道:“帝国军的指挥官可能就是那位罗严克拉姆伯爵。他的军事才能是超乎想象的。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一点,研商更慎重的计划,不是吗?”[56]

杨威利的性格中个人主义[57]的色彩十分浓厚,面对霍克的观点,他的第一反应是随他去,因为霍克作为一个个体,即使他的观点在道德上被认为十恶不赦,但在受到法律审判有罪之前,他依然拥有公民的言论自由。杨威利作为个人,既没有权力剥夺霍克的言论自由权利,他退让的本性也不愿意对别人的言论多做议论。但考虑到霍克的地位和他的观点可能对同盟社会造成的影响,杨威利必须压抑自己退让的性格,拿出进取的态度和霍克争辩。同盟社会一步一步走向瓦解,杨威利对于同盟社会和民主体制的作用却越来越重要,此时杨威利的生命已不再只属于自己,也属于所有交付出生命和未来以换取民主体制存活的前人和同伴。基于自己的责任心、良知,以及对民主的认同,杨威利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几乎是用最大的努力压抑了性格中的退让,用生命为宇宙留下了一颗民主的种子。

10.*孤独[58]

内向、退守的性格,失落的少年乐园,过早被推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种种因素共同衍生出杨威利的一种心理状态——孤独。

杨威利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经历持续的失落——失去给其以生命的母亲、失去养育自己的父亲、失去做历史学者的理想、失去青少年时代的挚友,失去生于斯长于斯的民主社会……人生无常的悲哀,总体说来分为三大类——亲朋远去的悲哀、由幸福到不幸的悲哀,和走向死亡的悲哀。在杨威利三十三年的生命之中,他经历了亲人和友人的离去、国家和时代的衰亡,以及最终的自己的死亡,杨威利不是神,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接连经历如此密集的失落,很难不让人在心态上发生一些变化。因此,田中芳树也写道:

在孤独中,要保持心壁上没有任何裂痕,并非易事。[59]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到,杨威利的内心应该有着许多无法言说的苦痛——斯人已逝,他无从向理解自己的亲友倾诉。尤里安·敏兹虽说是自己的养子,也十分崇拜和亲近自己,然而出于年龄和阅历的差距,杨威利无法与他获得心智上真正的共鸣。即使之后第十三舰队组建,杨威利拥有了在志向上最为合拍的同僚们,但工作中的合作并不能代替情感和心灵的交流。也许是杨威利的性格过于内敛,也许是他的心灵十分坚强,大部分时候,人们只看到杨威利神奇的战略魔法和常胜不败的光环,兴致勃勃地向他请求下一次精彩的作战,却听不见“不败的杨”光环之下的一声叹息。人生如此,杨威利只得早早接受“谁肯相为言”的现实,将孤独掩藏在盖住脸的黑色扁帽,或不透光的太阳眼镜之下。

笔者认为,唯一有可能感知到杨威利孤独的两个人,应该是亚列克斯·卡介伦和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有着敏锐的感知力,加上对杨威利的感情,因此,她会看到杨威利的脸上会闪过一瞬间的痛苦失望的阴影[60]。卡介伦则作为杨威利青年时代一路走来仅存的一位知己至交,他与杨威利的关系应该是十分亲密的。在《银英传》本传包含的四年时间里,杨威利唯一上门拜访过的朋友只有卡介伦一家,卡介伦也乐于接受杨威利和尤里安·敏兹加入自己的家庭聚会。甚至在杨威利被刺杀后,他悲痛的更多原因都是失去了一位挚友,而非仅仅是失去了复兴民主体制的希望。鉴于卡介伦的心思缜密,与他和杨威利熟识的程度,他应该也体会到了杨威利内心若隐若现的孤独。笔者心里甚至有一个猜想:卡介伦坚持要远离朋友独居的杨威利收养尤里安·敏兹,除了一番明面上关于建立家庭的社会义务论调之外,也许也是希望尤里安·敏兹的到来能转移杨威利的视线,使他不要过于陷入孤独之中的善意之举。

综上所述,杨威利的性格矛盾、多元、丰富而富有魅力。他既有充满热情的一面,也有消极退守的一面;既有伟大高贵的时刻,也有幽默顽皮的时刻。他的人格形象鲜明而饱满,即使是不同年龄、不同认知、不同审美倾向的读者,也总是能在杨威利的身上找到共鸣。杨威利有时只像是你我身边一个普通的同伴,有时却又像是你我心中理想的样子——他因具有人性而亲切,又因超越了人性而伟大。


[1] 摘自维基百科“人格”词条。

[2] 引自《银英传》第七本第二章。

[3] 引自《银英传》第七本第八章。

[4]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七章。

[5]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七章。

[6] 与前一句,均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七章。

[7]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8]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五章。

[9]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10]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五章。

[11]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八章。

[12]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五章。

[13] 原文为:“杨心里想着,就算只有这么一次,阎罗王也肯定会为自己保留一个特别席位吧。”(《银英传》第六本第七章)

[14]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四章。

[15]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三章。

[16]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七章。

[17] 引自《银英传》第四本第八章。

[18] 原文为:“‘若是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自己倒也罢了,我可不想输给他的部下……’察觉到自己竟有此种想法,杨不禁一阵苦笑。他想这不是自信,而是骄傲吧?”(《银英传》第三本第六章)

[19]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三章。

[20]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五章。

[21]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六章。

[22] 原文为:“因为在一般人看来,他只是个非常温和的青年而已。”(《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23]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24]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25]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26]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27]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28] 引自《银英传》第四本第五章。

[29]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五章。

[30]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四章。

[31]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32]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五章。

[33] 原文为:“‘像你这样一直遵从命令、受法律束缚的人……’”(《银英传》第六本第七章)

[34] 引自《银英传》第四本第四章。

[35]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二章。

[36]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37]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三章。

[38]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三章。

[39]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五章。

[40]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九章。

[41] 引自《银英传》第十本第五章。

[42]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七章。

[43]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五章。

[44]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二章。

[45]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七章。杨威利说这番话时,是宇宙历799年。

[46]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五章。

[47] 原文为:“‘把不幸当成一种商品来看待,并不符合我们舰队的风气。’”(《银英传》第七本第八章)

[48]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六章。

[49]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六章。

[50]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六章。

[51]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一章。

[52] 引自维基百科“外向性与内向性”词条。

[53] 引自《银英传》第十本第六章。

[54] 引自《银英传》第七本第二章。

[55] 指银英世界里的“后世”。

[56]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七章。

[57] 这里的个人主义是构成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概念,并不等同于“利己主义”。

[58] 孤独并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情绪反应。但出于章节内容的考虑,只好一并放在这一节做简要说明。

[59]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六章。

[60] 原文为:“菲列特利加看到杨的脸上掠过了痛苦失望的阴影。这阴影在一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声叹息。”(《银英传》第一本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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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英 随笔

《银英》阅读笔记丨杨威利:充满矛盾和胜利的丰富人生 一(三)

一 “两手空空的杨”——曲折的早年经历

(三)少年乐园的失落

杨威利在《银英传》本传中第一次出场,是在宇宙历796年1月的亚斯提战役。时年29岁,军阶为准将的第二舰队次席幕僚杨威利接替因伤不能指挥舰队的派特中将,成功避免第二舰队战败,成为同盟政府大力宣传的“亚斯提的英雄”。这个开场初看令人为之一振,从此以后,杨威利在短短三年半的时间里,从准将一路升到元帅,从一个军中无足轻重的次席幕僚成为同盟军队、政府,乃至民主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这样的晋升速度,用“平步青云”来形容实在不为过。但是,在杨威利的生命螺旋不断攀升至新高度的背后,却有一个他深深怀念,又永远失落了的少年乐园——实际上,和莱因哈特一样,杨威利也是在传说一开始,就失去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田中芳树在《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介绍了杨威利十六岁以前的经历:

威利五岁时,母亲去世了。

由于父亲杨泰隆苦于应付儿子,于是当女佣不在时便拉杨威利一起擦拭古董,甚至向亡妻的亲戚表达“古董比儿子更费钱,所以古董比儿子更重要”的想法,激怒了杨威利母亲的亲属:

……亡妻的亲戚们个个暴跳如雷,并扬言要把事情告到法庭解决。杨泰隆发觉事态不妙,抱着儿子独自搭乘恒星间商船,从首都海尼森销声匿迹。

……就这样,在杨威利十六岁之前,他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太空船上度过的。

杨威利五岁之前的人生是否幸福满足,书中没有提及,读者也无从知晓。从这一段描述中,可以看到,在早早地失去了母亲之后,杨威利很快被父亲带到了太空船上。杨威利的父亲杨泰隆是一个星际贸易商人,商贸业务需要经常做星际间的航行,也就是说,他几乎不可能在某地作长时间的停留。这对于已经成年的杨泰隆来说,影响也许并不大,但对于尚在童年时期的杨威利来说,却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长期在行星之间的奔波,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使童年时代的杨威利很难交到长期稳定的同龄朋友。杨威利在十六岁之前,称得上其同龄伙伴的,整部《银英传》只提到了波利斯·高尼夫一个人: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随父亲在星球间旅行。有一次碰到一个境遇跟我很像的小孩,大我两岁左右,但我们却成了好朋友。我跟他相处了两三个月,发现他领悟力强、心思又缜密。刚才那些话就是他说的。”

“他叫什么?”

“杨威利。”[1]

从波利斯·高尼夫的回忆中,可以看到,童年时期的波利斯·高尼夫和杨威利作为朋友应该是有过一段相处愉快的时间。在巴米利恩会战结束后,波利斯·高尼夫还在海尼森“和阔别六七年的老朋友(此处指杨威利——笔者)会面”[2],这说明,杨威利和波利斯·高尼夫不仅在童年时是好朋友,在成年后也应该有过会面。但是,从波利斯·高尼夫的话中也可得知,杨威利和波利斯·高尼夫的童年好友关系仅维持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之后两人应该又分别随各自的父亲开始了新的行程。关于少年杨威利接受教育的情况,《银英传》没有提及,但根据杨威利申请海尼森纪念大学的计划,可以推知他应该是完整接受了同盟社会的基础教育课程。又结合上文中田中芳树描述杨威利十六岁之前大半时间都在太空船上度过,可以合理推测:杨威利在基础教育阶段,也许发生过不止一次的转学,以配合不断在星际往来经商的父亲。即使杨威利在学校中结识到比较投缘的朋友,其结果也都像与波利斯·高尼夫的关系一样——只能做两三个月的好朋友。

据德裔美籍发展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的社会心理发展阶段理论,一个人的5岁到16岁主要包含了童年中期(5-12岁)和青春期(13-19岁)。童年中期的中心任务是教育,重要关系是学校;青春期的中心任务是同辈群体,重要关系也是同辈群体。虽然笔者推测杨威利可能没有固定就读的学校,但他确实一直在接受教育,并没有离开学校,加上他有一个思维灵活的父亲,也起到了辅助教育的作用,因此,杨威利在童年中期的中心任务可算基本完成。但当进入了青春期后,没有长期稳定的同龄朋友确实对杨威利的产生了一些影响。田中芳树写道,少年杨威利的兴趣是“爱看录像带,爱看再版的老书,也喜欢听从前的故事”[3],尤其是报考历史系的志愿得到父亲的认可后,他“便更加沉醉于历史了”[4]。看录像、看书、听故事、沉迷历史,除了凸显杨威利对历史的热情之外,这一系列兴趣还有一个共同点——这都是一些独自一人就能完成的事情。由于没有一个可以长期在身边分享、交流、互动的同龄朋友,加上杨威利天生内敛的性格,于是,他选择独自和过去的世界呆在一起。这也导致了成年后的杨威利在现实生活中社交力显得有些不足,田中芳树在书中数次提到,杨威利对聚会、婚礼、庆典等群体活动既不太热衷也不太擅长,即使在成为舰队司令官之后,杨威利最放松的休闲活动仍是一个人在长椅上休息、看书,或思考。当然,如果认为杨威利和人群保持距离的倾向只是孤独的少年经历的结果,又可能走入环境决定论的误区。在这里,笔者更认同个体心理学派的观点——一个人人格的形成,是由生长环境(家庭)、所受教育(学校)和自身努力(个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杨威利的少年经历里,我们则可以说:杨威利少年时代的境遇,强化了他对历史和思考的热情,从而逐渐形成了杨威利独自行事和独立思考的人格特征。这样的影响固然对杨威利的智识起到了正向作用,但也不应忽略一个客观事实:少年杨威利在大部分时候是孤单的。而这样一种孤单的境况,又在父亲杨泰隆去世时被进一步升级了:

就在他满十六岁的前夕,他的父亲杨泰隆死于太空船的核子融合炉意外事故。

……父亲生前在公司所拥有的权利也用来偿还债务了。最后,杨和那堆积如山的破铜烂铁一起被丢弃在路旁。[5]

这时的杨威利刚满十六岁,和许多尚在父母的保护下享受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的同龄人不一样,命运早早地在他面前展开了一幅悲凉的画卷:在人生尚未开始之际,他因为失去了双亲而孤身一人,又因为失去了财产而流落街头,更令人唏嘘的是,此时此刻,他身边连一个能够陪伴他,给他一点心灵慰藉的伙伴都没有。在这样近乎绝境的情况下,杨威利只得暂且向命运低头,放弃进入海尼森纪念大学历史系的理想,转而报考唯一能够让他免费研读历史的军校战史研究专业。而即使是这样一个愿望,也因为随后战史研究专业被裁撤而落空,万般无奈之下,杨威利只好进入了战略研究专业,在毕业后成为一名开赴前线的军官。这时的杨威利,不仅失去了过去(双亲)、现在(财产),就连未来(理想)也一并失去了。军校的同学们称杨威利为“两手空空的杨”,一方面体现了杨威利洒脱、淡然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却道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事实——青少年时代的杨威利,实在是在失去了一切之后,才于无奈之中走进军校大门,走上了一条从未出现在自己过往人生规划中的职业军人之路。

正当杨威利的人生即将走入前所未有的低谷与未知之时,命运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而这一扇门所连通的即是杨威利真正意义上的少年乐园——约翰·罗伯·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

《银英传》中没有明确提到杨威利与拉普相遇的时间,但在外传《螺旋迷宫》中提到,当杨威利呼吁当局撤回废止战史研究科时,“战史研究科中响应他的呼吁的,只有约翰·罗伯·拉普”和“一位校外的协助者,洁西卡·爱德华”[6]。(感谢网友紫苮_Viola的提醒)因此,杨威利和拉普应是在战史研究系中相识的同学。在结识了拉普之后,杨威利又和洁西卡成为了好朋友,三人的好友关系至少维持了十三年之久。

约翰·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在《银英传》出场后不久便迎来了各自的死亡,所占篇幅并不多,但这并不代表约翰·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对于杨威利而言无足轻重。实际上,这两个人对于杨威利的意义相当重要——当少年杨威利在军校中经历被迫转向的人生之际,约翰·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作为他的同辈群体,给了他陪伴的安慰和快乐,也填补了他青春期重要关系的空白。从小便随着父亲在太空船上来往奔波,始终无法拥有长期稳定的同龄朋友的杨威利,在最孤单无依时,终于有了两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田中芳树在《银英传》第二本第一章中写道:

炸鱼和马铃薯之类的便餐勾起了思乡情绪。军官学校时代,杨经常和他的狐朋狗友——罗伯·拉普一起溜出宿舍,到这种便宜又可口的小吃店来,大饱青春期的食欲。

以他俩的酒量,喝葡萄酒就足够了,却点了德国威士忌之类的蒸馏烈酒,大过酒瘾后,他们刚迈出小吃店,就一头栽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通过老板的联络,洁西卡·爱德华赶到,为避免被严厉的教官们发现,她把两人移到店内看护。

“罗伯·拉普,杨威利,睁开眼,振作点!天亮前没赶回宿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哦!”

洁西卡冲咖啡给两个大醉的年轻人喝下,咖啡没有加糖,但喝起来却有种奇妙的甜味……

田中芳树对杨威利感情的描写通常都由动作描写来完成,很少出现这样正面且温馨的描写,也再次说明了这两位青少年时代的好友在杨威利心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应该注意到,杨威利在回忆起自己的两位好朋友时,勾起的是“思乡”的情绪。思乡一词,本应用在亲人和故土上,在这里,固然可以说是表达了杨威利对于自己出生地海尼森的感情,但杨威利在思念起故乡的人时,首先想到的并非是父母,而是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约翰·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因此,笔者认为,杨威利与这二人的关系中包含了亲情的成分——即他们是亲如家人的朋友。而后期杨威利又似乎对洁西卡·爱德华产生了一些超越友情的感情,几乎可以说,直到杨威利27岁领养尤里安·敏兹之前,约翰·拉普和洁西卡身上承载了少年和青年早期的杨威利的全部友情和一部分的亲情和爱情。又由于“故乡”也带有些许“乐园”的特征,因此,杨威利的少年乐园,毫无疑问,是由约翰·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构成的。

但是,少年总是会长大成人,随着青春的消逝,人注定要离开乐园。因此,无论是乐园中的人走出去,还是乐园自身的崩塌,失落是乐园注定的结局。而杨威利的少年乐园则是用一种更加惨烈的方式——乐园中人的死亡——宣告了它的失落。已经和洁西卡·爱德华订婚的约翰·拉普在亚斯提会战中,因为舰队司令官的战术决策失误而死。田中芳树没有用眼泪来描写杨威利的悲伤——这不符合杨威利内敛的性格——然而,我们仍能在一些细节处瞥见杨威利内心悲痛的一角。亚斯提会战结束后,杨威利在和格林希尔父女聚餐时,曾说道:

“我有个留下未婚妻而死去的朋友,想到这一点就让我现在很……”[7]

杨威利没有再说下去,格林希尔上将也没有再问下去。而杨威利没有说出口的话中蕴含着多少深厚的感情,无需笔者多言,读者尽可以体会。更不幸的是,仅一年半后,洁西卡·爱德华也在海尼森国家广场大屠杀中丧生。田中芳树写道:

杨威利得知洁西卡·爱德华的死讯后,对于此事一言不发。只是当天他戴着太阳镜掩饰表情,一整天都未曾取下。第二天他才恢复了平常的样子。[8]

以杨威利内向而坚韧的性格,当到了需要用墨镜来掩饰自己心情的地步时,可以想见此刻的他已经无法靠自身来控制悲恸和痛苦外溢。此外,田中芳树又写道:

当得知洁西卡·爱德华遭杀害之后,他(指杨威利——笔者)自己也不知难过了多久才恢复平静。[9]

当杨威利产生这样的心理活动时,距离洁西卡·爱德华的死已经过去了两个月,更重要的是,杨威利把洁西卡·爱德华的死看作是“不知难过多久才能恢复平静”的事件,可见其对杨威利的精神世界所产生的伤痛和震荡。随着洁西卡·爱德华的死亡,杨威利的少年乐园彻底地消失了。从此以后,“故乡”和“故人”都成为了永远回不去的梦境,梦境之外的人只能在追忆中获得一丝慰藉,而这样的慰藉又因梦终将醒来而成为更大的失落。宇宙历797年,和处在银河另一端的莱因哈特一样,失去少年乐园的杨威利被命运推到了传说的路口,他迎着时代的风仰头望向路的前方,彷佛看见一个拥有更长未来的世界。

TBC


[1]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七章。

[2]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十章。

[3]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4]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5]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6] 引自外传《螺旋迷宫》第九章。

[7]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六章。

[8]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五章。

[9]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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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英 随笔

《银英》阅读笔记丨杨威利:充满矛盾和胜利的丰富人生 一(二)

一 “两手空空的杨”——曲折的早年经历

(二)家庭情况以及父亲对杨威利人格的影响

杨威利出生于同盟一个商人家庭中,母亲是卡多丽奴·R ·杨(宇宙历735年5月1日-772年6月30日),父亲是杨泰隆(宇宙历731年9月28日-783年3月37日)。杨威利五岁失去母亲,十六岁又失去父亲,早年经历可谓十分曲折。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银英传》的田中芳树,也许是受时代或自身性别观念影响,导致银英中出彩的女性角色并不多——即便有,也多作为男性的辅助角色出现。关于杨威利母亲的形象,《银英传》本传中没有提到,只是在之后出版的外传《尤里安的伊谢尔伦日记》中提到了一笔:

对于母亲的记忆,就很难说出什么具体的印象了。只记得,好像很温暖,就很像是趴在吸满阳光的蒲团上的感觉,有这样的感触。

母亲过早的去世,使杨威利对母亲的感知十分薄弱。从这一段十分意象化的描述中,甚至无法分辨这究竟是尚在儿童时期的杨威利的真实经历,还是他心中对于母亲形象的理想化。无论如何,至少可以得到一个事实:在杨威利的童年经历中,母亲的角色是缺失的。因此,笔者无从探讨杨威利母亲对于幼年杨威利的影响。而与之相对的,田中芳树却详细介绍了杨威利的父亲杨泰隆。在阅读杨泰隆生平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位父亲对于杨威利人格中许多核心因素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本节对于杨泰隆的原文引用,未作脚注标记处均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不再单独做脚注。原文部分由于篇幅过长,故不全部引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

杨泰隆从一个小商船主起家,迅速积累财富,成为星际贸易商人。在他死后,给杨威利留下一家贸易公司和大批美术品。从产业规模来看,杨泰隆称不上大资本家,但亦非小资产者,应属于资产阶级的中间阶层。在杨泰隆的生平事迹中,处处可见他的资本主义思维。他大方地承认自己“很爱钱”,成功的秘诀是“用钱滚钱!把铜币变银币,银币变金币”。虽然文中没有给出其他的信息,但也可以推测他与第一任妻子离婚的原因之一也应是其“浪费成性”,甚至在对待亲人时,杨泰隆也仍旧秉持他的资本主义思维。

当杨威利出生时:

当来人传报生了一个男婴时,杨泰隆正待在自己的书斋中擦拭古董花瓶,他停下了手边的工作喃喃自语道:

“我死了以后,这些美术品都是那小子的了!”

当听到妻子去世的消息时:

他手中的青铜狮子摆设掉在地上,他一面拿起一面喃喃说了一句话,妻子这方的亲戚听了莫不勃然大怒,气得血脉贲张——

  “还好我擦的不是易碎的古董……”

当杨威利母亲的亲戚责问杨泰隆儿子和古董孰轻孰重时:

这位商人答道:

“收集美术品是要花钱的!”

换句话说,儿子是免费的!

在与儿子杨威利的日常谈话中,他也总能把话题转换到金钱上:

“你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比这件事更值得关心的东西上……”

“值得关心的东西?”

“钱和美术品啊!金钱可以丰富物质,美术品可以美化心灵啊!”

而当少年杨威利向父亲提出要报考海尼森大学历史系时,他的反应仍是:

“嗯……好吧!到目前为止也不是没有靠历史赚大钱的人哩!”

由此可见,杨泰隆对于金钱有着近乎执著的渴求。读者如果只考虑这一点,便会很轻易地将杨泰隆与贪婪的资本家联系起来。然而,从杨泰隆对儿子杨威利所说的一段话中,可以得知杨泰隆追求金钱的真正目的:

“金钱是不容忽视的!有了钱,你就不必对讨厌的人低声下气,也不必为五斗米折腰!和政治家一样,只要能善用金钱,就能大权在握!”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到,杨泰隆追求金钱的实际原因是为了尽可能地获得个人的尊严与自由,甚至可以获得权力。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带有明显的经济自由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特征,认为资本可以作为个人自由意志的物质保障。讽刺的是,当十六岁身无分文的杨威利流落街头时,这句话成为了当时杨威利境遇的反证。此外,杨泰隆这句话中隐含的对个人自由的认可,也成为了杨威利人格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终其一生,杨威利始终视个人自由权利为最高价值。此外,对物质保障的需求也是一种十分务实的态度。杨威利在指挥作战时,经常会选择切断补给、利用宇宙空间地形等作战方式,即是要破坏掉敌军的物质保障。从杨威利在战略和战术层面的务实做法中,不难看出父子俩在性格上的联系。

然而,杨泰隆这句话后半部分的意味则显得有些模糊,杨泰隆认为善用金钱可以像政治家一样大权在握,又因为政治家作为参与政治运转的主体,这里的“大权”应理解为“权力”(power)而非个人享有的“权利”(right)。掌握权力本身不是贬义的说法,关键在于运作权力的意图与实效。不过,因为《银英传》中没有关于杨泰隆对掌握权力后的思考作进一步阐述,他对于掌权的看法便成为了一个难解的谜团。因此,也就无从探寻杨泰隆对金钱与权力关系的看法对杨威利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从杨泰隆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可以看出,杨威利的父亲是一位十分典型的资本主义商人。自然,杨泰隆也具备了作为一个商人最需要的性格特征:

杨泰隆一向以手腕灵活而负盛名。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微笑深处,潜藏着机智的商业智慧……[1]

成就杨泰隆盛名的不是他的财富——从他死后资债相抵也没能给杨威利留下一点钱这个事实上看,如果考虑净资产,杨泰隆恐怕谈不上富有——而是他的灵活和机智。众所周知,杨威利在军事层面最具盛名的形象也是“智将”,他最擅长的便是用难以预测的灵活手段制造陷阱引敌军上钩,也因其多变灵活的作战风格被同盟军誉为“魔术师”。在这一点上,很难说杨威利没有受到父亲杨泰隆的影响。

另一个杨泰隆对杨威利思想的影响则更加明显,对杨威利人格的形成恐怕也更加重要——即杨泰隆与少年杨威利关于鲁道夫的讨论:

自由行星同盟的人一谈到鲁道夫,总是以“邪恶的独裁者”来形容他,少年听在耳里,心里不免奇怪——如果鲁道夫果真是万恶不赦的恶魔,为什么人们还会支持他、给他权力呢?

“鲁道夫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坏蛋哪,人民只是被他欺骗了!”

“人民为什么被他欺骗呢?”

“跟你说过啦,因为鲁道夫是个大坏蛋嘛!”

这个答案无法说服少年,倒是父亲的见解和一般人有点不同。他给儿子的回答是:“因为人民都好逸恶劳!”

“好逸恶劳?”

“这样说好了,一般人碰到问题,都不愿靠自己的精力心思去解决,他们只齐望超人或圣贤出现,为他们承担所有的痛苦、困难。鲁道夫就抓住人性的弱点伺机而动,一举成名。你要好好记住,让独裁者有机可乘的人要负更多的责任!虽然沉默的旁观者没有支持他,但沉默旁观其实与支持同罪……”

虽然在《银英传》的情节中,这段对话很快就被杨泰隆转到了钱和美术品上,但我认为这一段谈话对于少年杨威利的作用无异于一次思想启蒙。这段对话之所以发生,当然是因为少年杨威利好发问的精神,然而给出有效回应的人却是杨泰隆。更重要的是,杨泰隆向杨威利提供的并不只是一个静态的答案,而是一种思维方法——批判性思维。

由于“批判”一词在中文里容易被理解为贬义,因此,笔者摘录了维基百科对批判性思维的定义:Critical thinking,或译负面思考、思辨能力、严谨的思考、明辨性思维、审辨式思维,通过对事实的分析形成判断的思考方式。批判性思考本身复杂,具有多个不同的定义,一般包括理性的,保持怀疑的,和无偏见的分析,或者是对于事实证据的评估。批判性思考相关研究着重于如何系统化地建构清晰思路,以及研究不清晰思路的特质。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是思辨和逻辑,二者是实现思维突破最重要的方法。从杨威利成年后的思想看,无论是对鲁道夫,还是对民主和专制体制的思考,都已经超过了这个答案本身的范畴。但纵观全书,这是少年杨威利第一次得到一个突破了大众思维定式的思路,机敏的杨威利很快便顺着这个思路,拓宽了自己的思维和视野。读者在谈及杨威利的知性时,也应注意到,他的知性应该和他机智而灵活的父亲有很大关系。

杨威利的父亲不仅是一个灵活而机智的商人,同时也是一位颇为古怪的美术品收集者。他曾对杨威利说,值得关心的事是“钱和美术品啊!金钱可以丰富物质,美术品可以美化心灵啊!”杨威利在谈及自己的父亲时也说,“总而言之,我家的老爸,除了只会叫孩子帮忙擦壶之外,其他的我什么也想不出来。”[2]看来,这一位商人毕生执著的除了金钱,就只剩下美术品了。然而,在他因核子融合炉意外事件去世后,杨威利却发现“父亲在生前孜孜矻矻收集的美术品竟然几乎全部都是赝品”:

政府认可的鉴定专家无情地宣布,伊特鲁立亚的壶也好,罗可可风格的肖像也好,汉帝国的铜马也好,全部都是一文不值的赝品。

如果我们承认田中芳树的写作有其逻辑,那么,就不能对杨泰隆的这一个侧面视而不见,或仅做“为增强杨威利人生戏剧性”的浅层解释。当我还只有十几岁时,对杨泰隆的作为感到十分困惑。现在我认为,对于杨泰隆收集赝品的做法可能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解读。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田中芳树是否是在用杨泰隆收集的赝品来说明他缺少艺术鉴赏力。在《银英传》中,唯一提到的一个拥有艺术鉴赏能力,同时也有艺术品收藏能力的是帝国元帅梅克林格。在这里,田中芳树触及到了贵族与贵族社会存在的重要理由。抛却现代人对于贵族社会的误解,在等级制社会中,贵族阶级最为重要的任务即是运用自身享受的资源和特权保存和传承文化,贵族们对于自身阶级最大的优越感也来自于其在文化艺术上的巨大优势,而相对的,平民——不管拥有多少财富,仍然被看作没有艺术审美能力的阶级。而杨泰隆就是一个热衷于收集艺术品的平民,如果他确实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收集了大量的赝品,他确实可以符合以上推论,成为资产阶级缺少艺术鉴赏能力的例证。然而,田中芳树却借杨威利补充了一个细节:

只是他一直觉得奇怪,他那精明强干的父亲对自己喜欢的美术品竟连鉴定的眼光也没有!

不过,也许父亲是故意收集赝品也未可知。那么做倒很像父亲的一贯风格。

杨威利在回忆自己父亲时使用了“精明强干”一词,可见日后的同盟第一智将杨威利对父亲智识的评价相当高。如果认可杨威利对父亲的判断,那么缺少鉴赏能力就会与杨泰隆的精明强干在逻辑上严重冲突。不过,紧接着,杨威利就开始怀疑父亲是有意为之,并且理由是符合父亲的一贯风格。杨泰隆一贯的风格究竟是什么?根据上文所引用的杨泰隆与杨威利的谈话,可知他认为人生值得关心的是金钱和美术品,并参考杨泰隆对金钱的执著,可以推测:杨泰隆收集赝品,也是出于金钱上的考量——即全部都收集真品需要耗费巨资,如果真这样做了,极有可能会打破杨泰隆人生中关于积累金钱(物质世界)和收集艺术品(精神世界)的平衡。而同时,杨泰隆又需要满足自己心灵对于美的追求。出于这样的考量,他选择了收集赝品。

即使如此,读者仍可以提出质疑——真、善、美为人类社会最高的价值,三者的关系常常是三位一体,如果连真也不真,又谈何美与善?笔者每每想起这一段,也常产生这样的疑惑,直到有一天,笔者读到了庄子的一个故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3]

庄子善于用艺术形象表达哲理,在这个故事中,南帝与北帝为海,可看作是“世界的尽头”,中央之帝便可看作是万物存在的世界,七窍分别对应一种具体的感官功能,可以看作是事物的明确边界。庄子的这个故事意在表达自己的宇宙观,天地万物本没有明确的边界,真与假、对与错、是与非等等都只是相对的关系,非要明确地界定它,天地万物就死了,也即“七窍凿而浑沌死”。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梁启超说,世间许多事物本是“不为什么”[4],也是同样一种反二元对立思维的观点。笔者无法得知田中芳树在写杨泰隆时是否借鉴了这个故事,但庄子的宇宙观可以帮助我们对杨泰隆收集赝品的行为做出一种新的解读——在这里过于纠结艺术品真假的问题反而容易走进思维的死胡同,也许杨泰隆并不在意艺术品的真假,只意在享受收集过程中的快乐。杨泰隆令人捉摸不透的行事方式,也与杨威利日后机巧的军事谋略对照——杨威利令人出乎意料,他的父亲也同样令人出乎意料。

TBC


[1]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2] 引自外传《尤里安的伊谢尔伦日记》。

[3] 庄子《内篇•应帝王第七》。

[4] 见于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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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英》阅读笔记丨杨威利:充满矛盾和胜利的丰富人生 一(一)

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作家田中芳树开始连载科幻历史架空小说《银河英雄传说》(以下简称“《银英传》”)并获得巨大成功,《银英传》以其富有戏剧性的人物情节和极具启发性的思维方向,深刻地影响了东亚及周边地区的数代青少年。在《银英传》中,自由行星同盟(以下简称“同盟”)一方当之无愧的主角即是杨威利。在整部《银英传》中,杨威利亲自指挥了十次会战或战役并无一败绩,被同盟誉为“不败的魔术师”,在其死后更是被抬升到足以与同盟国父并列的“民主旗帜”的地位。然而,无论在书中还是书外,杨威利的个人形象却充满矛盾和争论,他的性格被一部分读者评价为过于退守和消极,并将其在巴米利恩会战中,服从同盟政府命令停火看作是杨威利军人身份的局限。也有一些读者将杨威利日常生活上的懒惰发挥,进而塑造出“废柴英雄”的经典日系动漫形象。此外,还有读者将杨威利对投入新银河帝国(以下简称“帝国”)皇帝莱因哈特麾下的讨论,以及其对莱因哈特的高度评价作为其向往开明君主制的证据。杨威利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对民主的态度究竟如何?他对于人生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消极吗?在他三十三岁的短暂生命中,是否在一些瞬间认可过专制体制?笔者在去年重读《银英传》小说的过程中,对于杨威利的人物生平、人格、思想、人生志向等方面,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谨与各位热爱《银英传》的朋友们分享,也随时欢迎各位朋友与我讨论。

※本文所使用的小说版本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由赵玉皎审校的蔡美娟译本,并以网络版本的《银英传》外传内容为辅助。

一 “两手空空的杨”——曲折的早年经历

(一)“普通英俊”的外在样貌与“不像军人”的军人形象

杨威利生于宇宙历767年[1]4月4日,死于宇宙历800年6月1日,享年33岁。杨威利在《银英传》中第一次出场,田中芳树这样描述他:

杨是一个黑发、黑眼睛、中等身材的二十九岁青年,他给人的印象不像是军人,反而像是一位冷静的学者。不过这么说也有一点夸张,因为在一般人看来,他只是个非常温和的青年而已。所以当人们得悉他在军队中的军衔时,难免会感到惊诧。[2]

在这一段描述中,可以得到两点关于杨威利个人形象的重要信息:首先,杨威利的相貌并非十分出众。其次,他的个人气质冷静而温和,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形象。

关于杨威利的相貌,作者田中芳树对其有过总体评价——即“极为平凡的英俊”[3],换言之,杨威利的相貌应该不是在人群中十分出众的类型。他的具体样貌究竟如何,笔者在《银英传》中找到了这样的描述:

杨是一个黑发、黑眼睛、中等身材的二十九岁青年。[4]

黑发、黑眼睛,中等身材,虽然也不算是不英俊,但并非那种稀世的俊美人物。[5]

他的双眼漆黑,有时看来柔和,有时看来好像在发呆。[6]

乍看之下他大约二十七八岁,本来是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但是由于连日来的战斗,掉了些肉,使得他显得有些瘦削。[7]

从以上描写可以看到,在杨威利的三大样貌特点中,黑发、黑眼睛属于人种特征,中等身材也带有普通的意味,相比起田中芳树对于《银英传》中其他明确写出其俊美的人物(如“稀世俊美的”莱因哈特、高雅的“金银妖瞳”罗严塔尔、“宛若年轻的独角兽”一般的尤里安·敏兹、“是个美男子”的先寇布、“潇洒”“帅气”的波布兰、“俊美少年”一样的希尔德·玛林道夫、“美丽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等人),作者确实没有明确表示过杨威利外貌英俊。除了一直暗恋杨威利,后来与杨威利结婚的菲列特利加暗示过杨威利,她认为他是“宇宙第一的美男子”之外,唯一一次对杨威利本人相貌的夸赞来自于他自己和养子兼弟子尤里安的谈话:

“不过,我长得也不错嘛!是吧,尤里安?”[8]

考虑到上下文的情节,这句话只能算作杨威利的玩笑话。参考以上描写,杨威利的相貌确实只能算是普通。不过,作者田中芳树在提及杨威利的生平时,却写到了杨威利母亲的相貌:

和浪费成性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之后,他又娶了一位大家公认的美女,她是某位军人的未亡人。后来他们的儿子——杨威利诞生了。[9]

整部《银英传》都没有明确提到杨威利父亲的相貌,因此只能预设为平均水平。杨威利的母亲是一位公认的美女,根据一般的遗传学常识,杨威利的相貌应该不至于过于平庸。同时也应注意到,田中芳树在描写杨威利的相貌是“极为平凡的英俊”时,其对比的对象是莱因哈特·罗严克拉姆,在这位华丽而耀眼的新银河帝国皇帝面前,全书中任何一个人的相貌都无法之于媲美,杨威利的相貌确实也只能称为“极为平凡的英俊”。因此,可以推测,杨威利的五官与身材即使不能算是出众,至少也能到达中上水平。

当然,杨威利的样貌也有一些独特之处。在写杨威利的外表时,田中时常强调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

他恰值而立之年,但外表看起来还要年轻两三岁。[10]

乍看之下他大约二十七八岁。[11]

(菲列特利加)她回想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杨威利还是一个看似与功勋彪炳绝缘的初出茅庐的年轻军官。她与杨最后分别的时候,杨威利仍像个崭露头角的年轻军官。[12]

《银英传》中的主要人物多为25岁到40岁的少壮派人士,但用“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来形容的只有杨威利一个人。杨威利显得年轻的外表首先可以理解为“青涩”,对于同盟内部傲慢的军人和官僚来说,这是他们质疑杨威利的重要原因——这一点也可以和银河帝国中蔑称莱因哈特为“黄口小儿”形成对照。同时,我也认为,田中芳树赋予杨威利“年轻”这一特征,也许可以考虑年轻一词的另一层含义——即生机与希望。杨威利在《银英传》中最后的形象是民主的播种者,在全书最后,民主体制作为一株待发芽的幼苗留存于银河的边缘地带,带有强烈的新生意味。而为民主保存下这一株幼苗的人,也应是一位年轻人——这里的年轻,其深意也可以是指未来大于过去的未知可能。

此外,田中芳树也提到了杨威利的气质:

他给人的印象不像是军人,反而像是一位冷静的学者。不过这么说也有一点夸张,因为在一般人看来,他只是个非常温和的青年而已。[13]

他的双眼漆黑,有时看来柔和,有时看来好像在发呆。[14]

尽管也特地穿着正装,可是怎么看也让人感觉他是个没什么前途的年轻学者。[15]

作者田中芳树对中国文化颇有了解,同时,《银英传》的主要读者多来自东亚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相对于崇尚勇者的西方文化,东亚文化中对男性人格价值的评价更为阴柔——即在儒家文化体系中,“文”的地位要高于“武”。因此,田中芳树常强调杨威利更像是一位学者,将他的“智”置于“勇”之前,认为他“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并不是头盖骨的外面,而是其中的大脑。[16]”实际上,杨威利这个名字是中文翻译的一次错译,真正的写法恐怕应是“杨文里”。这里的“文”再次和杨威利温和而知性的气质对应,是东亚文化中对于男性审美相当高的评价。正因为如此,虽然不如莱因哈特锐利耀眼的俊美,杨威利的形象实际上更容易得到东亚文化体系下读者群体的审美共鸣。

杨威利的外在形象与《银英传》中其他军人相比,显得文弱许多。而作者田中芳树也多次在文中提及杨威利“不像军人”:

乍看杨威利,人们一般都不会认为他是同盟军屈指可数的重要人物。说来这也难怪,因为就连他穿着军服时,还是没有丝毫军人的架势。[17]

怎么看都不像军人。[18]

事实上,就算穿上军服,杨也是一个怎么看都不像军人的青年。[19]

同时,杨威利的一头显得长而蓬乱的头发也与军人一丝不苟的干练形象形成对比:

杨拿下军帽,搔搔黑发,乱蓬蓬的头发又长了一些。审查会期间,有人曾无聊地挖苦他道:“一点儿也不像军人的发型,理个平头怎么样?”[20]

杨用手将过长的额发拨上去……[21]

他摘下黑色贝雷帽,搔搔杂乱的头发。“简直如同毛发杂乱的猫一样。”——这是离开舰桥,登上单座式战斗艇斯巴达尼恩的奥利比·波布兰的评语。[22]

杨威利拥有十分强大的用兵智慧与战略远见,这里的“不像军人”应该仅指在外表上与传统的军人形象不符,而并不是指杨威利不能胜任军人这个职业。“不像军人”的第一层含义,应是指杨威利是在十分无奈的情况下选择的军校,又因为军校取消了战史研究专业而成为了前线的军人——这个人生的实际走向与杨威利想成为历史学者的初衷相去甚远,既然不是自己意愿选择的职业(笔者实在想不到更合适的词,姑且就这么称呼吧),因而在外在形象上与理想的职业形象不符合,也能够理解。但是,在《银英传》的所有军人中,因为阴差阳错的命运不情不愿成为军人的人并非杨威利一人,卡介伦、亚典波罗皆是如此,为什么只有杨威利被评价为“不像军人”?这应是田中芳树对杨威利人物形象塑造的考量。

军队强调纪律与服从,一个典型的军人形象应是在行为上高度自律与高度服从的统一体,在这一点上,强调的是高度的执行力,即干练的性格。当然,作为大型舰队指挥官,作战智慧是必不可少的。即便如此,在军人的价值体系中,仍然会认为对于一位名将而言,“勇”的特征应强于“智”的特征。通过杨威利蓬乱的头发这一细节,结合他几乎是懒散的日常行为,可知他的性格与干练实在有一些距离。同时,杨威利中等的身材、低空掠过的军校实战课程成绩,和几次表现并不出色的枪战经验,也表明杨威利作为军人的身体素养与实战能力与顶尖水平相差甚远。从以上两点来看,杨威利的外在形象确实“不像军人”。田中芳树对杨威利这样的塑造,一方面应有使杨威利和莱因哈特军神形象进行对比的意图。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仍是要用他不像军人而更像学者的外在形象与他“文”的气质特征呼应,以突出杨威利的知性。又因为知性给杨威利带来的广博视野,使得他的性格格外理智与宽容,这样一种理智与宽容体现在外表上,便使得杨威利的整体形象呈现出与军人的刚性相反的柔和特征。

TBC


[1] 根据《银英传》小说设定,人类社会于公元2801年成立银河联邦,并改元为宇宙历元年。

[2]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3] 原文为:“至于他的相貌,则经常被形容为‘极为平凡的英俊’,他并不像其战场上的竞争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那样,拥有稀世杰出的俊美。”引自《银英传》第四本第四章。

[4]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5]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一章。

[6] 引自《银英传》第四本第四章。

[7]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九章。

[8]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9]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10]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一章。

[11]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九章。

[12] 引自《银英传》第九本第一章。

[13]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14] 引自《银英传》第四本第四章。

[15]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二章。

[16]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一章。

[17]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一章

[18]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九章

[19]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二章

[20]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九章

[21] 引自《银英传》第四本第五章

[22]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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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杨威利的民主主义

完成《银河英雄传说》的创作后,田中芳树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在创作杨威利时他没想要将其塑造成一个对女性有吸引力的人物,却出人意料的让“脖子以下毫无用途”的杨威利得到了“日本女性理想型男人”的殊荣。即使以莱因哈特和齐格飞完美的颜值和业务能力,也无法阻挡中日两国青少年男女对杨威利的追捧。杨威利,一个酗酒(误!)却爱好历史的军事天才,同时也兼任了上世纪末众多中日青少年的政治学入门导师。相信许多银英爱好者们一定不会忘记当看到“所谓的民主,就是复数的政党、复数的思想、复数的信仰、复数的言论、复数的爱好、复数的美酒、复数的美女”时,在心中引发的海啸。然而,这样一个优秀的民主政治实践者和守护者,却眼睁睁地看着自由行星同盟被银河帝国吞并,成为其下一个自治海外省。在同盟对帝国的最后战役中,杨威利的奇袭将莱因哈特皇帝的旗舰纳入主炮射程,却最终因政府命令放弃攻击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令人不解的疑团。杨威利真的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吗?果真如此,他为何不为民主拼尽最后一滴血?他理想的民主状态到底是怎样的?他的名言“有做得到的事,也有做不到的事”中蕴含的消极态度是否影响到了他的政治思想?斯人已逝,我们无法去亲自求证,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生前的言行窥探出他的政治理想。

一 苏格拉底式的公民

在整部银英中,杨威利对民主并没有给出准确的定义,最接近答案的一次,就是杨威利的民主复数观,严格来说,这也只是杨威利对民主的感慨,并不是一个定义。但杨威利确实用自己的三十三年的生命践行了一个民主守护者的职责——虽然他认为这是每一个民主社会下的公民都应尽的义务。

在谈论杨威利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现代民主社会。

笔者在维基百科中搜了“民主”这个词条,得到如下叙述:

民主(希腊语:δημοκρατία,转写:dìmokratía),其本义是“人民的统治”,即“主权在民”,是一种现代的国家制度,国家权力由公民直接或间接行使。民主有时被称为“多数的统治”,与极权统治、独裁统治或寡头政治相对立。狭义的民主一词经常被使用于描述国家的政治,民主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有着统治行为存在的领域。平常所说的民主作风、民主原则、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都从民主之含义派生而来。广义的民主应该是人民当家做主,既在一个完整的民主的社会里人们从一出生就平等,人们不仅对社会生产资料有共同的占有权的同时人们对社会也负有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框架的基础上,再建立起社会的法律法规以及对政权控制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等。

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指出,民主包括四个关键要素:(1)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产生政府; (2)作为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和公民生活; (3)保护所有公民的人权;(4)法律和程序同样适用于所有公民。

根据词条的描述,民主的原则是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根据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契约论,他认为一个民主政府的产生是因为人民签订了契约,通常在现代政府中,人民通过选举将手中的政治权力让渡给议员,再由议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因此,在民主社会产生之初,人民就是民主社会的拥有者、管理者和参与者。民主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托管机构,必须接受宪法的限制和监督,同时保障公民个人权利。为维护民主社会的稳定运转,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的政治地位平等,共同服从于法律体系和民主程序。当我们将以上特征和杨威利比对,就能发现,他是一个完全自觉的近乎理想的民主社会公民。

杨威利的第一次出场是在亚斯提星域会战(宇宙历796年)的战前会议中,军衔准将,身为第二舰队次席幕僚的他向第二舰队司令官上交了一份作战计划,在计划中对战争的走向及应对做出相应分析——这些分析后来都被证明是非常准确和有效的——但最终被驳回,杨威利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TV版里的处理是转手给了亚典波罗,这个细节的改变也十分有趣)。整个过程,杨威利表现得非常理智,没有因为提议被驳回出现愤怒或不甘的情绪。

田中对杨威利的出场描写为解读杨威利的人格提供了很多关键信息。首先,在战场上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是一个优秀的军人。其次,司令官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而他也没有对这样的待遇表示意外,可见他的上级不是第一次驳回他。最后,杨威利在自己的作战计划被驳回之后,没有做任何挣扎,默默地回到了办公室,然后把作战计划随手送给了学弟亚典波罗。对比优秀校友霍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作为,不禁令读者们疑惑,杨威利是不是对自己和舰队的命运都过于淡泊了些?

杨威利的性格在军人中确实显得比较沉稳,但29岁就被擢升为准将证明他并不是一个超然出世的隐者(虽然他一直威胁要辞职退役),他之前之后的战例也表明他并不是一个只会服从的愚忠军人。后来被人们称为不败魔术师的杨在有把握保证自己的作战计划正确的情况下,并没有继续向上级争取,甚至越级报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这一幕中,杨威利是一个典型的苏格拉底式公民。众所周知,苏格拉底因对雅典政治体制的批评,导致被以“不敬神”为名审判,最终被判处死刑,他拒绝了学生们试图安排他逃跑的计划,饮下毒汁而死。苏格拉底拒绝逃跑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必须遵守雅典城邦的法律,服从城邦的公民和法官、以及陪审团的审判结果,否则他便会违反他与城邦的“契约”。

上文中,我们也讲到,契约是现代民主政府建立的基础,而法律和程序是民主的外显形式,程序正义往往被看作保障民主制度的基本前提,是“可见的民主”。杨威利在作战计划被驳回后,没有继续报告,是他内心严格遵守程序正义的表现。如果他走出司令官办公室就立刻给赏识他的比克古爷爷打电话要求越级下达命令,这显然是违背了杨威利内心对于民主程序的认识的。杨威利认同程序正义,也自然会认同通过社会契约建立的民选政府的决议——只有了解了这点,我们才能去理解杨威利一生中最大的疑团:巴米利恩会战。

几乎每一个红茶党一提起巴米利恩会战,都会露出世界杯决赛最后一秒只需一球制胜眼看前锋连晃六人带球闯空门却击中门柱的痛苦表情。当时杨舰队已经将皇帝莱因哈特的旗舰纳入了火力范围,只需要一个比同盟政府信号快半秒下达的命令,莱因哈特的星辰大海就彻底没影儿了。再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即使已经收到了政府的命令,杨威利也完全可以装作信号不好,直接炸掉柏林希尔,再遗憾地回复“刚才信号不好,你们说了啥?”。但是杨威利选择了听从同盟政府,下达了停火命令。

不说多少观众此刻恨不得砸电脑,先寇布杀气腾腾地力劝杨威利逼宫海尼森,就连杨威利的养子亲信兼粉头尤里安都坐不住了,直冲司令官办公室问爸爸究竟在想什么。可见此刻的杨威利是顶着半个宇宙的压力坚持停火。战前,杨威利已被同盟人民看作民主的守护神,个人声望极高,即使守护神用专制保护民主,在当时也不过是顺水推舟。然而他依然坚持停火,究竟是为什么?

不是因为军人的第一要义是服从,停战后杨威利藏起了一部分军事设施和军人,他绝对不是一个只会服从的军人。也许也不完全如他所言,是因为“无法避免掌权后的独裁腐败”。自由行星同盟政府虽然腐败,但它本质上仍是民选的,即使首脑是见风使舵的无良政客特留尼西特,它在程序上仍是合法的,杨威利认可这一份契约,也就认可他作为公民对政府停战权的服从。同盟政府已经在后方同帝国签订了停战协约,即使杨威利并不认为停战的决定是明智的,但违背它就是违背了自己三十多年来的政治观念。而解决掉皇帝再回头收拾海尼森的政客建立新政府,更是对民主制度最严重的背叛,这是杨威利绝对排斥的做法。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为保护民主和法制不被个人权力破坏,他选择了服从政府停战;作为国家最后一支军事力量的司令官,为防止同盟仅剩的行政自治权被专制帝国破坏,他藏匿了同盟一部分军事力量。由此看来,杨威利的做法虽然很容易引起读者的疑惑,却恰恰印证了杨威利对民主和法制的认可和尊重。

二、卢梭式的学者

由于在杨威利与私人生活中表现出的“薪水小偷”“退休爱好者”的形象,在谈及杨威利的政治立场时,有人认为杨威利的民主思想过于消极,甚至带有一些道家的风骨。不可否认,在同盟战败前,杨在谈及社会现实时的确有些不积极,以致于被一部分人误以为是丧。但是,既然杨威利以民主社会公民自居,他就不会真是一个避世的人——因为公民的义务就是参与社会管理和政治生活。杨威利的行事方式蕴含了民主理论的一大基本理念——自然法原则。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自然法原则。

于是笔者再搜索了维基百科,在政治哲学层面,自然法是指“在统治者和主权人民之上,在全体人类之上,还有更高的法律。”在法学层面,自然法指在自然状态中固有的正义法则。自然法是(人类所能认识的)宇宙中正义的最基本原则,通俗地讲就是人类尚处于原始社会之初形成的以尊重人生命权利和个人尊严为核心的基本正义原则。之后的启蒙思想家们从自然法原则中阐发出了“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社会契约”等现代社会基本理论。在启蒙思想家中,对自然法原则最为推崇的当数卢梭,在他的教育学著作《爱弥儿》中,他想象了一个完全按照自然法原则养育出来的孩子的成长过程,杨威利对养子尤里安的培养,就很接近卢梭对爱弥儿的阐述。接下来,我们就从杨威利的育儿方式谈谈他对自然法原则的态度。

首先,杨威利法律上的儿子尤里安·敏兹并非亲生,在领养了尤里安之后,杨威利没有更改尤里安的姓氏,导致两人的关系看上去与其说是父子,不如说是挚友。杨威利本人生活能力堪忧,尤里安不在身边时能迅速把家改造成山顶洞人的洞穴,导致尤里安长成了一个“需要监护监护人的被监护人”。尽管如此,杨威利在对尤里安的培养方面却是一个模范父亲。据尤里安在日记中,杨威利从来没有对尤里安有过专制家长制的打骂或经济制裁。尤里安在全书中唯一一次犯错被罚,是他忘记喂鸟,杨威利罚他不许吃饭,然后自罚“管教不当”也没有吃饭。当时的尤里安在经济和感情上完全依赖杨威利,杨威利要在他面前做强权家长完全没有问题,而实际上杨威利却一直尊重尤里安的人格尊严,即使不认同尤里安做军人的职业选择,也最终尊重了他的自主选择,并为尤里安选择了最优秀军人做指导。

其次,在处理上下级关系时,杨威利也没有一次表现出强势作风,一直以“儒将”形象示人。不管是先寇布在合作之初对他质疑,还是遭遇政治审查,抑或在大大小小各种战场上,杨舰队的官兵没有听到长官的任何一次怒吼和训斥。杨的性格并非软弱,田中对慰灵会和审查会的描写都集中表现了杨威利性格中的锋芒——在个人权利和民主原则被侵犯之时,杨威利的愤怒是显而易见的。鲁迅先生有言,强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杨威利的锋芒对准政府和政治家,这是他作为公民的职责,但当面对作为个体的人时,他却充分尊重了对方的尊严和权利。杨威利在初建第十三舰队时曾公开发言:“国家兴亡,在此一战,但比起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来,这些倒算不得什么,各位尽力而为就行了。”从这句话中,我们也能看到,在杨威利的灵魂中,有一种精神超越了他的军人身份。军人的工作是消灭生命,而在杨舰队中却能感受到对生命的尊重。他多次反思自己的不败对于帝国人民来说只是意味着更多的生命消逝。终其一生,他一直没有承认过魔术师、不败的杨的称号,只是对尤里安开玩笑说自己手上沾满鲜血,以后是要下地狱的。在战争年代,杨威利超越了国家主义的限制,保持对人类基本自然权利的尊重,实在难能可贵。

在杨威利的个人感观中,他一直在努力摆脱军人身份对自己的影响,试图冷静和理性地看待世界,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冷静和理性,使他能在战场上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一个不愿做军人的人却做成了最优秀的军人,杨威利人格中的重重矛盾使得他的形象经久不衰。从杨威利流传下来的语录中,我们看到了理性、自由、平等、博爱……他的思想和行动,使他成为民主制度的缩影——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公民。同盟失败是田中敲响的警钟,杨威利则是田中埋在读者心中的种子,我们期待着这粒种子发芽、开花,正如我们期待未来的银河果真闪耀着这群宇宙英雄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