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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随笔丨

《悲惨世界》随笔丨格朗泰尔:硬币背面的人生 2019.2 → (一) (二) (三)

《银英》随笔丨再谈杨威利的民主主义 2018.4

《银英》阅读笔记丨杨威利:充满矛盾和胜利的丰富人生 (连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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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同人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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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社畜传说·中学教师篇(连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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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寇布/杨威利丨林兹/布鲁姆哈特丨有求必应 2021.02 →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成人级,未满十八周岁请勿点击。

卡琳/I. 高尼夫丨图书馆的男人 2021.2

银英丨先杨丨柏林,1961。 1

起笔于2020年2月26日,春寒料峭中。

1.

清晨的亮光勉强挤过深灰色窗帘的缝隙,在黄褐色的木地板上抛出一条浅金色的线段。线段从地板和墙裙的交界处出发,在一把搭着一些衣物的椅子上折出几个角度后,最终停在一张脸上。这张脸的其他部分仍浸没在黑暗中,让人很难看清它的全貌,但显露在光线下高挺而棱角分明的鼻梁依然暗示着它的主人在过往的人生中没少收到对自己相貌的赞誉——这显然是一只漂亮男人才有资格拥有的鼻子。

男人身旁的被子和床单发出了轻微的摩擦声——那是另一个人,从其起身时带出的一头深褐色卷发和展现的身形来看,应该是一个女人。女人抬起一只脚无声地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轻巧地下了床,在床边的另一把椅子上拿起自己的内衣和连衣裙。五分钟后,女人将压进连衣裙与后背缝隙中的头发向后捋好,走出卧室,用同样轻巧的动作扭开了房间门。

听见房间门被关上后,华尔特·冯·先寇布睁开了眼睛。他熟练地穿上背心和短裤,叠好被子,将床单理得平整,然后走到窗前拉开窗帘,让尚不刺眼的阳光透进房间。他转身走进卫生间,在水池前刷牙、洗脸、用一把直齿小梳子将明亮的褐色卷发梳成典雅的形状。衬衣、羊毛背心、长裤被一件一件地套在他匀称的身体上,先寇布走到穿衣镜前,把衬衣的领口理得更加端正。接着,他取下衣帽架上的手套和深灰色毛呢大衣,蹬上黑色皮靴走出了家门。他走过几扇标着号码的房门,转进楼梯间,经过了三个楼层标志牌后,先寇布下到了一楼。一阵风从常年开着的单元楼门中穿过,先寇布刚梳得服帖的刘海发梢在气流的带动下微微颤动。

“今天天气还不错。”

先寇布一边看着灰蓝色的天空自言自语,一边走出了单元楼。


先寇布神色悠闲地在柏林的街上走着——这并不是他的常态,他的工作并没有给他太多的假期,而在他这些为数不多的假期中,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都给了他的女伴——不是女朋友,更不是未婚妻,先寇布对建立恋爱和婚姻关系的态度和他对白水煮青菜的态度一样——这甚至无法构成一种选择。也许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自觉地把恋爱和婚姻当作温暖的港湾,先寇布却始终不大能理解二者的意义。在过去的人生中,他只任由数不清的女人在他身边来了又走,并不会刻意拒绝也不会有意留念。他明白,当下一份人事调令送到自己面前,他就会再一次告别当前的生活,开赴下一个驻地——这就是军人生活,是对单调和规律的一万次服从。

在像今天这样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女伴,连同事酒局都没有半个的日子里,先寇布会到附近的街区走一走。并没有特定的目的地,也没有具体要做的事,只是想做一些预定行程以外的事,如果能遇到一些计划外的惊喜,那可就更好了。先寇布从二十岁开始就这么想着,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是迈着同样的步伐,在看上去没什么不同的街道中和同样没什么不同的人们擦肩而过。他盯着人行道上石砖拼接的缝隙,大小相同的正方形石砖井然有序地在自己的脚下铺成一张望不见尽头的网,受这张网的建造者之命,无数块曾经的天然巨石在采石场被开采、打磨,然后运送到这里,安静而顺从地被水泥封进地里,维持着这套小小人行道系统的秩序。先寇布感到胃里一阵搅动,他对这张秩序井然的网感到一种审美上的厌倦。

先寇布抬头看了看周围的建筑,街道两侧的商店正准备开门,早起工作的人们快步穿过腓特烈大街,从东边到西边,或从西边到东边,没有人留意先寇布在人行道上的短暂停留,也没有人在乎他视线所注视的方向,自然也不会有人发现他用和周围人一样的步频走进了城市的西边。

先寇布的脚步变得轻快起来,这是他到柏林的两个月以来,第一次进入西柏林。他并不是一个兴致勃勃的城市旅游探险者,对自由世界也没有特别的向往,只是昨天在午饭时间,他的新东德同事卡斯帕·林兹中校随口对他说:“你还没去过西柏林吧?可以去看看,那边也有很多好看的好玩的。”先寇布点头表示接受他的建议。反正都来了,去看看也无妨。既然人生已经没有办法向上帝要求什么,还是不要再拒绝祂递到眼前的机缘为好。

先寇布在西柏林的街区中一连逛了好几个小时,他在一家路边的商店里买了几瓶酒,中午过后,又走进一家咖啡馆,在里面呆了两小时。见时间已经不早,先寇布打算回去。正当他走在回东柏林的路上时,却被一丝香甜的气味攫住了注意力。他循着香味的方向望向右前方的商店橱窗,两排形状精致的蛋糕陈列在玻璃橱窗内。先寇布忽然想起,当自己的年龄只有个位数时,偶尔父亲的酒卖得好的那个月月末,母亲就会一头扎进厨房,在里面呆上大半天。那一天晚上的餐桌上一定会出现一盘和眼前橱窗里一样精美的甜点,这时父亲便会兴味盎然地从自己房间的酒柜里拿出珍藏的红酒,给母亲、自己和他分别倒上半杯。在先寇布短暂的童年里,这几乎成了他最为珍藏的一截记忆片段。先寇布盯着蛋糕出神,连一个行人差点撞上自己也丝毫没有察觉。蛋糕店的门被打开了,更加浓郁的奶油香味传了出来。先寇布醒过神来,三两步跨到店门前,一把掌住正缓缓关上的玻璃门,走进了店里。

十五分钟后,先寇布终于排到收银台前,他向店主——一位身材微胖,面容和蔼的中年男人用手势和简单的英语指向两款三角蛋糕,将一张大额面值的西德马克放到柜台上。店主动作利索地将两块蛋糕装好,礼貌地递到他手上,再拉开收银机的抽屉,从表面摸出几张纸钞和硬币找给他。先寇布一手拿着蛋糕盒子,一手接过钱,正当他准备把钱装进大衣外层的口袋里时,他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他一脸疑惑地看着店主说道:

“您找给了我——一张东德马克?”

先寇布将手上的几张纸钞摊在柜台上,用手指着其中一张说道。店主凑上前来,在几张西德马克中,确实有一张砖红色的纸钞混杂其中,纸钞的发行处赫然印刷着“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的字样。店主的圆脸立刻堆上了尴尬的笑,他连忙向先寇布道歉,说:“真是抱歉,一定是上一位客人拿错了钱,这就给您换。”先寇布制止了他,说:“没关系,反正我也能用上,您把汇率差补给我就行。”

店主再一次向先寇布道歉,低头在计算器上按下一串数字,拉开收银机的抽屉里找出几张零钱交给先寇布。先寇布扬起眉毛,倾身向店主做出一个优雅的道谢姿势,转身离开了蛋糕店。

走在回腓特烈大街的路上,先寇布对今天的一切感到十分满意,他决定在明天上班时把今天买到的酒分一瓶给林兹,再和他聊聊今天的见闻,咖啡馆的女服务生、商店老板的藏酒、样式精美却价格亲民的蛋糕店——还有那个排在自己前面错用东德马克付账的幸运糊涂虫。搬到西边来也不去换新马克,不是钱多得不稀罕去兑的富豪,就是个神经粗大的笨蛋。

先寇布哼着一首轻快的斯拉夫民歌,黑色皮靴有节奏地踏在正方形石砖平铺成的人行道上。


当先寇布正在咖啡馆里品尝咖啡豆的香醇时,一位青年从城市的西方挤上了驶往东方的地铁。

在充满人高马大的日耳曼人的车厢中,这位体格偏瘦,身高不足一米八的青年并不引人注目,只有一头蓬乱的黑发和线条柔和的鼻梁暗示着他的基因来自于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他安静地坐在座椅上,专注地读着手中的书,额头前显得略长的刘海不时被车厢的晃动抖落到眼前,他便伸出手将那一缕柔顺的头发拨到额头的侧边。相邻的人起身或坐下,他也只是略微挪动身体,并不愿把眼睛从一排排铅字上移开。在地铁行驶了五十三分钟后,黑发青年将右手伸进西装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票样的纸条夹进书页中刚完成阅读的位置,把书装进手提袋中,待地铁进站后便起身走出了车厢。

走出地铁站,黑发青年没有像往常一样转向南边,而是向北走去。去年夏天,他的上一个室友与女友订婚后便搬了出去,为了减少一点在柏林市中心生活的成本,他只好寻找下一个合租的室友。而命运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当他因为连续拒绝了好几个前来看房的寻租人而无比困扰之际,一位浅色头发、面容精致而姣好,举止十分得当的大学生联系上了他。这位十八岁的少年极其有礼貌,甚至一开口就叫他“Professor Yang”——这让当时还在准备教授资格论文考试的他极其难为情。“等我真正当上教授以后再叫也不迟呀,尤里安。”这位三个月后终于迈上通往教授的第一级台阶的青年挠了挠自己的一头黑发,带着羞涩的笑容对尤里安说。

就这样,尤里安·敏兹——这位来自美国加州的留学生就成了自己的室友。噢对了,后来,当杨成为初级教授后,他也成为了杨威利的第一批学生。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尤里安高兴得跳起来拉住杨手舞足蹈,他兴奋地说:“我觉得你未来一定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授!”

“尤里安,不立足事实证据就得出结论,是历史专业的大忌噢。”杨一半严肃一半戏谑地说。

“我已经和这个事实在一起生活半年了。”尤里安朝杨露出轻松的表情,“说不定以后我会作为‘柏林自由大学著名终身教授杨威利的室友兼学生’被写进你的回忆录里呢?”

“你这是捧杀啊,尤里安。”杨威利摇摇头苦笑着回答。

此时的杨威利正在脑海里愉快地翻阅这一段记忆,丝毫没有注意到身边的环境,直到差一点撞上一个站立在商铺橱窗前的高大男人,他才回过神来——自己已经走到了蛋糕店前。今天是尤里安的十九岁生日,作为在过去的大半年里把杨威利陷入收纳危机的公寓整理得焕然一新,还准时提供早晚餐的回报,尤里安绝对值得一个全柏林乃至全德国最好的蛋糕店里的所有蛋糕——当然,鉴于杨威利的收入和二人的胃口有限,他只能在这些精美的蛋糕里挑选一个带走。杨威利熟悉尤里安的喜好,很快他便选中了一款巧克力蛋糕。他从手提袋中抽出一张大额纸币,确认价格后,见还少了个零头,又从西装的口袋中掏出几张零钱放在收银台上,转身走出了店门。

回到家中,杨威利一打开门便见尤里安正端着土豆炖牛肉走出厨房。见杨威利回来,他将今晚的主菜放在餐桌上,快乐地和他打招呼:“老师今天穿这一身西装相当帅气呀!”

“我平时穿的夹克衫也挺不错的吧!”杨威利微微挺直腰板,撅嘴试图反驳。他顺手将蛋糕盒子放在餐桌上,说:“不过,上一次穿这一身还是在洪堡的博士授位仪式上,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

尤里安的脸微微红了起来,他转身跑进厨房,拿出一瓶还有三分之二液体的白兰地和两个酒杯,往里面倒上酒,将一只酒杯递给杨威利,说:“谢谢你对我的照顾,老师。”

杨威利的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他将手中的酒杯在尤里安的酒杯上碰出轻响,说,“也谢谢你对我的照顾,生日快乐,尤里安。”

TBC

《银英》阅读笔记丨杨威利:充满矛盾和胜利的丰富人生 二(一 )

二 杨威利的人格特质与思想言行

(一)杨威利的主要性格特征及形成原因

《银英传》中人物众多,各个人物的性格也多姿多彩,而杨威利恐怕是田中芳树在《银英传》里所塑造的所有人物中,性格特征最为矛盾、复杂,也最具魅力的一个。田中芳树在接受德间书店采访时曾表示,杨威利是“建设性的别扭的人物”,足见其性格的丰富与广博。

性格是人格的延伸,是指人类心理特征的整合,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组织。并在不同时间、区域下影响着人的内隐和外显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1]。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既受到先天因素的作用,又受到后天环境和个体努力的影响。一个人性格中的先天因素,笔者无从去探寻它产生的机理,因此,本文仅探讨形成杨威利性格特征的后天原因,以供各位朋友参考和交流。

1.矛盾

“矛盾”应是杨威利性格中最为突出的特质之一,在《银英传》中,田中芳树这样写道:

杨威利这个人是由无数矛盾所构成的有机体。他轻蔑军队,却又爬升至元帅军衔;他忌避战争,却又不断获得胜利;他对国家的存在意义感到怀疑,却又对国家贡献良多;他忽视勤勉的美德,却又缔造了无人可比的实绩。[2]

这种深度的矛盾及自我怀疑,杨终其一生都未能从中解脱。[3]

这段文字,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于杨威利矛盾性格的总结。后来用自己的一生追随了杨威利的先寇布也经常揶揄杨威利,因为他“虽然讨厌战争,但对战略战术这种知性游戏却又显得兴致勃勃”[4]。作为一个身居高位的军事指挥官,杨威利确实体现出许多与自己的职业和地位所不符的特征。那么,可以将这样一种矛盾看作是杨威利的虚伪吗?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探寻杨威利矛盾性格的本质。

从上文中可以看到,杨威利的矛盾主要在于他自身对于地位和实绩的淡泊态度与实际收获的地位和实绩之间的巨大反差,也就是说,杨威利所得到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并非杨威利内心所愿。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因为杨威利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才选择走上军人这条路的——这条路与他做学者的志愿大相径庭——而迫于时势,杨威利一直难以找到退役的合适时机,只好以军事将领的身份结束自己的一生。杨威利的职业志愿与实际职业的偏差,和他对于军人杀人的深深自责,使他永远没有办法真正认同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这让他在自己的职业发展上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之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杨威利性格中的责任感所致。杨威利虽然是不情不愿当上的军人,也不时产生干脆就做着无关紧要的工作直到退休的想法,然而当他被形势推到台前,此时如果继续敷衍了事,极有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的伤亡。出于保护他人的责任心,杨威利便只能尽自己的全力去完成属于自己的工作。对于杨威利来说,个人的功业无关紧要,但一旦人民的安危成为自己的职责所在,他就只能义不容辞。而杨威利强大的智慧又帮助他一次又一次超出人们预期地完成了他的职责。这样,便使得他在军人这条路上,到处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实绩。

既然杨威利的矛盾是因为他从事了本不愿从事的职业,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杨威利如果如自己所愿成功成为一个历史学者,他的这样一种矛盾便消失了呢?恐怕也不然。田中芳树假设过杨威利的另一种人生:

如果这两个人提早半世纪就降临人世,列贝罗可能会是一个廉洁能干、对自由行星同盟极有贡献的从政者,而杨可能是个算不上是二流的历史学者,也许会在学校举行家长会的时候,遭到家长“那个老师一天到晚叫学生自习,都不认真上课”的批评。[5]

无论是从这段描述,还是从杨威利在全书中表现出的淡泊性格,都可以看到,杨威利对于获得社会认可并没有太多热情,而只是希望过着随性自在的生活。而杨威利的矛盾在这个情境之下的表现则变成了“从事着自己热爱的事业,却依然缺乏积极上进的精神”。总体来说,杨威利并不是积极进取的人格类型,因此,即使他从事自身志愿所在的职业,恐怕也不会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进取者,而是会将性格特质中的矛盾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

如果仅是如此,杨威利的人物形象大概就要打一些折扣了。不过,在同盟第十三舰队中对杨威利性格最为好奇的先寇布,却在一次对话中有意无意透露了杨威利矛盾性格的本质。他评价杨威利“是个即使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也不完全相信自己是站在正义一方的怪人”,“没有任何信念却每战必胜”[6]

先寇布对于杨威利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杨威利的矛盾中蕴含着一种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正如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所言:“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因此,应该把杨威利的矛盾看作一种思维上的审慎态度。正是这一种审慎的思辨使杨威利避免了成为为守护信念而守护信念的卫道者,让他的思想更加灵活和包容。田中芳树在《银英传》第九本第四章中写道:“杨的人生、思考方式和价值观,总是像双重矛盾的螺旋一样旋转着,表面上看起来奇特,事实上却一直由安定的人格和宽广的包容力,在制衡着这种特质。”由此看来,在杨威利矛盾的外在表现之下,却有着十分稳定的精神内核——永远怀疑自己的信念,随时准备好打破固有思维,这使得杨威利的思想成为了源源不绝的泉。

最后,从哲学本身来讲,宇宙万物本身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所谓只有纯粹一面的人和事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杨威利作为一个内在世界极其丰富的人则更是如此。杨威利以极具包容性的性格,将各种的人格特质融汇在同一个个体中——如同包罗万象的宇宙一般——这样的矛盾与统一,让他的人格无时不散发着多彩的光芒。

2.包容

包容是杨威利的另一个重要性格特征,甚至是杨威利最为突出的一个性格特征。田中芳树在杨威利初次出场时便写道:“对于命运,他比莱因哈特更被动,更富有包容性。”[7]由杨威利直接指挥的同盟第十三舰队,其人员构成也体现出杨威利的包容——在他麾下,集合了性格各异,甚至在传统军人眼中看起来怪异的各类军人,其中包括被保守派军人认为有反叛可能的蔷薇骑士联队,和从银河帝国逃亡而来却坚持身着帝国军服的梅尔卡兹上将与副官舒奈德。杨威利自身的言行也处处体现着他性格中强大的包容力,从在外传《尤里安的伊谢尔伦日记》中,当和尤里安谈到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的厨艺时,杨威利说:“女性不必每一个都是烹饪高手。住在宇宙中的四〇〇亿人,有四〇〇亿种个性、四〇〇亿个善或恶、四〇〇亿的憎恶以及爱情、四〇〇亿人的四〇〇亿个人生。”这段话中,足见杨威利对人类多样性所抱持的宽容态度。当然,杨威利最为读者所熟知的,则是与尤里安的另一段对话:

“尤里安,希望你不要对敌国民众的生死抱着漠然的态度。”

“对不起。”

“不,不用道歉。不过,如果你带着‘国家’这副太阳眼镜来看事情的话,视野就会变窄,眼光就变得短浅。我希望你尽可能地不要只拘泥于敌我双方来思考问题。”[8]

在这里,杨威利的包容从性格层面提升到了思想层面,成为了一种自觉的宽容。在整部银英中,再没有一个人物能在包容力上与杨威利比肩。杨威利之所以能形成如此包容的性格,固然有他天生性格温和的原因,同时也可能跟他早年随父亲经商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杨威利的父亲杨泰隆是一个星际贸易商人,出于经商的缘故,需要时常在行星间来回奔波。在妻子去世之后,杨泰隆顺势把还是幼儿的杨威利带上了太空船。商船在宇宙空间航行,但商贸活动应该是要在行星之上完成。因此,当杨泰隆的商船在不同的行星停驻进行商业活动时,就成为了少年杨威利了解生活在不同行星上不同族群的风土人情的绝佳机会。《银英传》中的人类世界几乎布满整个银河系,因此完全有理由推测——即使同属一个政权,在如此广袤宇宙之中,各个行星之间的文化必然会产生差异,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因此,杨泰隆的贸易范围越广,杨威利所见到的文化类型就越多,对宇宙中的人类社会多样性的认识就越直观和深刻。而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就是一个人包容性格的前提。当一个人在性格形成的早期了解到如此多样的族群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宇宙空间、同一个国家之中时,势必会促进其“异族”的认可和理解,也能更直观地认识到,不同的族群之间并无绝对的对错之分,只是在遵循不同文化下的不同生活方式。天生机敏的杨威利,应该也很容易在早年长期接触不同族群的过程中,养成接纳和理解“不同”的包容思想。来自同盟的杨威利能够和来自费沙的波利斯·高尼夫成为童年的好朋友,也证明了杨威利对于不同文化之中的个人的包容。

早年随父亲在不同行星间经商经历,增加了杨威利了解不同族群的机会,养成了杨威利广阔的视野。同时,在进行商业活动的过程中,由利益和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冲突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父亲及其团队如何去协调冲突、解决纠纷,以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也应当是善于观察和思考的少年杨威利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内容。商人思维的平等与灵活,给了日后的杨威利在思考和处事方面的灵感,使他能够从容又平等地与不同类型的人相处,也更容易跳出政权、国家、文化的桎梏进行思考。

3.悲悯

杨威利极具包容力的性格,使他看待世界的目光中常带着悲悯。作为一个军人,他不同意将敌军的性命看作是可随意剥夺的:

因为无论是名将还是愚将,其杀人无数的记录都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愚将杀害了自己一百万人时,名将则杀了敌人一百万人。而在宁可被杀也绝不杀人的绝对和平主义者眼中,两者时没有什么不同的。[9]

杨威利悲悯帝国军士兵的生命,也悲悯帝国社会中的人民。他曾和尤里安有过这样的对话:

独裁者消失,从长期看,这对人类不是具有正面价值吗?尤里安想道,但是杨是不会只寻求这么单纯的见解的。杨拢拢他那头杂乱的黑发。

“对帝国的民众来说,那无疑不是好事。失去强有力的改革领导者之后,政治上就会分裂,更严重的话,应该说一定会有内乱产生。民众就成了牺牲品。那样就太残酷了!就这样,为了寻求同盟眼前的安泰,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可是,我们不能连这一点都管到吧?帝国的事只能由帝国来解决。”

杨怃然说道。

“尤里安,希望你不要对敌国民众的生死抱着漠然的态度。”[10]

杨威利的见识与思维十分开阔,性格又相当温和,非常善于与人类世界中性格、文化各异的个体相处。同时,热爱历史学的他也应该能认识到,主权国家只是人类社会某一阶段的产物,是一种“必要的恶”,不应把国家和政权的存在看作是人类的最高价值。综上所述,相比大部分长期处在单一文化类型之中,又懒于突破固有思维方式的人,他更容易跳出所在社会、文化、身份的限制,用更加冷静、客观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人类社会,这使得他的性格中带有非常强烈的人文主义者的悲悯。因此,即使杨威利在军事生涯中屡创胜绩,但他并没有一次为同盟军队的胜利感到欣喜若狂,读者反而屡屡见到诸如“杨注视着屏幕,仍然保持着坐在桌上的姿势,他摘下了军用贝雷帽,对着遭到败亡命运的敌人,不禁俯首黯然。他非常地疲倦,胜利总是使他非常地疲倦。”[11]“一想起这次胜利的果实将波及帝国民众,心灵的一双翅膀就显得益发沉重”[12]一类的心理描写。

杨威利是一个军人,战争时期,军人的工作内容就是制造死亡——自己的和他人的。杨威利作为一个制造死亡的军人,这样的悲悯是不是一种伪善?笔者认为不然。首先,伪善是指在言论中满口仁义道德,却在私底下行恶的人。也就是说,伪善的人所做的,是用语言上的“善意”为自己的恶行掩护甚至辩护。而杨威利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作为作过任何的辩护,也就是说,就他个人而言,他从内到外都认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一种恶。对此,杨威利甚至表示过自己应该下地狱[13]。他既没有为自己的作为辩护,也从不认为自己代表正义。因此,笔者不认为杨威利的悲悯是一种伪善。实际上,杨威利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做到了把伤害降低到最小,比如他最擅长的战法——集中火力打击,是一种以最高效率和最小伤害范围结束战斗的方式,又比如在《银英传》第一本第五章中,面对表示愿以全舰队“玉碎”以报皇恩的帝国军将领杰克特,杨威利选择只攻击他的旗舰,而任由其他帝国军舰逃亡。杨威利受身份所限,不得不制造死亡,他性格中的悲悯却使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深深的厌恶和自责,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尽可能让自己手上的鲜血少一些,以此来赎他认为自己永远也赎不清的罪。

4.机敏

在日常生活中的杨威利,是一个看上去十分普通、温和,甚至有一些迟钝的青年,但是一到了战场上,他的另一大性格特征——机敏——便充分展现出来。杨威利在同盟军中最响亮的名号是“奇迹的杨”“魔术师杨”,在《银英传》本传中,他亲自指挥的大小战役有十次,未有一场败绩。即使是面对政治和军事资源远超自己之上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杨威利也能通过自己强大的军事智谋,屡屡阻截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统一银河的宏愿。对此,田中芳树写道:“只要是解决和战术相关的问题,杨就算不上是个老实人,也不是个理想主义者。在获得胜利之前,杨可说是无比毒辣,毫不留情。”[14]就连费沙自治领的领主鲁宾斯基在见识了杨威利在战场上的表现之后,也称赞他“用兵如神”“才干恐怕还在罗严克拉姆伯爵之上”[15]。曾在早年和杨威利是好朋友的波利斯·高尼夫评价杨威利“领悟力强、心思又缜密。”[16]杨威利的旗舰休伯利安上的舰载机王牌飞行员奥利比·波布兰也认为杨威利“在谈恋爱方面拿零分,不过,若论起战略来,比他优秀的人倒是没有。”[17]

以上对杨威利的评价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他的智谋。杨威利之所以能够在军事上屡建战功,成为同盟军队乃至政府都不愿意轻易放手的重要人物,也是因为他在战略和战术上所展现出的强大智谋和高度应变。究其根源,一方面是因为杨威利广博的知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杨威利机敏的性格。

杨威利性格中的机敏,很难说没有受到父亲杨泰隆的影响。在上一章中,笔者提到,杨泰隆自己就以灵活和机智而享有盛名。因此,笔者推测,也许杨威利的机敏也有一部分继承于此,加上杨威利自己的善思好问,使得他的性格更加灵活与敏锐。这样机敏的性格呈现在军事上,为杨威利带来了极其辉煌的实绩。从21岁带领艾尔·法西尔市民撤退,到33岁与新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堪称“以一挡百”的回廊之战,杨威利在兵法上相继完成了声东击西(艾尔·法西尔事件)、兵不血刃(第七次伊谢尔伦攻略战)、反间计(德奥里亚会战中任用巴格达胥)、暗渡陈仓(巴米利恩会战)、无中生有(第十次伊谢尔伦攻略战)等古代经典军事战法的精妙再现,杨威利“同盟军第一智将”的美誉可谓实至名归。甚至连杨威利自己也对自己的谋略抱有自信,产生过能战胜自己的帝国将领应只有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想法。[18]新银河帝国的“艺术家元帅”梅克林格这样评价杨威利的机敏:

“杨威利真正伟大的地方,不在于他预测的准确度,而在于他使帝国军的行动或选择完全掌握在他预测的范围内。也就是说,银河帝国身经百战的名将们,总是在他预先设计好的舞台上舞蹈。”[19]

梅克林格的这段话准确地指出,杨威利的智谋不仅只是在“应对情况”,而是在“创造情况”。能够引诱如此多战绩辉煌的军事将领全数进入“杨威利的预设轨道”,仅靠思路上灵机应变这样的小聪明是远远不够的,要把“机敏”上升到“智慧”的层面,还需要对时局的清醒认识、对战场信息的解读与分析,以及对人性的准确把握。而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上天将以上所有特质都赋予了杨威利——早年随父亲行商的经历给了杨威利务实又灵活的精神,使他能够对于时局和战场形势做出客观的判断;来往于各个行星与族群之间的见闻,与失去双亲后体验到的人生起伏,使杨威利早早便通晓人性;对历史的热情则给了他扎实的知识和广博的视野。综合以上因素,在性格、心理、知识三大系统的支持下,魔术师杨威利才得以在战场上打出一张又一张使同时代的同僚和对手都惊叹不已的皇牌。

5.责任心

杨威利是一个对生命充满悲悯的人,他深知无止尽的争夺给人类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因此希望尽可能地过与世无争的生活。同时他也是一个通晓人性的智慧之人,他明白过于接近权势必然会身不由己甚至人格扭曲,因此他始终对掌握“高位”“权力”一类的人与事敬而远之。当处理完艾尔·法西尔事件后,他曾在心里期望能在一个边境地区的基地里等退休;当他先后在亚斯提会战和第七次伊谢尔伦攻略战中创下为人惊叹的战绩时,他对未来的规划是从军队退役;直到巴米利恩会战结束,同盟政府与新银河帝国签订停战协议,面对莱因哈特对其日后打算的询问,杨威利仍然回答想要退役。同盟是一个具有民主构架的社会,军人退出机制也并未被取消,杨威利屡次谈及退役却又没有退役,是因为他恋栈和故作姿态吗?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承认上文中杨威利的性格特征存在,那么,便可以排除杨威利是借威胁退役为自己谋利这一可能,在他的内心,确实有着退出军队,过平凡的历史研究者生活的强烈渴望,而杨威利始终不能遂愿,却是因为他内心深处的责任心。

人是社会中的人,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其与社会其他人的关系,以及自己身上所担负的职责。虽然杨威利确实和“勤勉”沾不上边,但并不意味着他的心中没有对“责任”的自觉——笔者认为,杨威利一直坚持远离权力,也可能是他认为接受越高的职位,必然会带来对社会、对人民越大的责任。如此大的责任,杨威利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个体承受得起,因此,他始终拒绝掌握权力。然而,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人便具有了社会性,更何况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社会中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个人要脱离社会而独自生存,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自然,杨威利和所在社会的所有其他人一样,也拥有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职责。虽然他所处的位置并非自己所愿,但对于他人生命的责任心使得他无法敷衍自己的工作。因此:

杨威利大概并不属于猛将那一类型,可是每次战斗,他总会站在最前线,尤其当战败之时,他一定会在舰阵的最末端掩护友军进行撤退。

杨认为这只是指挥官最起码的义务而已。[20]

从这一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杨威利的的确确厌恶战争和流血,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直到他的辞呈被批准之前,他都是一支军队的指挥官,如果自己因为对所在职位的厌恶而敷衍了事、玩忽职守,将造成更大的更无谓的牺牲和流血——而指挥官的第一义务,就是尽可能地保证自己的部下生还。杨威利不会为自己的晋升而争取,但他会尽全力为他人的生命而争取。

同时,杨威利在停战后无法顺利辞去职务,也是因为对部下的责任心。杨威利首次提交辞呈是第七次伊谢尔伦攻略战后,辞职失败的原因是席特列询问“新成立的第十三舰队该怎么办”。第二次准备提交辞呈是在审查会,面对政客们对自己无中生有的非难,杨威利大可拂袖而去,然而他仍然接受了政府的要求回到伊谢尔要塞指挥作战。最后,当同盟政府已然崩溃之时,杨威利在隐退和承担之间终于还是选择了后者。杨威利固然是在无奈之下选择了从军之路,但他至少在二十九岁之后的人生中还留在军队之中,并不是没有选择的结果,更是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于身边的部下、对于同盟军队,以及对于民主社会的责任,而做出的选择。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提到杨威利时说:“他从未怠忽过只有他才负得起的责任,一次也没有。”[21]并不是身为杨威利遗孀的溢美之词,而是对他生前事迹的客观陈述。出于义务而行道义之事,亦是人类道德之所在。

6.尖锐

在一般人眼中,杨威利只是一个非常温和的青年[22]。的确,和《银英传》中许多个性刚直的军人比起来,杨威利的整体形象要柔和许多。这样“柔且文”的常胜军人形象颇受东方文化下读者的喜爱,使杨威利“温和”的一面在读者群体中不断被强化。但如果过度关注杨威利的温和,便容易让粗心的读者忽略他的另一个重要的性格特征——尖锐。席特列就曾对杨威利说道:“你啊,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点都没变。从军官学校开始,你就是这样,脸上的表情很温和,嘴巴说的话却锋利无比。”[23]笔者在梳理《银英传》全书的过程中,发现杨威利表现出尖锐的场景并不少见。比如,在亚斯提会战的慰灵祭上,当特留尼西特正在同盟军人面前演讲:

“各位啊!我在此问一声,为什么这一百五十万的官兵会战死呢?”

“因为首脑部的作战指挥太差了!”

杨威利自言自语。当时众皆默然,这一声显得格外响亮。周围的人都愕然看向这位黑发的年轻军官。杨迎着其中一个人的目光直视过去,对方吓得惊慌失措,立刻将视线转回讲台上去。[24]

这虽然是杨威利的自言自语,但从效果上看,杨威利应该没有刻意地压低自己的声音。当然,如果仅是这样,杨威利也只是一个爱在私底下发牢骚的人而已。但被人发现自己在说什么之后杨威利的反应,便可称得上光明磊落。眼睛通常有心灵的外显之意,因而直视对方目光即是心灵与心灵的交流,杨威利在这一刻坦荡的回应,竟让对方吓得惊慌失措,立刻转回视线,退出这一场短暂却激烈的心灵交锋。仅此一片段,足见杨威利精神中十足的刚性。紧接着,杨威利用行动再一次印证了他的锋利。

这些人当中,只有杨威利仍默默地坐着,一双黑眼睛冷冷地盯着台上的演讲者。特留尼西特高举双手接受满场狂热的回应,忽然他的视线落在听众的第一排位置上。

    一刹那间,他的眼光一冷,嘴角不快地牵动了一下。因为他看到前排座位上有一个年轻军官竟然坐在原位没有起立欢呼。如果此人坐在后面,他可能就看不见了,但他却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在一片热烈的爱国情绪之下,眼前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叛徒!

    “军官,为什么不起立?”

    一位满脸横肉的中年军官怒道。他和杨威利一样佩戴着准将的徽章。杨转眼一看,平静地回答:

    “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想起立时当然就有不起立的自由。我不过是在行使这种自由罢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想起立?”

“我有不回答的自由。”[25]

不久后,当杨威利的养子尤里安·敏兹从他口中听说这件事,这个品性正直的十四岁少年都表示“就算您心里反对,起立拍手也没什么损失啊。在别人面前装装样子也就罢了!”[26]可见杨威利拒绝起立的行为并不是时下同盟社会的常态。也许正如尤里安所言,在场起立的许多人只是“在别人面前装装样子”,杨威利却连这个样子也不愿装,当面对由自己行为引发的后果——被忧国骑士团在夜里围攻私宅——也没有表现出一丝胆怯,杨威利锋利的一面可见一斑。在杨威利的日常言行中,这样锋利的时刻也不少。

当席特列通知杨威利晋升的消息时: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上面已经决定要升你为少将了,明天就正式递交给你任职令! 你知道为什么升官吗?”

    “大概是因为打了败仗吧?”[27]

当姜·列贝罗与同僚荷旺·路易提到杨威利时:

“上次那场审查会中,他是个勇猛果敢的抨击者,还是个不屈不挠的辩论家——这可都是你告诉我的。”[28]

当巴米利恩会战前,杨威利面对要求自己与市民约定“让正义获胜”的记者时:

杨原已在感情的门扉上了忍耐之锁,但是这时候那把锁仍然差点要迸散开来。当他正想朝着对方吐出如熔岩般灼热而毒辣的话时,一个比他冷静的声音插进来拯救了他。[29]

这样的锋利和勇猛,在杨威利的最后一战——回廊战役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帝国军的诸将战栗了。杨此时的用兵法,让人觉得用“猛将”来形容他比用“智将”更为贴切。杨的炮火极为猛烈,击碎了帝国军的抵抗,朝莱因哈特永远的乘舰伯伦希尔逼近过去。[30]

综上所述,杨威利绝不是一个仅有温柔和谦和的单纯文人形象,实际上,他的形象应该是文与武,智与勇的统一,缺少了任何一面,都将是不完整的。不过,也应注意到的是,杨威利的锋利从来没有用来针对过个人,他的锋利只用来针对事——即使是他最讨厌的政客特留尼西特,杨威利对他的抨击也是停留在他扭曲民主主义原则的言行,以及其言行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并没有对其进行过人身攻击。因此,笔者认为,在杨威利尖锐的言辞背后,是他高度道德感和责任心的体现。

关于责任心的部分,笔者在上文中已经做过阐述。此外,田中芳树也没有吝惜对杨威利道德感的描写,尤里安·敏兹认为杨威利“是个最正直的人”[31];第一次见到杨威利的先寇布,就对杨威利说道:“如果您不是个过于正直的人,那么您就可说是鲁道夫大帝以来最大的诡辩家了。”[32]杨威利对人始终是非常谦和的,在待人接物上,他始终保持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同时,他性格中的正直又让他无法忍受社会道德的堕落和政客玩弄政治的行为,他对于民主体制的认同,使他拥有高度的公民自觉——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每一个公民都应担负起建设社会的责任。因此,杨威利内心的道德感和公民的责任感,令其在面对制度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时必须显出尖锐的一面,去行使揭露、监督与问责的权利,为社会倒退增加成本。可以说,田中芳树用尖锐补全了杨威利作为一个公民和日后的民主体制守护者的形象。

7.叛逆

杨威利性格中尖锐的一面衍生出了叛逆这一性格特征。与模范学生尤里安·敏兹不同,田中芳树从来没有在杨威利身上使用过“乖巧”一类的形容。虽然先寇布曾用“一直遵从命令”[33]来形容杨威利,但实际上,杨威利做过不少“违反规则”的事——军校时代发起呼吁当局撤回取消战史研究系的运动;在值班时放过了触犯宵禁的亚典波罗,后来还与其成为朋友共同成立了“有害书籍阅读会”;在慰灵祭上拒绝起立,甚至引来了忧国骑士团的报复;巴米利恩会战后,藏匿了相当数量的军舰和军事人员在塔杨汗基地……以上种种无论是性质抑或影响都绝非寻常小事的事例,都证明了杨威利的反叛精神。

田中芳树这样形容杨威利的叛逆:

总之,如果有人居高临下地逼迫他“你要向右”的话,他就会明知不利而偏偏向左,这似乎就是他的性格。[34]

如果说真心话,杨的意思是,任何事情如果以规定来强制执行,就算是正确的,也令他难以接受。正是因为没有露骨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且知道应当在何种时机与场所下大喊“国王长着驴耳朵”,他才能够平安无事地领退休金过日子。不过在一个权力者或是其忠实猎犬看来,他无论如何都不像一只驯服的小羊。[35]

从上文中,笔者发现,杨威利的“叛逆”并不是“童年式的自我中心”的后遗症,他的“叛逆”蕴含了两种价值倾向——一是个人主义,二是反权威主义(这两种价值倾向都会在下一节中进行说明,在此不赘述),以上两种价值倾向的共同点都在于反对权力机构(掌权者)对个人自由的剥夺和控制——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杨威利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总是不遗余力地维护自己的自由权利,随着时势的衰落,他也义不容辞地去维护能够保障个人行使自由的社会机制。这样一种叛逆非但不是一种破坏,反而是杨威利人格具有建设性的明证——每一个民主社会下的合格公民,都应该为个人的自由权利抗争,时刻警惕政府的腐败和权力对个人权利的操控与侵夺。与他的锋利一样,杨威利的叛逆是一种有价值的叛逆。

8.幽默

上文列举的杨威利的种种性格特征,向我们展现了杨威利人格中伟大和庄严的一面。不过,杨威利的人格形象绝非只有伟大和庄严,他也有一些普通的、可爱的性格特征——幽默便是其中之一。

黑色幽默几乎是第十三舰队的军官们的集体技能,在波布兰、先寇布、亚典波罗等人精彩绝伦的伶牙俐齿面前,杨威利的幽默感并不突出。但将杨威利单独与同盟和帝国的大部分军官比较,他的幽默感至少应在其平均水平以上。

杨威利发挥自己的幽默感,大部分都在和养子尤里安·敏兹与知己卡介伦的对话中。比如在被忧国骑士团破坏了客厅后,给杨威利打来电话的卡介伦看到他正盘腿坐在桌子上,卡介伦说:

“原来阁下在家里习惯坐在桌子上。”

“这要看是星期几!”

杨坐在桌子上回答,卡介伦苦笑了一下。[36]

又比如,当谈及杨威利的年龄时:

军官学校的学长亚列克斯·卡介伦曾对他说:“你没有家庭之累,所以看起来比较年轻。”

“有这种丈夫的卡介伦夫人才辛苦呢!也只有圣女才有这种耐性。碰到这种蛮横粗暴的丈夫,一般的女性只怕一年也忍受不了吧!”杨这样反驳道。[37]

以及:

手里抱着五岁次女的卡介伦看到杨慢吞吞地还礼,故意露出促狭的笑容。

“怎么?好像满脸不情愿哦!”

“我的心灵受伤了,我还是单身汉,应该叫我哥哥就好了呀。”

在私下的场合里,杨总是用学弟的口吻对卡介伦说话。

“太奢求了吧!三十几岁还是单身汉,你不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反社会行为吗?”

“很多终生独身者对社会也很有贡献啊。要不要我列一张四五百人的名单来看看?”[38]

因为卡介伦是自己的同辈与至交,因此杨威利在卡介伦面前的幽默显得较为尖利。在面对养子和学徒尤里安·敏兹时,他的幽默则带上了少年般的顽皮:

“说正经的,卡介伦的女儿,还有先寇布的女儿,你喜欢哪一个,看你的决定怎么样,我也好有个心理准备哪。”

“提督!”

尤里安感觉自己的脸颊热了起来,热得令他自己都觉得意外。看到他的表情,杨反而有趣地吹起了笨拙的口哨。像现在这种时候,他倒挺适合做先寇布和波布兰的上司。[39]

“太麻烦了,不过如果是你要写来称赞我,那我会很高兴的。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将我写成一个充满了知性与魅力,而且冷静的男子!”

只要说到和自己有关的话题,他一定都会把结论归到玩笑的方面,杨就是这样一个人。[40]

在尤里安看来,他总是带着淡然的表情啜着红茶。

“怎么老想睡觉哪!看来我是苦夏啊,尤里安。”

“提督是‘苦四季’哟!不要把责任推给夏天。”[41]

当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成为自己的妻子后,杨威利也会和她开玩笑。比如,当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从同盟政府手中救下杨威利时,他对她说:

“哎呀,哎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泡汤了。”[42]

在杨威利即将去和莱因哈特会面时,他说:

“菲列特利加,我去会会宇宙第一的美男子,大概两个星期就回来了。”[43]

素来对杨威利的人格十分好奇的先寇布也敏锐地发现了杨威利言行中的诙谐:

在先寇布眼中,杨的表情不像是大敌当前、策划谋略的智将,反而更像是想对一个风评不佳的教师恶作剧的学生。[44]

甚至当遭遇生命危险之际,杨威利依然在发挥着他的幽默感。比如,当奉命秘密处决杨威利的军人问他最后的愿望时,得到的回答是“我希望能喝到宇宙历八七〇年份的白酒,之后才死去”[45]。最后,当大腿动脉被洞穿,即将因为失血过多而失去意识之际,他还在心里想“哎呀,‘奇迹的杨’变成‘浴血的杨’了。”[46]——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杨威利的这个想法更像是对自己未能完成和谈的遗憾的自嘲。

从心理学上讲,幽默是一种心理机制,是一个人的大脑面对冲突的应对。与不谙世事的少年的“无忧无虑”不同,幽默的内核通常是困惑的、矛盾的和悲伤的。但是,一个坚强的、健全的人格,为了不使这些困惑、矛盾和悲伤带来的负面情绪伤害到自己的心灵,便会将这些冲突以玩笑的、讽刺的、诙谐的方式表达出来。事实上,杨威利的人生绝谈不上一帆风顺,从他幼年时期起,他便不时经历着许多个人力量难以改变的挫折。无论是早早失去双亲的悲痛,还是缺少同伴的孤单,这些都是一个人人格形成过程中的不利因素。然而也许命运始终没有放弃杨威利,又给了他一个坚强豁达的性格,让杨威利即使在遭遇这样沉重的挫折后,依然能用一种健康的方式释放他的情绪,在这个过程中,杨威利的幽默感便逐渐形成了。奥利比·波布兰在与卡特萝捷·克罗歇尔谈话时提到,杨威利舰队中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把不幸当成一种商品来看待[47],而显然杨威利也是其中一员。与舰队中大多数人一样,杨威利的幽默,也是对无常人生的一种积极而坚强的回应。

9.消极

到这里,我们应该不难看出,杨威利的确是一个具有相当的人格高度的人。然而杨威利毕竟是人,既然是人,就一定不是完美无瑕的——和他性格中的积极因素一样,他的性格中消极和退守的倾向也十分突出。

在《银英传》中,有这样一段对杨威利的评价:

即使一些对杨威利不抱好感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没什么欲望的人,这是事实。而另一方面,对他怀有好意的历史学家们也不得不提及,他有一种不爱多交朋友和不懂争取机会的消极性格。[48]

为此,杨威利的理由是“嫌麻烦”:

他觉得最麻烦的,就是让那些持不同想法及价值观的人来了解自己。……

“对于不喜欢的人,我没有必要去讨好他。对于不想了解我的人,我也没有让他了解我的必要。”[49]

只要杨有意去做,他完全能够言语犀利,对政府高官极尽揶揄之能事。以前他之所以不这样做,一来因为没有机会,但更重要的是他嫌麻烦。[50]

既然和不感兴趣的个人交往都没有兴趣,杨威利自然也不乐于参加形式大于实质的社交场合:

典礼、宴会、演讲……海尼森充斥着这些令杨反感的仪式。[51]

由此可见,杨威利对于社交——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组织的——都兴趣寥寥。由于缺少证据,笔者不能对杨威利妄下“社交焦虑”的判断,但至少可以确定一点——杨威利是一个在性格上内向性非常强的人。

在维基百科上,对于性格“内向性”的解释如下:

内向者一般是安静的低调的、深思熟虑的,而且很少参加相关的社交活动。……典型内向的人大都愿意独处而不是与他人共处,虽然他们也愿意与亲密的朋友交往。他们习惯在一个时间只专注于一件事情。内向者倾向于说话前会先思考,内向者更愿意独自思考而不是与别人交谈。……尽管他们肯愿意同人交谈,同建立人际关系,但仍然着重个人的私人空间,但多数时间都处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52]

从这一段叙述来看,杨威利的性格无疑符合心理学对内向性的界定。“内向”与“外向”性格的形成,固然与一个人的先天性格有关,同时也受到其生长环境的深刻影响。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杨威利的早年是在一个缺乏与同龄伙伴互动的环境中长大的。即使是和最亲近的父亲,两人最长时间的交流也是坐在一起安静地擦古董,唯一提到的童年伙伴是只相处了两三个月的波利斯·高尼夫。少年杨威利热爱历史,愿意一个人沉浸在过去的人类社会中,正是他在精神上转向内在世界的明证。即使后来有了约翰·罗伯特·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两位好友,也是在杨威利志趣已经形成后的青春期晚期。在军校毕业后,杨威利仍是长期单身独居。无论是现实环境,还是精神世界,杨威利早已经习惯独来独往。在人格独立之后,杨威利便更没有必要,也没有需求要进行多余的社交活动。

对于一个平凡的人来说,内向也好,外向也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并无优劣可言。但是,当一个人面对其社会角色赋予自己的要求时,一些性格特征便会在某些情境中显得不利。对于杨威利来说,即是他作为被众人寄予厚望的军事指挥官,却由于性格上的内向没有表现出充分发挥自己才干的意愿。

一直到同盟军瓦解为止,杨只是担任最前线的指挥官而已,并没有处于制定战略计划的核心地位,这是导致上述情形产生的主要外因,但部分原因也在于他本人无意去克服这个外在因素。因此也有人批评杨消极而优柔寡断,他对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干有几分犹豫,这种价值观使他偏向了否定自身才干的方向。[53]

田中芳树还写道:

也有历史学家指出,杨有不想做第一人而宁愿屈居第二的心理倾向。譬如,杨对老前辈亚历山大·比克古提督倍加尊崇,并不单单是出于敬爱而产生的感情,也是他自己想居于第二位的深层心理所致。[54]

这里提到了杨威利内向性格的另一种表现——退让。杨威利不愿意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干,也许是出于对军人制造死亡的厌恶和自责,基于尽量减少流血的心理,他不愿意在军事上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态度。田中芳树在书中还列举了一些持不同观点的后世[55]历史学家对杨威利的评价,这些评价作为银英世界中历史学家的观点,不能将其作为事实来看待,但至少能从中了解到,有一部分人将杨威利的行为看作是不愿居首的表现。在外传《螺旋迷宫》中,杨威利有过在边境行星度过平凡一生的心愿,也从未表现出对于名利地位的追求,更遑论对“第一人物”的渴望,他的谦虚和自省又让他不允许对自己的才干沾沾自喜,综上种种,在他人眼中便就会显得过于退让。如果杨威利不是生活在同盟社会的危急存亡之际,时势又没有把他推到前线举足轻重的指挥官的地位上的话,也许杨威利的退让算不上太大的缺点,但当他的身上背负了太多同盟军队和社会的期望时,这便会成为一部分人批评杨威利的重要理由。然而也应该看到,即使杨威利未必是心甘情愿,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在一些关键的时刻,他也尝试着克服自己的退让去争取过一些机会。比如在亚姆利扎会战的军事筹备会上:

霍克的乐观论调令杨感到疲惫。杨压抑了想说“随你去吧!”的心情,再次反驳道:“帝国军的指挥官可能就是那位罗严克拉姆伯爵。他的军事才能是超乎想象的。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一点,研商更慎重的计划,不是吗?”[56]

杨威利的性格中个人主义[57]的色彩十分浓厚,面对霍克的观点,他的第一反应是随他去,因为霍克作为一个个体,即使他的观点在道德上被认为十恶不赦,但在受到法律审判有罪之前,他依然拥有公民的言论自由。杨威利作为个人,既没有权力剥夺霍克的言论自由权利,他退让的本性也不愿意对别人的言论多做议论。但考虑到霍克的地位和他的观点可能对同盟社会造成的影响,杨威利必须压抑自己退让的性格,拿出进取的态度和霍克争辩。同盟社会一步一步走向瓦解,杨威利对于同盟社会和民主体制的作用却越来越重要,此时杨威利的生命已不再只属于自己,也属于所有交付出生命和未来以换取民主体制存活的前人和同伴。基于自己的责任心、良知,以及对民主的认同,杨威利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几乎是用最大的努力压抑了性格中的退让,用生命为宇宙留下了一颗民主的种子。

10.*孤独[58]

内向、退守的性格,失落的少年乐园,过早被推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种种因素共同衍生出杨威利的一种心理状态——孤独。

杨威利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经历持续的失落——失去给其以生命的母亲、失去养育自己的父亲、失去做历史学者的理想、失去青少年时代的挚友,失去生于斯长于斯的民主社会……人生无常的悲哀,总体说来分为三大类——亲朋远去的悲哀、由幸福到不幸的悲哀,和走向死亡的悲哀。在杨威利三十三年的生命之中,他经历了亲人和友人的离去、国家和时代的衰亡,以及最终的自己的死亡,杨威利不是神,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接连经历如此密集的失落,很难不让人在心态上发生一些变化。因此,田中芳树也写道:

在孤独中,要保持心壁上没有任何裂痕,并非易事。[59]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到,杨威利的内心应该有着许多无法言说的苦痛——斯人已逝,他无从向理解自己的亲友倾诉。尤里安·敏兹虽说是自己的养子,也十分崇拜和亲近自己,然而出于年龄和阅历的差距,杨威利无法与他获得心智上真正的共鸣。即使之后第十三舰队组建,杨威利拥有了在志向上最为合拍的同僚们,但工作中的合作并不能代替情感和心灵的交流。也许是杨威利的性格过于内敛,也许是他的心灵十分坚强,大部分时候,人们只看到杨威利神奇的战略魔法和常胜不败的光环,兴致勃勃地向他请求下一次精彩的作战,却听不见“不败的杨”光环之下的一声叹息。人生如此,杨威利只得早早接受“谁肯相为言”的现实,将孤独掩藏在盖住脸的黑色扁帽,或不透光的太阳眼镜之下。

笔者认为,唯一有可能感知到杨威利孤独的两个人,应该是亚列克斯·卡介伦和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有着敏锐的感知力,加上对杨威利的感情,因此,她会看到杨威利的脸上会闪过一瞬间的痛苦失望的阴影[60]。卡介伦则作为杨威利青年时代一路走来仅存的一位知己至交,他与杨威利的关系应该是十分亲密的。在《银英传》本传包含的四年时间里,杨威利唯一上门拜访过的朋友只有卡介伦一家,卡介伦也乐于接受杨威利和尤里安·敏兹加入自己的家庭聚会。甚至在杨威利被刺杀后,他悲痛的更多原因都是失去了一位挚友,而非仅仅是失去了复兴民主体制的希望。鉴于卡介伦的心思缜密,与他和杨威利熟识的程度,他应该也体会到了杨威利内心若隐若现的孤独。笔者心里甚至有一个猜想:卡介伦坚持要远离朋友独居的杨威利收养尤里安·敏兹,除了一番明面上关于建立家庭的社会义务论调之外,也许也是希望尤里安·敏兹的到来能转移杨威利的视线,使他不要过于陷入孤独之中的善意之举。

综上所述,杨威利的性格矛盾、多元、丰富而富有魅力。他既有充满热情的一面,也有消极退守的一面;既有伟大高贵的时刻,也有幽默顽皮的时刻。他的人格形象鲜明而饱满,即使是不同年龄、不同认知、不同审美倾向的读者,也总是能在杨威利的身上找到共鸣。杨威利有时只像是你我身边一个普通的同伴,有时却又像是你我心中理想的样子——他因具有人性而亲切,又因超越了人性而伟大。


[1] 摘自维基百科“人格”词条。

[2] 引自《银英传》第七本第二章。

[3] 引自《银英传》第七本第八章。

[4]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七章。

[5]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七章。

[6] 与前一句,均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七章。

[7]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8]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五章。

[9]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10]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五章。

[11]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八章。

[12]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五章。

[13] 原文为:“杨心里想着,就算只有这么一次,阎罗王也肯定会为自己保留一个特别席位吧。”(《银英传》第六本第七章)

[14]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四章。

[15]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三章。

[16]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七章。

[17] 引自《银英传》第四本第八章。

[18] 原文为:“‘若是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自己倒也罢了,我可不想输给他的部下……’察觉到自己竟有此种想法,杨不禁一阵苦笑。他想这不是自信,而是骄傲吧?”(《银英传》第三本第六章)

[19]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三章。

[20]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五章。

[21]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六章。

[22] 原文为:“因为在一般人看来,他只是个非常温和的青年而已。”(《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23]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24]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25]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26]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27]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28] 引自《银英传》第四本第五章。

[29]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五章。

[30]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四章。

[31]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32]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五章。

[33] 原文为:“‘像你这样一直遵从命令、受法律束缚的人……’”(《银英传》第六本第七章)

[34] 引自《银英传》第四本第四章。

[35]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二章。

[36]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四章。

[37]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三章。

[38]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三章。

[39]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五章。

[40]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九章。

[41] 引自《银英传》第十本第五章。

[42]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七章。

[43]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五章。

[44]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二章。

[45] 引自《银英传》第六本第七章。杨威利说这番话时,是宇宙历799年。

[46]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五章。

[47] 原文为:“‘把不幸当成一种商品来看待,并不符合我们舰队的风气。’”(《银英传》第七本第八章)

[48]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六章。

[49] 引自《银英传》第八本第六章。

[50] 引自《银英传》第三本第六章。

[51]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一章。

[52] 引自维基百科“外向性与内向性”词条。

[53] 引自《银英传》第十本第六章。

[54] 引自《银英传》第七本第二章。

[55] 指银英世界里的“后世”。

[56]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七章。

[57] 这里的个人主义是构成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概念,并不等同于“利己主义”。

[58] 孤独并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情绪反应。但出于章节内容的考虑,只好一并放在这一节做简要说明。

[59]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六章。

[60] 原文为:“菲列特利加看到杨的脸上掠过了痛苦失望的阴影。这阴影在一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声叹息。”(《银英传》第一本第八章)

《银英》阅读笔记丨杨威利:充满矛盾和胜利的丰富人生 一(三)

一 “两手空空的杨”——曲折的早年经历

(三)少年乐园的失落

杨威利在《银英传》本传中第一次出场,是在宇宙历796年1月的亚斯提战役。时年29岁,军阶为准将的第二舰队次席幕僚杨威利接替因伤不能指挥舰队的派特中将,成功避免第二舰队战败,成为同盟政府大力宣传的“亚斯提的英雄”。这个开场初看令人为之一振,从此以后,杨威利在短短三年半的时间里,从准将一路升到元帅,从一个军中无足轻重的次席幕僚成为同盟军队、政府,乃至民主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这样的晋升速度,用“平步青云”来形容实在不为过。但是,在杨威利的生命螺旋不断攀升至新高度的背后,却有一个他深深怀念,又永远失落了的少年乐园——实际上,和莱因哈特一样,杨威利也是在传说一开始,就失去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田中芳树在《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介绍了杨威利十六岁以前的经历:

威利五岁时,母亲去世了。

由于父亲杨泰隆苦于应付儿子,于是当女佣不在时便拉杨威利一起擦拭古董,甚至向亡妻的亲戚表达“古董比儿子更费钱,所以古董比儿子更重要”的想法,激怒了杨威利母亲的亲属:

……亡妻的亲戚们个个暴跳如雷,并扬言要把事情告到法庭解决。杨泰隆发觉事态不妙,抱着儿子独自搭乘恒星间商船,从首都海尼森销声匿迹。

……就这样,在杨威利十六岁之前,他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太空船上度过的。

杨威利五岁之前的人生是否幸福满足,书中没有提及,读者也无从知晓。从这一段描述中,可以看到,在早早地失去了母亲之后,杨威利很快被父亲带到了太空船上。杨威利的父亲杨泰隆是一个星际贸易商人,商贸业务需要经常做星际间的航行,也就是说,他几乎不可能在某地作长时间的停留。这对于已经成年的杨泰隆来说,影响也许并不大,但对于尚在童年时期的杨威利来说,却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长期在行星之间的奔波,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使童年时代的杨威利很难交到长期稳定的同龄朋友。杨威利在十六岁之前,称得上其同龄伙伴的,整部《银英传》只提到了波利斯·高尼夫一个人: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随父亲在星球间旅行。有一次碰到一个境遇跟我很像的小孩,大我两岁左右,但我们却成了好朋友。我跟他相处了两三个月,发现他领悟力强、心思又缜密。刚才那些话就是他说的。”

“他叫什么?”

“杨威利。”[1]

从波利斯·高尼夫的回忆中,可以看到,童年时期的波利斯·高尼夫和杨威利作为朋友应该是有过一段相处愉快的时间。在巴米利恩会战结束后,波利斯·高尼夫还在海尼森“和阔别六七年的老朋友(此处指杨威利——笔者)会面”[2],这说明,杨威利和波利斯·高尼夫不仅在童年时是好朋友,在成年后也应该有过会面。但是,从波利斯·高尼夫的话中也可得知,杨威利和波利斯·高尼夫的童年好友关系仅维持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之后两人应该又分别随各自的父亲开始了新的行程。关于少年杨威利接受教育的情况,《银英传》没有提及,但根据杨威利申请海尼森纪念大学的计划,可以推知他应该是完整接受了同盟社会的基础教育课程。又结合上文中田中芳树描述杨威利十六岁之前大半时间都在太空船上度过,可以合理推测:杨威利在基础教育阶段,也许发生过不止一次的转学,以配合不断在星际往来经商的父亲。即使杨威利在学校中结识到比较投缘的朋友,其结果也都像与波利斯·高尼夫的关系一样——只能做两三个月的好朋友。

据德裔美籍发展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的社会心理发展阶段理论,一个人的5岁到16岁主要包含了童年中期(5-12岁)和青春期(13-19岁)。童年中期的中心任务是教育,重要关系是学校;青春期的中心任务是同辈群体,重要关系也是同辈群体。虽然笔者推测杨威利可能没有固定就读的学校,但他确实一直在接受教育,并没有离开学校,加上他有一个思维灵活的父亲,也起到了辅助教育的作用,因此,杨威利在童年中期的中心任务可算基本完成。但当进入了青春期后,没有长期稳定的同龄朋友确实对杨威利的产生了一些影响。田中芳树写道,少年杨威利的兴趣是“爱看录像带,爱看再版的老书,也喜欢听从前的故事”[3],尤其是报考历史系的志愿得到父亲的认可后,他“便更加沉醉于历史了”[4]。看录像、看书、听故事、沉迷历史,除了凸显杨威利对历史的热情之外,这一系列兴趣还有一个共同点——这都是一些独自一人就能完成的事情。由于没有一个可以长期在身边分享、交流、互动的同龄朋友,加上杨威利天生内敛的性格,于是,他选择独自和过去的世界呆在一起。这也导致了成年后的杨威利在现实生活中社交力显得有些不足,田中芳树在书中数次提到,杨威利对聚会、婚礼、庆典等群体活动既不太热衷也不太擅长,即使在成为舰队司令官之后,杨威利最放松的休闲活动仍是一个人在长椅上休息、看书,或思考。当然,如果认为杨威利和人群保持距离的倾向只是孤独的少年经历的结果,又可能走入环境决定论的误区。在这里,笔者更认同个体心理学派的观点——一个人人格的形成,是由生长环境(家庭)、所受教育(学校)和自身努力(个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杨威利的少年经历里,我们则可以说:杨威利少年时代的境遇,强化了他对历史和思考的热情,从而逐渐形成了杨威利独自行事和独立思考的人格特征。这样的影响固然对杨威利的智识起到了正向作用,但也不应忽略一个客观事实:少年杨威利在大部分时候是孤单的。而这样一种孤单的境况,又在父亲杨泰隆去世时被进一步升级了:

就在他满十六岁的前夕,他的父亲杨泰隆死于太空船的核子融合炉意外事故。

……父亲生前在公司所拥有的权利也用来偿还债务了。最后,杨和那堆积如山的破铜烂铁一起被丢弃在路旁。[5]

这时的杨威利刚满十六岁,和许多尚在父母的保护下享受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的同龄人不一样,命运早早地在他面前展开了一幅悲凉的画卷:在人生尚未开始之际,他因为失去了双亲而孤身一人,又因为失去了财产而流落街头,更令人唏嘘的是,此时此刻,他身边连一个能够陪伴他,给他一点心灵慰藉的伙伴都没有。在这样近乎绝境的情况下,杨威利只得暂且向命运低头,放弃进入海尼森纪念大学历史系的理想,转而报考唯一能够让他免费研读历史的军校战史研究专业。而即使是这样一个愿望,也因为随后战史研究专业被裁撤而落空,万般无奈之下,杨威利只好进入了战略研究专业,在毕业后成为一名开赴前线的军官。这时的杨威利,不仅失去了过去(双亲)、现在(财产),就连未来(理想)也一并失去了。军校的同学们称杨威利为“两手空空的杨”,一方面体现了杨威利洒脱、淡然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却道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事实——青少年时代的杨威利,实在是在失去了一切之后,才于无奈之中走进军校大门,走上了一条从未出现在自己过往人生规划中的职业军人之路。

正当杨威利的人生即将走入前所未有的低谷与未知之时,命运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而这一扇门所连通的即是杨威利真正意义上的少年乐园——约翰·罗伯·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

《银英传》中没有明确提到杨威利与拉普相遇的时间,但在外传《螺旋迷宫》中提到,当杨威利呼吁当局撤回废止战史研究科时,“战史研究科中响应他的呼吁的,只有约翰·罗伯·拉普”和“一位校外的协助者,洁西卡·爱德华”[6]。(感谢网友紫苮_Viola的提醒)因此,杨威利和拉普应是在战史研究系中相识的同学。在结识了拉普之后,杨威利又和洁西卡成为了好朋友,三人的好友关系至少维持了十三年之久。

约翰·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在《银英传》出场后不久便迎来了各自的死亡,所占篇幅并不多,但这并不代表约翰·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对于杨威利而言无足轻重。实际上,这两个人对于杨威利的意义相当重要——当少年杨威利在军校中经历被迫转向的人生之际,约翰·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作为他的同辈群体,给了他陪伴的安慰和快乐,也填补了他青春期重要关系的空白。从小便随着父亲在太空船上来往奔波,始终无法拥有长期稳定的同龄朋友的杨威利,在最孤单无依时,终于有了两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田中芳树在《银英传》第二本第一章中写道:

炸鱼和马铃薯之类的便餐勾起了思乡情绪。军官学校时代,杨经常和他的狐朋狗友——罗伯·拉普一起溜出宿舍,到这种便宜又可口的小吃店来,大饱青春期的食欲。

以他俩的酒量,喝葡萄酒就足够了,却点了德国威士忌之类的蒸馏烈酒,大过酒瘾后,他们刚迈出小吃店,就一头栽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通过老板的联络,洁西卡·爱德华赶到,为避免被严厉的教官们发现,她把两人移到店内看护。

“罗伯·拉普,杨威利,睁开眼,振作点!天亮前没赶回宿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哦!”

洁西卡冲咖啡给两个大醉的年轻人喝下,咖啡没有加糖,但喝起来却有种奇妙的甜味……

田中芳树对杨威利感情的描写通常都由动作描写来完成,很少出现这样正面且温馨的描写,也再次说明了这两位青少年时代的好友在杨威利心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应该注意到,杨威利在回忆起自己的两位好朋友时,勾起的是“思乡”的情绪。思乡一词,本应用在亲人和故土上,在这里,固然可以说是表达了杨威利对于自己出生地海尼森的感情,但杨威利在思念起故乡的人时,首先想到的并非是父母,而是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约翰·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因此,笔者认为,杨威利与这二人的关系中包含了亲情的成分——即他们是亲如家人的朋友。而后期杨威利又似乎对洁西卡·爱德华产生了一些超越友情的感情,几乎可以说,直到杨威利27岁领养尤里安·敏兹之前,约翰·拉普和洁西卡身上承载了少年和青年早期的杨威利的全部友情和一部分的亲情和爱情。又由于“故乡”也带有些许“乐园”的特征,因此,杨威利的少年乐园,毫无疑问,是由约翰·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构成的。

但是,少年总是会长大成人,随着青春的消逝,人注定要离开乐园。因此,无论是乐园中的人走出去,还是乐园自身的崩塌,失落是乐园注定的结局。而杨威利的少年乐园则是用一种更加惨烈的方式——乐园中人的死亡——宣告了它的失落。已经和洁西卡·爱德华订婚的约翰·拉普在亚斯提会战中,因为舰队司令官的战术决策失误而死。田中芳树没有用眼泪来描写杨威利的悲伤——这不符合杨威利内敛的性格——然而,我们仍能在一些细节处瞥见杨威利内心悲痛的一角。亚斯提会战结束后,杨威利在和格林希尔父女聚餐时,曾说道:

“我有个留下未婚妻而死去的朋友,想到这一点就让我现在很……”[7]

杨威利没有再说下去,格林希尔上将也没有再问下去。而杨威利没有说出口的话中蕴含着多少深厚的感情,无需笔者多言,读者尽可以体会。更不幸的是,仅一年半后,洁西卡·爱德华也在海尼森国家广场大屠杀中丧生。田中芳树写道:

杨威利得知洁西卡·爱德华的死讯后,对于此事一言不发。只是当天他戴着太阳镜掩饰表情,一整天都未曾取下。第二天他才恢复了平常的样子。[8]

以杨威利内向而坚韧的性格,当到了需要用墨镜来掩饰自己心情的地步时,可以想见此刻的他已经无法靠自身来控制悲恸和痛苦外溢。此外,田中芳树又写道:

当得知洁西卡·爱德华遭杀害之后,他(指杨威利——笔者)自己也不知难过了多久才恢复平静。[9]

当杨威利产生这样的心理活动时,距离洁西卡·爱德华的死已经过去了两个月,更重要的是,杨威利把洁西卡·爱德华的死看作是“不知难过多久才能恢复平静”的事件,可见其对杨威利的精神世界所产生的伤痛和震荡。随着洁西卡·爱德华的死亡,杨威利的少年乐园彻底地消失了。从此以后,“故乡”和“故人”都成为了永远回不去的梦境,梦境之外的人只能在追忆中获得一丝慰藉,而这样的慰藉又因梦终将醒来而成为更大的失落。宇宙历797年,和处在银河另一端的莱因哈特一样,失去少年乐园的杨威利被命运推到了传说的路口,他迎着时代的风仰头望向路的前方,彷佛看见一个拥有更长未来的世界。

TBC


[1]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七章。

[2] 引自《银英传》第五本第十章。

[3]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4]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5]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

[6] 引自外传《螺旋迷宫》第九章。

[7] 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六章。

[8]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五章。

[9] 引自《银英传》第二本第七章。